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 | 长衡会战 |
释义 | 长衡会战当豫中会战正在进行时,驻华中的日军第十一军也开始准备向湖南方向中国守军发起进攻。与担任豫中会战的日军相比,第十一军更具进攻作战经验,兵力也更为充足强劲。在湖南作战期间,它辖有11个师团共计100个大队,加上华北方面策应作战的30个大队和华南方面策应作战的20个大队,日军投入兵力比1938年进攻武汉时的140个大队更多[1]。 4月上旬,第十一军开始着手制订作战计划。根据“一号作战”的总体部署和自身拥有的兵力,第十一军判断此次向南进击长沙一举可破,关键在衡阳长沙间的作战,而进入桂(林)柳(州)地区将面临严峻困难。因此,将向南作战分为攻取衡阳和攻取桂柳两个阶段。4月中旬,第一阶段作战计划制订完成。其要点为:一、将兵力分为两线。第一线五个师团并列于华容、岳州南部、崇阳一线,其中第四十师团在湘江以西,第一一六、第六十八、第三、第十三师团在湘江以东。第二线以第五十八师团部署在监利、第三十三师团部署在蒲圻西南方附近,正在集结途中的第二十七师团调至崇阳附近。二、于5月27日至28日开始发动攻势,围歼沅江、益阳附近及新墙河、汨罗江间中国军队。第二线部队负责扫荡残兵及修补道路。三、突破汨罗江防线后,应准备进攻中国军队主要防线宁乡、长沙、浏阳。四、突破浏阳一线后,应以部分兵力急袭突进占领衡阳[2]。日军此次作战部署,吸取前三次长沙会战经验,强调向纵深急进突破,同时配置第二线兵团,以防中国军队迂回侧击。 守卫湖南的中国第九战区此时辖有第一、第三十、第二十七共三个集团军,计十个军三十余师,此前已多次与日军第十一军交战,但对日军此次作战的意图和部署却反应迟缓。日军虽从三四月间就向崇阳、岳阳、华容等地抽调军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至5月14日方指示第九战区:“敌打通平汉路后,必续向粤汉路进攻,企图打通南北交通线,以增强其战略上之优势,其发动之期,当不在远,务希积极准备,勿为敌人所乘,以粉碎其企图为要。”[3]及至5月27日日军全线发起攻势,军事委员会才于5月31日颁布长衡会战计划,判断日军将“会攻长沙”,“并以有力兵团钻隙奇袭衡阳”,命令“第九战区以现有兵力,于长沙附近与敌决战”。第九战区遂决定“于湘江东岸新墙、汨罗、捞刀、浏阳河、渌水间,湘江西岸资水、沩水、涟水间,节节阻击,消耗敌力,控置主力于两翼,在渌水、涟水北岸地区,与敌决战”[4]。中国军队不仅在时机把握上先失一着,而且因对日军作战方针不甚明了,仍沿袭以往的侧翼迂回攻势,在战役部署上又陷于被动。 5月23日,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由汉口出发至蒲圻,设立战斗司令所。5月25日中国派遣军决定将其前进司令部推进到汉口,显示其投入此次作战之决心。5月27日,日军第一线五个师团在东起崇阳西至洞庭湖以西公安、南县一线,分三路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势,长衡会战(日军称湖南会战)由此打响。 在东路,日军第三师团、第十三师团分别从崇阳、白霓桥向通城、麦市进犯。中国守军新编第十三师势单力孤,虽经抵抗,通城、麦市一线还是于5月30日失守。随后,日军第三师团沿南江桥、团山铺南下,中国第二十军奉命抽调第一三三师至团山铺堵击,但未能阻敌向平江突进。平江守军虽与敌展开激战,也因伤亡过重未能守住,6月1日平江陷敌。同日,第十三师团南下攻占长寿街。日军控占汨罗江一线后,继续南下,直指浏阳。第九战区根据以往作战经验,除以第四十四军防守浏阳外,调第七十二、第二十、第二十六、第五十八军至浏阳外围侧击、尾击日军,企图围歼日军。日军第三师团自6月6日起向浏阳防线发起攻势,第四十四军顽强抵抗,与敌激战,致使日军一度自认“战斗进展不甚理想”[5]。中国守军与敌对峙九昼夜,苦战至14日上午,城防被攻破,浏阳终告不守。与此同时,日军第十三师团从左翼直趋浏阳东南一带,连陷东门市、达浒、蒋埠江等地,至第三师团攻陷浏阳时已抵达浏阳以南,使第九战区侧击、尾击日军的计划完全落空。 在西路,集结于华容、石首一带的日军第四十师团亦于5月27日向第九战区防线发起攻势,并于28日、31日先后占领南县、安乡,渡过洞庭湖。随后,日军突向沅江。6月5日,日军在飞机掩护下,从三面猛攻沅江城。中国守军奋力御敌,战况激烈,第九十二师有一营官兵包括营长均壮烈殉国。6日,沅江陷敌。攻占沅江后,日军第四十师团以主力南犯益阳。此时,为增强湘江以西防守兵力,军事委员会特令第六战区之第二十四集团军归第九战区指挥,驰援益阳一线。6月10日,日军第四十师团向益阳发起围攻,守军第七十七师奋起迎敌,城防在敌我之间几度易手后被日军占领。奉令增援的第一○○军第十九师于13日向敌猛攻,夺回益阳[6]。而日军第四十师团大部此时已南下进犯宁乡,与守军第五十八师发生激战。面对日军重炮、毒气,第五十八师官兵“忠勇用命,力抗顽敌,浴血抗战”,在日军突入城区后,与敌展开巷战,“毙敌遍巷”[7]。但日军第四十师团主力按急进突破的作战部署又已南下直趋湘乡,西路战斗遂告一段落。 中路是日军发起湖南会战的重点。日军第一一六、第六十八师团在5月27日晚乘夜色强渡新墙河,守军第二十军在新墙河南岸荣家湾、新墙、杨林街一线与之展开激战。28日,日军后续部队源源渡过新墙河南犯,相继占领八仙桥、黄板桥、黄沙桥、关王桥等阵地,于30日抵达汨罗江北岸。汨罗江南岸是数米高的悬崖,中国守军利用地形构筑纵深网形阵地,并埋设地雷阻挡日军。31日,日军向汨罗江南岸发起进攻,中国军队依托工事顽强抵抗,予敌以较大伤亡,击毙日军中下级军官多名[8]。但汨罗江防线坚持两天后仍告失守。日军第一一六、第六十八师团随即又向捞刀河突进,相继占领福临铺、金井等地。8日强渡捞刀河,与守卫长沙的第四军在南岸发生战斗。11日,这两个师团已抵达浏阳河北岸,长沙东侧外围处于其控制之下。而此时长沙西侧外围已受到进犯宁乡的日军第四十师团的威胁。 长沙是日军前几次湖南作战的主要目标,但此次日军作战部署与前几次不同。担任第一线进攻的部队在突破中国守军防线逼近长沙后,并不直接攻城,而是在两翼策应。第十一军专门指定经过攻城特殊训练的第五十八师团担任进攻长沙的任务,对步、炮、空协同作战有周密安排的第三十四师团担任进攻岳麓山的任务,另派配备有150毫米榴弹炮,150、100毫米加农炮的野战重炮部队参战[9]。发起进攻后才赶赴第一线的第三十四师团于6月初投入战场,10日在长沙东北的白沙洲附近西渡湘江,随后推进至岳麓山东、北两面。原先集结于岳阳附近的第五十八师团跟随第一一六、第六十八师团推进,于12日渡过捞刀河,直插长沙东郊,与第三十四师团隔江相望,从东西两面对长沙形成夹攻之势。第一线进攻的五个师团则在两翼对中国军队施加压力,使进攻长沙的两个师团无后顾之忧。在此情况下,中国方面仍根据前几次长沙作战经验,准备以两翼侧击的战法与日军在长沙决战,就难以避免被动的局面了。 担任长沙守城任务的是第四军,下辖第五十九、第九十、第一○二师及炮兵第三旅,共计一万人[10]。6月初,当日军进抵汨罗江时,第四军以第五十九师防守长沙市东车站以南,以第一○二师守长沙市东车站以北,以第九十师守湘江西岸的岳麓山。 6月14日,日军第五十八、第三十四师团分别从湘江东、西岸向长沙和岳麓山外围推进,与第四军守城部队展开交火。次日,日军继续向中国守军主阵地推进。16日,日军在飞机、重炮掩护下,向长沙城南和湘江西岸的岳麓山、虎形山、牛形山猛攻,中国官兵拼死苦战,数次击退日军进攻。但战至夜晚,城南、虎形山、牛形山等阵地被日军攻破。17日,日军继续向长沙城妙高峰、天心阁及岳麓山、桃花山猛攻。第五十九师凭借妙高峰等阵地死守,中国空军十多架战机也在上午对妙高峰当面之敌予以扫射,打击日军进攻气焰。但湘江西岸岳麓山、桃花山阵地在日军连续进攻,侧背又被其迂回部队威胁,并遭日军施放毒气的情况下,第九十师防守部队“损伤过半,虽经增援,似有不支”,战局危急。岳麓山为长沙城屏障,一旦岳麓山被占,长沙将无以为守。第四军军长张德能遂决定从湘江东岸第五十九、第一○二师抽调兵力增援湘江西岸,“与敌作决死之斗,以确保岳麓山炮兵阵地,控制长沙”。当晚,湘江东岸部队遵令转移,“但当时情况紧急,渡河未及,船舶、渡口、部队时间均未十分计划,渡河后之集中地点、指挥人员,亦未指派,以致秩序混乱,无法掌握,坠江溺毙者,不下千余”[11]。而日军又以火力对正在渡江的中国军队进行袭击,进一步加大了伤亡。18日凌晨,日军对长沙城和岳麓山发起总攻,飞机、重炮轮番轰炸,并施放大量毒气。第四军官兵坚持至午后,岳麓山和城内阵地先后失守,长沙城终被日军占领。 至6月中旬,日军在开战20天后,已占领浏阳、长沙、宁乡一线。但第十一军明白,由于第九战区主力回避决战,稍战即退,损失并不很大,如不予以打击歼灭,第二期向桂林、柳州方向作战将有后患。因此,6月18日在占领长沙的当日,第十一军就下达向衡阳挺进的命令[12]。中国方面在长沙失守后,仍采用两翼侧击的战法对付日军突进,准备与之在衡阳决战。6月20日,军事委员会电令第九战区:“国军以阻敌深入,确保衡阳为目的,以一部于渌口、衡山东西地区持久抵抗,以主力由醴陵、浏阳向西,由宁乡、益阳向东,夹击深入之敌而歼灭之。”[13] 日军南犯仍分东、中、西三路。在东路,日军第十三师团在6月中旬就南渡浏阳河急速推进,20日攻占醴陵,然后转向东进,22日又占萍乡。日军第三师团也于此时南下进犯萍乡地区。第十三师团遂根据军部命令以耒阳为下一步进攻目标。24日,第十三师团折返西向,沿醴陵、攸县公路长驱南进。攸县并无中国军队守卫,日军不费吹灰之力于26日进占攸县。随后日军进逼安仁,第三十七军在安仁以北顽强阻敌,激战两昼夜终于不支,安仁陷敌。7月1日,日军第十三师团进抵耒阳附近,对衡阳南翼构成威胁。而在醴陵、萍乡一带,中国军队与日军第三师团展开拉锯战,战况惨烈,双方阵地几度易手。 在西路,日军第四十师团不待宁乡战斗结束,即于6月18日南下进犯湘乡。21日,湘乡被占。随后,日军继续南下,猛攻永丰。7月3日,永丰失守。第四十师团攻占永丰后,一部向南进犯金兰寺,一部向东南推进指向渣江,从西翼策应进攻衡阳。 在中路,日军第一线兵团第六十八、第一一六师团在长沙战斗还在进行之时,即南渡浏阳河,于6月13日攻占株洲。随后,日军分兵两路,沿湘江东、西岸一路南下。第九战区部队虽沿途阻截,但仍被日军逐次突破。6月23日,日军在衡阳城东30里的泉溪市附近与担任衡阳城防任务的第十军部队发生交火,揭开了衡阳保卫战的序幕。6月26日,第一一六师团主力推进至衡阳西北方向的杨柳桥,第六十八师团则占领衡阳以东的飞机场。次日,该两师团分抵衡阳城西、南两面,对衡阳形成合围,衡阳成为一座孤城。 衡阳地处湖南中部,湘江中游西岸,南岳衡山南麓。整个城市东西宽约500米,南北长约1600米。湘江东岸是粤汉铁路,湘桂铁路经湘江大桥与粤汉铁路相连,使衡阳不仅是湘粤两省的交通枢纽,也是进入西南四省桂、黔、川、滇的门户。粤汉铁路东面有衡阳机场,是美国在华空军在华中最重要的基地。衡阳如此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军事价值,使其成为中日双方攻守争夺之焦点。 担任衡阳城防的第十军曾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坚守长沙城,有丰富的防守作战经验。1943年冬参加常德会战后驻防衡山。第十军下辖第三师、第一九○师、预十师,但因常德会战造成的损失尚未恢复,兵力并不充足,三个师的番号实际上却只有七个团。连同归其指挥的暂五十四师、新十九师和炮兵部队,总计兵力约1.8万人[14]。而面对的则是日本两个主力师团。 早在5月29日日军刚发起攻势时,蒋介石就以电话命令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固守衡阳十天乃至两周,吸引消耗敌军兵力,在配合外围友军,内外夹击,以歼灭敌军主力于衡阳近郊地区”[15]。方先觉接令后,根据衡阳城东是湘江,城北有河流,城西大部为密布鱼塘、莲池之沼泽地区,而城南是丘陵地带,因此判断日军主攻方向将在城南,并按此进行部署:第一九○、暂五十四师守备湘江东岸,预十师防守湘江西岸衡阳城南,新十九师防守湘江西岸城阳城北,第三师则守备衡阳外围的下摄司附近,并于日军抵达前疏散完衡阳城中民众,炸毁湘江铁桥。 6月28日拂晓,日军第六十八、第一一六师团对衡阳城南面和西南的第十军阵地发起攻势,妄图一举突破守军防线,占领衡阳。早有准备的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其防御之坚固、作战之英勇出乎日军的预料,且炮火相当活跃,将至前线指挥战斗的日军第六十八师团师团长佐久间、参谋长原田贞等多名指挥官击伤[16]。日军对衡阳的这次攻势延续5昼夜,除黄昏、拂晓和午夜,战况略为沉寂一两小时外,其余时间敌我双方连续拼杀。日军进攻先以飞机、大炮轰炸,并施放毒气,随后以步兵猛冲。中国守军则在日军轰炸时蛰伏在掩体和工事内,待日军步兵逼近时,以火力将其歼灭于阵地前。若日军突入阵地,则以手榴弹、刺刀与敌展开肉搏战,歼敌于阵地内。一些阵地在双方之间几度易手。30日一天,二二一高地四次被日军突破,守军第二营伤亡达百分之七十,伤势稍轻者虽仍在前线搏杀,但难抵日军连续进攻。入夜,预十师第三十团团长陈德坒亲率预备队增援。“时值黑夜,伸手不见五指,该二高地官兵与突入之敌混战一起,敌我莫辨,双方均静静的不敢弄出一点音响,以免暴露自己的位置,有如捉迷藏,我官兵以手摸抚,穿粗棉布衣者为自己人,穿光滑咔叽布军衣者为敌人。发现敌人,即以刺刀刺杀。因此,枪支碰撞声,与被刺者之惨叫声,时起时寂。”至天色微亮,双方后续部队赶到,又是一场激战,最终中国军队将日军赶下山去,恢复阵地[17]。日军在其战报中承认:“衡阳城之敌,利用地面障碍及防御设施,仰仗火力配合反攻,进行顽强抵抗”,日军“前进迟缓”[18]。战至7月2日,日军在付出重大伤亡后,仅占领停兵山、张家山南麓等前沿阵地,而衡阳城南第一线其余阵地仍牢牢控制在中国守军手中。日军因损失过大需等待补给,不得不于7月2日午夜停止对衡阳的第一次总攻。 日军在准备第二次总攻的同时,对衡阳城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以大批飞机对衡阳城进行轰炸,并投下大量燃烧弹,使城内火光冲天,昼夜均在熊熊燃烧,民房大部付之一炬,第十军囤积粮弹也多被焚毁。但第十军亦抓住时机,调整城防部署,并令在衡山的第三师第八团归还建制。该团于7月5日突破日军阵线,冲入孤城之中,增强守军力量[19]。 7月11日,日军发起对衡阳城的第二次总攻。自拂晓起,日军飞机对衡阳展开整日轮番轰炸,其炮兵则对城西南主阵地猛轰,并施放毒气,随即步兵发起总攻。第十军各部在各自阵地进行了极为顽强的抵抗。预十师第二十八团防守城南五桂岭阵地,战至12日,第八连连长以下官兵伤亡殆尽,仅余一位班长率兵两人据守一碉堡,仍与敌作殊死战。第三十团第二营,一个上午就换了三个营长:第一个营长为国捐躯,接任的营长身负重伤,继任的营长指挥作战至下午也被敌军击伤,战况之激烈可见一斑[20]。在张家山阵地,日军连续三昼夜以成百人为一梯队,在炮火掩护下持续发起进攻。守军阵地四度失守,四度夺回。多名营、连长在第一线率兵杀敌壮烈殉国或身负重伤。一名卧地呻吟之伤兵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驱敌之后,工事残破,“官兵累垒积尸加盖沙土为避弹之胸墙,臭气熏天,群蝇乱飞,不顾也!”只为击退日军的下一轮进攻[21]。至7月16日,战斗更为惨烈。日军再度发起猛攻之时,天气骤变,豪雨倾盆。守军在茫茫雨幕中跃出战壕,与敌展开白刃肉搏,彼此进行拉锯战。担任衡阳城南防御重任的预十师激战至此,伤亡惨重,连炊事兵、运输兵悉数尽上一线搏杀,所属三个团番号虽在,实际上多是第二线阵地增援的第三师第八、第九团官兵。当日晚,萧家山、枫树山等处被日军突破。第十军遂放弃第一线阵地,连夜调整部署,全力固守第二线阵地。而日军虽攻占衡阳城南第一线阵地,却也付出重大代价,许多中队已无军官,不得不由士官负责指挥[22]。日军对中国守军第二线阵地的进攻一方面继续遇到顽强的抵抗,无法取得进展,一方面面临弹药不足,呈难以为继之势。7月20日,日军不得不结束对衡阳的第二次总攻,仍改为重点进攻。 此时湖南战场制空权已渐为美国驻华空军控制。美国空军对日军补给线的轰炸使日军难以向前线正常运送弹药,而且白天作战也因制空权的丧失颇受限制[23]。因此自20日起,日军只能每日在拂晓和黄昏前后以重炮对第十军阵地猛轰,并空投传单,煽动、引诱守军放弃抵抗。第十军至此已在日军重围之中守城一月。军长方先觉于8月1日致电蒋介石报告:“本军固守衡阳,将近月余,幸我官兵忠勇用命,前仆后继,得以保全;但其中可歌可泣之事实,与悲惨壮烈之牺牲,令人不敢回忆!自开始构工,迄今两月有余,我官兵披星戴月,寝食俱废,终日于烈日烘炙雨侵中,与敌奋斗,均能视死如归,克尽天职;然其各个本身之痛苦,与目前一般惨状,职不忍详述,但又不能不与钧座略呈之:一、衡阳房舍,被焚被炸,物质尽毁,幸米盐均早埋藏,尚无若大损失;但现在官兵饮食,除米及盐外,别无若何副食,因之官兵营养不足,昼夜不能睡眠,日处于风吹日晒下,以致腹泻腹痛,转为痢疾者,日见增加,既无医药治疗,更无部队接换,只有激其容忍,坚守待援。二、官兵伤亡惨重,东抽西调,捉襟见肘,弹药缺乏,飞补有限,自午卅辰起,敌人猛攻不已,其惨烈之战斗,又在重演,危机隐伏,可想而知!”[24] 7月底,日军陆续向衡阳前线增调第五十八、第十三师团,部署向衡阳发起第三次总攻。8月3日,日军炮兵对中国守军阵地开始作地毯式狂轰滥炸,衡阳西南半壁约4500米的正面全为硝烟弹雨所笼罩。次日,日军步兵向经过一昼夜猛轰的守军阵地发起全线总攻。第十军阵地虽在日军轰炸下毁损严重,但广大官兵仍沉着应战,奋勇杀敌,日军第一天的进攻均被击退。5日,日军再度发起进攻,中国军队抵死奋战,予敌以极大杀伤。第一一六师团黑濑联队一大队长被击毙,这是该联队在衡阳前线被击毙的第六名大队长[25]。但中国军队也伤亡惨重。当日,第十军军、师长举行紧急会议,商讨此后作战方针。认为因无可抽调之兵,弹药也将告尽,守城至多再支撑三天,但城内有伤病员六千余人,无法突围,因此只有死守一条路[26]。6日,日军攻势更猛,守军渐渐不支,城西北角率先被敌突破。7日,日军倾其所有兵力向衡阳城发起最后的总攻。至8日拂晓,衡阳半个市区已为日军攻占。当晚,方先觉率守城的第三师、第一九○师、预十师、暂五十四师各师长举白旗向日军投降[27]。历时47天的衡阳保卫战至此结束。整个衡阳一战,中国第十军1.8万余人,伤亡1.5万余人,其中阵亡约七千人。日军自称伤亡1.938万人,内含军官910人[28]。 衡阳激战之时,集结在外线的中国军队有八个军共计10万人以上。蒋介石虽多次命令向衡阳增援,但被派往衡阳担任解围任务的仅有第六十二、第七十九两个军和第六十三师。而真正全力杀向衡阳前线进行解围的只有第六十二军。第六十二军于7月下旬向衡阳进军,与日军在衡阳西南一带展开激战,曾推进至衡阳南郊的火车西站。终因孤军深入作战,无法抵挡日军衡阳攻城部队和外围增援部队的夹击而败退。 日军第十一军攻占衡阳后,虽已筋疲力尽,但为不给中国军队喘息机会,以利下一阶段广西境内的作战,决定乘势进击。于是,第十一军倾其各主力师团由北向南宽广正面急进。8月下旬,为统一指导湘桂作战,日军新成立第六方面军,调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任司令官,统率直接担任湘桂作战的第十一、第二十三和防卫武汉附近的第三十四军及配备于长、衡地区的直辖部队,实施打通湘桂铁路计划[29]。而衡阳一战后,湖南前线的中国军队尚未调整部署,在日军快速突进之下,无法组织有效抵抗,防线一触即溃。仅半月间日军就横扫衡阳至湘桂边境间250公里,至9月上旬,已轻易占领祁阳、零陵,将战火烧到了湘桂边境,连第十一军自己也为进展如此快速而惊叹[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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