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丘记》

袁宏道

虎丘去城可七八里⁽¹⁾。其山无高岩邃壑⁽²⁾，独以近城，故箫鼓楼船⁽³⁾，无日无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 之夕，游人往来，纷错如织，而中秋为尤胜。

每至是日⁽⁴⁾，倾城阖户⁽⁵⁾，连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⁶⁾，莫不靓妆丽服⁽⁷⁾，重茵累席⁽⁸⁾ ，置酒交衢间⁽⁹⁾。从千人石上至山门⁽¹⁰⁾，栉比如鳞⁽¹¹⁾，檀板丘积⁽¹²⁾，樽罍云泻⁽¹³⁾，远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雷辊电霍⁽¹⁴⁾，无得而状。

布席之初，唱者千百，声若聚蚊，不可辨识。分曹部署⁽¹⁵⁾，竞以歌喉相斗，雅俗既陈，妍媸自别⁽¹⁶⁾。未几而摇手顿足者⁽¹⁷⁾，得数十人而已。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练，一切瓦釜⁽¹⁸⁾，寂然停声，属而和者，才三四辈； 一箫，一寸管，一人缓板而歌，竹肉相发⁽¹⁹⁾，清声亮彻，听者魂销。比至夜深，月影横斜，荇藻凌乱⁽²⁰⁾，则箫板亦不复用； 一夫登场，四座屏息，音若细发，响彻云际，每度一字，几尽一刻⁽²¹⁾，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矣。

剑泉深不可测⁽²²⁾，飞岩如削。千顷云⁽²³⁾得天池诸山作案⁽²⁴⁾，峦壑竞秀，最可觞客⁽²⁵⁾。但过午则日光射人，不堪久坐耳。文昌阁亦佳，晚树尤可观。面北为平远堂旧址，空旷无际，仅虞山一点在望⁽²⁶⁾。堂废已久，余与江进之谋所以复之⁽²⁷⁾，欲祠韦苏州、白乐天诸公于其中⁽²⁸⁾;而病寻作，余既乞归，恐进之之兴亦阑矣⁽²⁹⁾。山川兴废，信有时哉。

吏吴两载⁽³⁰⁾，登虎丘者六。最后与江进之、方子公同登，迟月生公石上⁽³¹⁾。歌者闻令来，皆避匿去。余因谓进之曰： “甚矣，乌纱之横⁽³²⁾，皂隶之俗哉⁽³³⁾! 他日去官，有不听曲此石上者，如月⁽³⁴⁾! ”今余幸得解官称吴客矣。虎丘之月，不知尚识余言否耶？

〔注释〕(1)虎丘： 虎丘山，又名海涌山，在今江苏省苏州市郊。可：约。(2)邃： 深邃。(3)箫鼓：吹箫打鼓。(4)是日： 指上文的“中秋”节。(5)倾城： 全城。阖户： 全家。(6)迨： 及，至。蔀(pou)屋： 指贫民所居之屋。(7)靓妆： 涂脂抹粉。(8)重： 重叠。茵； 席子。累： 重叠。(9)交衢： 四通八达的大路。(10)千人石： 虎丘的巨石名。(11)栉比： 如梳齿一样靠拢在一起。鳞： 鱼鳞。(12)檀板： 檀木所制打节拍的板子。(13)樽罍(lei)： 酒器具。(14)雷辊(gun)：象雷声样的车轮声。电霍： 电闪。(15)分曹： 分部。部署： 安排。(16)妍媸： 美丑。(17)摇手顿足： 手舞足蹈。(18)瓦： 瓦器。釜： 锅。(19)竹： 指箫管。肉： 歌喉。(20)荇(xing)藻： 水中植物。(21)刻： 古代分一昼夜为一百刻。(22)剑泉： 又名剑池。(23)千顷云： 山名。(24)天池： 天池山，又名华山，在苏州郊外。案： 几桌。(25)觞： 酒器。(26)虞山： 在今江苏省常熟市西北。(27)江进之： 名盈科，字进之，万历年进士，曾任长洲(今江苏省吴县)县令。(28)韦苏州： 唐代诗人韦应物，曾任苏州刺使。白乐天： 白居易。(29)阑： 尽。(30)吏： 做官，这里用作动词。吴： 指苏州。(31)迟： 等候。生公石：虎丘大石名。(32)乌纱： 指官吏。横： 横行气盛。(33)皂隶： 衙门中的差役。俗： 粗俗。(34)如月：对月发誓。

〔鉴赏〕明代中叶以后，随着经济中心的南移，资本主义萌芽首先在江南地区发生，散文的审美对象也愈来愈以这个地区为中心，晚明山水小品中这类散文就多有出现。袁宏道的这篇《虎丘记》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首句交代虎丘名胜的方位，“去城可七八里”，诚然为一般记游散文所需交代的文字，但为下文埋设了意脉。尽管“其山无高岩邃壑”，却因其“近城”而吸引了络绎不绝的游人。这样，作者就确定了他的审美重心： 不在林泉岩壑，而在游人旅客，以及他们纵游虎丘的情景图画。“箫鼓楼船，无日无之”，以“无……无……”的双重否定更见其肯定之意的句式，强调了日日如此、月月如此的频率和密度。“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游人往来，纷错如织”一句，在上文的意绪上递进了一层，突出了“月”、“花”、“雪”这三个时节对于游人的诱惑力量。作者所用“无日无之” “纷错如织”还是概括性较强的语言，所给予读者的是总体印象，而具体的细致描述则在后面进行，留下审美空间。“而中秋为尤胜”，文意以“而”字形成转折，以“尤”字造成迭进。描述画面经过几次的递进，中心便确定下来了。

需要指出的是，《虎丘记》不是某一次游览的当时实录，这从后文“登虎丘者六”的次数可以看出； 也不是某一个中秋日的情景纪实。从时间观念上看，显系事后追述； 从空间观念上看，是六登虎丘的映象的综合描述。而综合映象中的特定意象则是虎丘中秋。这种记游散文的时空观念饶有新意。“每至是日”，就透现了这种非以某一中秋，而是概括几个中秋特征的审美意向。一旦进入具体的情景描述，作者就显得墨色润畅，笔姿飞舞在虎丘山前山后，构成一幅全景俯瞰图。从“倾城阖户，连臂而至”开始，拉开了这幅全景图的描述画面。“衣冠士女，下迨蔀屋，莫不靓妆丽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间。”这里的“衣冠士女，下迨蔀屋”把“倾城阖户”具体化了，作者特别点出“蔀屋”，把下层市民也包括进去。在盛大的郊游行列中已有广大的市民参加，这反映了明代的特点，张岱的《西湖七月半》就有类似的情景描绘。和古典意味的山水游记不同，和以单纯的自然景象作描述对象不同，这里更多地表现了市民层的郊游生活，或者说，作者是把“衣冠士女” 和“蔀屋”的市井细民作为同一的对象来描述。作者不是从自然山水本身获取诗情(他明确地认为“其山无高岩邃壑” )，而是在“蔀屋”市民参加的游览热潮中觅得了新鲜的审美感受。这种审美感受反映了明代时期审美理想和意绪的特征。“莫不靓妆丽服”的打扮装饰，“重茵累席”的席地而坐，“置酒交衢间”的旅游方式，都有浓重的世俗情味，较少古典色彩。作者在纵意描述之后，猛然拉成一个大镜头： “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栉比如鳞，檀板丘积，樽罍云泻，远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雷辊电霍，无得而状。”作者以远眺作为审美视点，在纵横交织的铺衍勾画中辅之以夸张，间之以比附，形成一气如注的滔滔文势。“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是空间范围的概括，形成画面的横向开阔感，吻合着远望的审美视觉特征。“从……至……”的提顿，一连出现“栉比如鳞，檀板丘积，樽罍云泻”三句比喻中兼具夸饰的描绘。象梳齿一样靠拢的游人，是对其密度的形容。“檀板”暗勾下文“唱者千百”;“樽罍”隐联上文“置酒交衢”，内脉密合。如丘积、如云泻的比喻、夸张，既是绘其郊游的特定情景，更是形容游客如云的盛况，服务于本段的审美重心。连用四个四字结构句，其目的是在蝉联而下的文句中，形成文势的充沛畅达。行文至此，着“远而望之”四字，回拢到主体的视点上来，文气稍有提顿，遂发为奇颖的比喻句： “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雷辊电霍”。“雁”句言其盛，“霞”句言其色，“雷”句言其声，声色交错，染色于画卷，倾声于画外，连珠式的四字结构句型，同样有文势的波荡，有主体赞美之意的浮动。比喻句的联缀，既形成气势的喷注，又使描述对象的瑰丽色彩及其喧阗声势具体化了。比喻是求取形象的确定内涵，而旋即跳成“无得而状”作为本段的收煞，意绪得以翻变，是比喻的具体到抽象的概括，旨在说明这一切情景都是无法用比喻而得其盛状的。唯其用“无得而状”的模糊语，才更显示这幅云蒸霞蔚般的郊游图的美不胜收。

在全景图的空阔而舒卷的纵意渲染和鸟瞰拍摄之后，作者进入具体细致的艺术描绘。而这一艺术描绘在审美选择上的别开生面是扣住一个“唱”字，笔墨由疏放趋向深细。“唱”的听觉形象最能显示有市民层参加的虎丘中秋郊游的特征，也最能体现作者的审美趣味，因而，本文审美重心的确定导源于主体的审美欣赏意识的定向功能，使中秋时节的虎丘情景描述在审美选择上显得别具一格、另奏风调。而这一大段描述又独特地借助于“布席之初”到“未几”、“已而”、“比至”的表示时间观念的词语的微变，带动出意象的轻转，使一幅幅情状图画冉冉扑来。而这一切，以“露”的笔墨出之，牵引了“藏”着的主体审美趣味的变化，其用笔如此，堪称精妙。中郎描述的这一声态情景是流动、变化的，即由繁闹到幽静。“声若聚蚊，不可辨识”、“歌喉相斗，雅俗既陈”，嘈杂的声浪，莫之能辨，是中秋虎丘热烈情景的生动、具体的写照，但不是作者审美的最终目标，他所欣赏的是“一箫，一寸管，一人缓板而歌，竹肉相发，清声亮彻”，是“一夫登场，四座屏息，音若细发，响彻云际”，可见，作者审美上所追求的是清幽而又明亮的声态。而这一声态又是产生于“明月浮空，石光如练”、“月影横斜，荇藻凌乱”的幽静而又雅丽的环境之中。声、色、境以明丽的格调和交融的整一形式出现，才是作者审美意趣的真正寄托者。他从这里获得了审美感受，确定了他独特的审美个性。他为之神驰和击节的不是钟鼓齐鸣的交响乐，而是轻悠亮彻的小夜曲。艺术作为主体对于客体的审美观照，作者的审美趣味在选择过程中显示出独特的主导作用，由此又产生出作者独特的审美评价： “听者魂销” ，“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这一大段作为全文描述重心，不是在横长的空间感上取胜，而是在时间的不断推移上使意、境导向深入，并以鲜明的层次加以显示。值得细加玩索的是，这一大段声态描述的时间、人数、主体审美趣味是密切融合而又同步推进的。布席之初——唱者千百； 未几——数十人； 已而——三四辈； 比至——一夫。从不可辨识——音若细发，却响彻云际。境界每一移位，则主体审美情思便深入一层，如螺丝钻木，又如开沟掘井，直至审美的核心地带，发露最主要的审美情趣为止。这里，时域的按步换形，带来审美趣味的穿堂入室。

声态描述至此已是情尽意满，作者才突然抽出笔来，写到虎丘的自然山水景象： “剑泉深不可测，飞岩如削”，这一飞来之笔似与上文意脉不相关涉，大有突兀而起之势。而这一点恰恰体现了袁氏“公安派”的审美主张：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叙小修诗》)，“信口而出，信口而谈”(袁宏道： 《与张幼于》)，兴之所至，不拘成法，显得洒脱自如，擒纵自便。到这一段，全文才写到游虎丘的主体“我”，这和传统的山水游记笔法大相径庭。而主体登临时的特点又不是径渲纸面，而是隐藏在直接形象之中，引导人们去体味间接形象的存在。“千顷云得天池诸山作案”，天池山简直象是千顷云山的几桌一样，这是在形象与形象间的对比中加以突出，反衬出千顷云的高，也显示出主体审美视点的高。“面北为平远堂旧址，空旷无际，仅虞山一点在望”，纵目而去，常熟的虞山隐约在望，这又显示出主体的视线之远。这一段直接描述虎丘剑泉一带的自然景象的文字，作者仿佛随意拈出，稍加轻涂，没有腴言芜词，一切显得质直洁爽，而一切又无不蕴含着主体的审美感受，成为袁宏道审美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情与景会，顷刻千言”(《叙小修诗》 )的实践。例如，见千顷云之峻高，峦壑竞秀，生发出的“最可觞”的情趣； “过午则日光射人”所产生的是“不堪久坐”的感受； 至于欲祠韦苏州、白乐天，却因事过境迁而未成，最终还是“兴阑”所致。主体的审美感受在所有物象的描述中成为归结和出发点，这正体现了袁宏道山水游记的基本特色。

最后一段，就更具有感受性了。“吏吴两载，登虎丘者六。”袁宏道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至万历二十五年(1597)任吴县县令达两年时间，登临虎丘有六次之多，可见，他对虎丘山水的留连的感受之深，由此也透露了他写《虎丘记》是综合概括再加审美选择的构思特色。最后一次是“与江进之、方子公同登，迟月生公石上”，这一次所见月是怎样的娇妍，因与主体感受的发露关系不大，就略而不写。作者从“歌者闻令来，皆避匿去”的情景中，感喟系之，“甚矣，乌纱之横，皂隶之俗哉”，显露了对官禄的鄙夷，这一点，跟他《与丘长孺书》所表达的对狗苟蝇营的官场生活的鄙薄之情，同出一源。对官场生涯的目击，“歌者闻令来，皆避匿去”的隔膜，深化着袁宏道的内心苦闷。这种隔膜使得他无法领略“听曲此石上”的迷人情趣。这是袁宏道审美个性和所处地位产生出来的尖锐矛盾，这一矛盾在当时的特定内涵体现为感性和理性的冲突。而这一矛盾所引起的内心刺激，生发出解决矛盾的根本办法是： “去官”。正因为如此，他才有“他日” “有不听曲此石上者，如月”的决绝誓词，才有“解官称吴客”的庆幸，才有“虎丘之月，不知尚识余言否耶”的对月发问。六登虎丘，最后一次的刺激成为袁宏道呈请解官的重要契机。明乎此，我们才会明了这位以发抒主体感受为特征的“性灵说”的倡导者的审美个性的执著，也才会明了他辞官后审美个性得到无所拘制的发展写下《晚游六桥待月记》的原因所在了。

总之，《虎丘记》以作者的感受作为内脉，这里有审美感受和环境的审美场的矛盾，这种矛盾本身就具有感受性质。通篇写山水少，写游况多，均发轫于作者的审美感受； 文势时有腾挪，意象或作变化，一路写来，均有作者感受的隐隐跃跃。感受深者，则用墨如注； 感受浅者，则微微皴染，不受自然山水散文通常为客体对象规范的传统笔法，显示出审美感受作为观照万物的“性灵”特征。作者对世俗情趣的郊游特征的浓墨泼洒，主体感受的往返流转，笔触章法的任情而为，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审美传达这三者都带有明代山水游记文典型的时代审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