《行香子·止酒(其五)》 - 元·张翥

[元]张翥

扰扰阎浮，清浊同流。费精神、补喜填忧。岁云暮矣，卿可归休。有板支颐、书遮眼，被蒙头。

蝼蚁王侯，华屋山丘。待他时、老去优游。筑间茅屋，买个黄牛。种芋成区，瓜作圃，稻盈畴。

这首词题为《止酒》而绝不言酒，寄慨抒怀却不离陶渊明《止酒》诗之旨。温汝能《陶诗汇评》云：“止之为义甚大，人能随遇而安，所得即止。渊明能饮能止，非役于物。”张翥这首词，亦表现了“随遇而安，所得即止”的人生态度，所不同的是，这首词更侧重于对设想中归休优游之乐的描写。

“扰扰阎浮”即“阎浮扰扰”，阎浮，阎浮提之省称，佛教谓中华及东方诸国为阎浮提洲。此谓天下之大，一片纷乱。举世幽昧，其突出的标志就是“清浊同流”，清浊之喻涵盖是非不辨、良莠不分、忠奸倒置、贤佞杂陈诸意，这是“我”费尽精神而只能“补喜填忧”的客观原困，更是归休意向的主要根源。“岁云”句，即言季节，又言人寿，时光易逝，功业无成，亦难免“老冉冉其将至”的感慨。以上从三方面揭示了作者认为“可归休”的缘由：世道昏暗；自己费尽心机却无济于事；时光飞逝，“霎时间、鬓变星星”(宋褧《行香子·京山道中》)。而一旦归休，则有无穷的乐趣：手板可支颐，书可遮眼，被可蒙头。这就是远离尘嚣、自在逍遥的生活！独坐支颐，静心养气，亦即陶潜“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之境界。以书遮眼，则云“紧闭乾坤目”，而“时还读我书”。以被蒙头婉言其“睡”，在这里也有特殊的意义，在元代文学中，渊明之醉、陈抟之睡，都是隐逸放浪的代表性行为，所以陈抟被称为“睡神仙”，钱霖《清江引》则将嗜酒与贪睡连在一起：“高歌一壶新酿后，睡足蜂衙后。”

过片“蝼蚁”二句，上承“扰扰”，但又进了一层。争王封侯，想来不过是蝼蚁争穴；生存华屋，转眼即死葬身山丘。接着写自己设想中“老去优游”的种种安排：筑屋、买牛、种芋、种瓜、种稻。这些简单平常的农村琐事，却是元代文学抒写隐逸生活不可或缺的类型化“指标”，如“赋归来竹篱茅舍”、“觑不的闹穰穰蚁阵蜂衙，卖了青骢马，换耕牛度岁华”，“种几亩邵平瓜”。若说“芋成区”、“稻盈畴”只是泛指田居生活的话，那么，“瓜作圃”则专用邵平事。邵平者，故东陵侯，秦破，为布衣，“楚汉争秦鼎，将军便去做园丁”，种瓜于长安城东。赵孟頫《溪上》诗云：“令人苦忆东陵子，拟向田园学种瓜。”元代诗、词、散曲每每见诸吟咏，颇为可观。结句与上片结尾遥相呼应，反映出文人隐逸生活的“两大部类”：一为自得其乐、优游逍遥；一为躬耕田园、自食其力，而后者比前者更为实在、具体，显示出思想演进的痕迹。陶潜就是从自我逍遥逐步走向生活实际的，虽然元代作者未必都走这“两大部类”，但这首词本身体现了这种层次与联系。

这首词的结构简单而清晰，近乎复沓，实乃层递。每阕凡三层：客观原因、主观决策、描摹乐趣。首尾照应，对比鲜明，足证决策“归休”、“优游”之正确，而上下阕之间，不仅整体发展，而且各层之间又互相勾连，客观原因由一般感慨到深刻认识；主观决策则由“可归休”发展为“待他时、老去优游”;田园乐趣又由想象中的潇洒走向琐细。一片之间，主客交叉，自成因果；上下片之间，又明连暗转，意脉渐深。小小格局，烂熟题材，却有“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