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集

又名《阮嗣宗集》、《阮步兵集》。诗文别集。二卷。魏阮籍撰。初刊于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
阮籍，字嗣宗。生于汉建安十五年(210年),卒于魏景元四年(263年)。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县人)。阮瑀之子。与嵇康齐名，为“竹林七贤”之一。曾任从事郎，散骑常侍，步兵校尉等，世称阮步兵。本有济世志，迫于司马氏的黑暗统治，只得纵酒佯狂、寄情老庄，“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借以避祸。主要作品有《咏怀诗》八十二首和散文《达庄论》、《大人先生传》等。原有集十三卷，已佚，今传本皆为后人所辑。
《阮籍集》,二卷。卷上有赋六篇、论四篇、奏记二篇、书二篇、传、笺、帖、赞、诔、吊文各一篇。卷下有五言《咏怀》诗八十二首，四言《咏怀》诗二首，另有四言诗一首(仅四句)。诗歌以五言《咏怀》诗八十二首为代表。这些诗并非一时之作，所表现的思想感情也比较复杂。内容主要是抒发内心的苦闷和愤世疾俗的情怀，对时政的黑暗、礼教的虚伪有所揭露和讥刺，但也杂有人生无常、畏祸避世的消极思想。表现内心苦闷的诗篇数量颇多，如第一首“夜中不能寐”,借月夜诗人不寐，起而弹琴、徘徊的情景以及冷月清风、旷野孤鸿等形象，写出诗人内心的悲凉、落寞、忧惧和彷徨。第十七首“独坐空堂上”,写独坐无人、登高无人、出门无人；所见鸟为孤鸟，兽乃离兽、表露出栖惶无主的情绪。第十九首“西方有佳人”,第六十一首“少年学击剑”则表现了理想不能实现的苦闷和壮志未酬的愤懑。讥刺时事的诗观点颇为隐晦，以至“百代之下，难以情测”(见《文选》李善注),不过少数诗篇还是能够体味出确有涉于时事，或蕴含着对某种事实的看法。如第三十一首“驾言发魏都”,是写战国时魏国梁惠王耽乐，终至华阳兵败的史实，诗借咏史抒发对统治者荒淫腐朽生活的不满。第六十七首“洪生资制度”,则较为明显地讥刺礼法之士的虚伪。由于政治环境险恶，阮籍写《咏怀诗》不能直抒胸臆，一方面慷慨悲歌，“使气命诗”(刘勰语);另一方面又多用比兴、象征手法，“归趣难求”(钟嵘语),这就形成了言近旨远，隐约曲折的艺术风格。阮籍的《咏怀诗》继承了建安诗歌的传统，在五言诗领域里作了新的开拓，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后世以咏怀为题、或以咏怀为内容的抒情诗，如陶渊明的《饮酒》,庾信的《拟咏怀》、陈子昂的《感遇》、李白的《古风》,显然都受了阮籍《咏怀诗》的影响。
阮籍的文章中，赋体传记《大人先生传》最为知名。文章通过对理想人物大人先生思想行为的描述，抨击礼法制度的虚伪。其中把“礼法君子”比作裤裆里的虱子一段，笔调颇为辛辣。文章中还说：“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一语道破君臣礼法的本质。此文思想锋芒锐利，文笔辛辣；且受到《庄子》、《楚辞》的影响，穿插寓言，驰骋想象；语言韵散相间，常用排偶，接近辞赋风格。集中所存四篇论说文，都是阐述玄学思想的，形式上采用“答客问”的辨难式写法，主人公则是“阮子”、“阮先生”或“先生”。读者从中可看到作者为自己塑造的玄学家形象。所存六篇辞赋，皆为短篇小赋。其中《鸩赋》、《猕猴赋》是两篇咏物赋，篇帙短小，行文简洁，全篇用托喻写法，意象生动，是其辞赋中的佳作。
阮籍的诗文集，原为十三卷，到隋代只存十卷，至唐代只存五卷，至宋又有十卷本出现，但是否即隋世所见则不可知。据明万历间陈第编的《世善堂书目》,他尚藏有十卷本《阮籍集》,后亦亡佚。现通行明刻《阮籍集》中，以嘉靖间陈德文、范钦刻二卷本《阮嗣宗集》为最早，但此本脱讹较多。万历、天启间汪士贤辑刻《汉魏诸名家集》本，《阮嗣宗集》即自此出。又，天启、崇祯间张燮编《七十二家集》中的六卷本《阮步兵集》,自称曾见旧写本《阮籍集》,但多臆改及增窜，反不如二卷本。明末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阮步兵集》即自张燮本出。一九七八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用陈、范刻本为底本，校以汪士贤本、张燮本及其它多种版本和总集、类书等，出版排印本《阮籍集》二卷，为目前阮籍诗文集最好的本子。注本有清代嘉庆年间蒋师爚的《阮嗣宗咏怀诗注》四卷，注本以此本为最早。但此本病于穿凿附会，颇多臆解。一九二六年黄节以蒋注本为基础，撰《阮步兵咏怀诗注》一卷。黄注比蒋注详细，并附各家评语，是目前注本中最好的本子。蒋注本有嘉庆年间敦艮堂刻本，黄注本有一九五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