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繇的书法艺术

钟繇一般常把他划入魏晋时期，而其实他的大半生是属汉末的。汉献帝时他被举荐为孝廉，从尚书郎、阳陵县令做到黄门侍郎，效忠汉室。但他是个聪明人，知道汉室衰微已久，故又与曹操保持着微妙的联系。当时，曹操已击败青州黄巾农民军，建立了自己的精锐部队——青州兵，势力日益强大。而汉室由李傕、郭汜等人擅权。在钟繇和尚书郎韩斌的策划下，汉献帝离开长安东迁，为曹操 “迎天子”以至 “挟天子”创造了条件。果然，他很快升迁为侍中尚书仆射，封为东武亭侯，成了名在汉室实是曹操手下的一位重臣。
曹操在官渡与袁绍相持决战。在关中督察的钟繇，征集了二千匹战马送至前线，为曹操战胜袁绍立下了汗马功劳。曹操把他比作萧何，更为器重。但钟繇也日益恃才倨傲，于建安十二年(211)三月提出以三千兵入关右，督察关外诸军事力量。曹操一时难下决断，让荀彧去征询尚书卫觊的看法。卫觊认为关外诸将如马超、韩遂、杨秋、李堪等人，皆竖夫屈士，无雄天下之意，暂厚加爵号以抚其心，宜为后图。曹操“初善之，而以繇自典其任，遂以繇议。兵始进而关右大叛。太祖自亲征，仅乃平之，死者万计，太祖悔不从觊议，由是益重觊”(《三国志·卫觊传》)。八年后(219),被曹操解除了魏相国之职。至曹丕做魏王，他才任大理，“禅代”之事，几乎没有他的作用。倒是卫觊在按曹丕的旨意做“禅代”工作。《三国志·卫觊传》:“文帝即王位”,卫觊 “徙为尚书，顷之，还汉朝为侍郎，劝赞禅代之义，为父诰之诏，文帝践阼，复为尚书，封阳吉亭侯”。此事关涉到《受禅表》、《上尊号奏》两碑书者的归属问题。好事者常说此两碑由钟繇所书，其实不然。据上述，此两碑之文均由卫觊所撰，即所谓“功赞禅代之义，为文诰之诏”。而卫觊本人就是书法家。所以，马宗霍《书林藻鉴》卷第五说： “其时钟繇之名既重。敬侯卫觊本工古文，复擅八分，独与元常抗席，魏之开国两碑，《尊号奏》及 《受禅表》,遂以分属钟、卫。”说 《上尊号奏》由钟繇书，是已经照顾到他的书名之重了。

钟繇 《宣示表》

上述钟繇之政德。下面再说他的家德。因为钟繇书名之重，除他书法自身的魅力外，还有所谓“德”在背后起到支撑作用。
钟繇生有二子钟毓和钟会，为异母兄弟。钟会出生时，钟繇年七十四岁，已过古稀之年，母张氏才二十七岁。据 《三国志·钟会传》裴松之注，钟会母张氏 “少丧父母”,在钟繇家当“命妇”,得宠后使钟繇 “罪出”妻孙氏，“更纳正嫡贾氏”。曹操妻卞太后知道后告诉曹丕，“文帝诏繇复之。繇恚愤，将引鸩，弗获，餐椒致噤，帝乃止”。裴松之注后加按评曰： “钟繇于时老矣，而方纳正室，盖《礼》所云宗子虽七十天无主妇之义也。”梁章钜《三国志旁证》卷十八载：“赵一清曰：会母庶也，孙，夫人也，繇宠庶出嫡而更纳贾氏。乃以二母愤争之故，斥孙氏为贵妾，何其诞耶？繇素有名德，而于伦理悖缪如此。传所谓深山大泽实生龙蛇，果由会覆族，哀哉？”钟会征蜀后谋反，被卫觊儿子卫瓘诛。这不是与钟繇家德无关的。钟、卫两家书名并重，于政事、家事常见相反的德操。
钟繇不听曹丕劝告，拒不接回妻子孙氏，将卞太后置之眼角，还用自杀一法来威胁。当初，他看见韦诞手上有一篇蔡邕的笔法，苦求不得。至于“及诞死，繇阴令人盗开其墓，遂得之”的说法，是谣言，韦诞死在钟繇之后，不可能发生死人盗活人墓的事。
钟繇处理家庭事务，不合礼教。钟会最后走上分裂统一的谋反之路，不无与家教不法有关。钟繇的性格，时有偏激的行为，为达个人目的可不惜以死来谋取。他是一个横出一角的人。他的书法体格，也是横出一角的，扁方带来隶意，用笔尚翻，有横挑之姿。除受八分书体的传统定势的固有影响外，也源于他的性格特征。
钟繇的师承及其书法环境
钟繇以书法名世，似乎并没有旁借其他因素。他的政绩、道德行为不过一般，他也并不擅长诗文、经学、音律、天文历数等。他在曹氏父子身边这么多年，连一点文气都没有感染到。也许他的书法名气之大，跟他的仕途地位有一点联系。“太傅”之职，当然是很高的了。只不过是名望高而无实权的虚职。
魏晋以后，讲书法言必“钟王”,被看作是书法传统的正脉所在。在帖学家眼中，钟繇是始祖，大王是圣祖。在碑学家眼中，钟繇是南宗书派之祖，卫觊是北宗书派之祖，“钟卫”并称。如马宗霍、康有为即持此观点。胡小石 《书艺略论》则对此持不同看法，他说： “书家们钟王并称，吾辈不当求其同而当求其异。……此二家之异也。其后钟为北书之祖，而王为南书之祖。”
又有钟繇、张芝并称之说。孙过庭《书谱》开首即说：“夫自古之善书者，汉魏有钟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妙。”此说导源于王羲之自云： “吾书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由是，庾肩吾《书品》列张芝、钟繇、王羲之三人为“上上”品。最推崇钟繇的，要算梁武帝萧衍。当时南朝盛行王献之书风，掩及大王，钟繇更在次。他撰《观钟繇书法十二意》,说“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学子敬者如画虎也，学元常者如画龙也”。山中宰相陶弘景趁势推钟繇过二王，说： “圣证品折”,“使元常老骨，更蒙荣造”。唐太宗李世民独宗大王，说：“钟虽擅美一时，亦为迥绝，论其尽善，或有所疑，……其体则古而不今，字则长而逾制，语其大量以此为瑕。”(《王羲之传论》)但在这种情况下，唐人张怀瓘《书断》仍列钟繇为“神品”,说： “真书绝世，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虽古之善政遗爱，结于人心，未足多也，尚德哉若人！”钟繇尚德之说，不可苟同。“秦汉以来一人而已”的钟繇真书评介，恐也溢美太甚。
钟王、钟卫、钟张等等并称，尽管角度不一，或重书风嬗变，或重师承源流，或重派流分化，但钟繇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已凸现无疑。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种种评述，均在魏晋以后的文献中，且多在书论中，而《三国志》钟繇本传中无一字提及他的书法，这是令人困惑的。与钟繇齐名的卫觊，《三国志》本传说他 “好古文，鸟篆隶草无所不善”。而钟繇善书一事却在《三国志·管宁传》中载，“(胡昭)善史书，与钟繇、邯郸淳、卫觊、韦诞并有名，尺牍之迹，动见模楷焉。”将这一消息和卫恒 《四体书势》中所载曹操轶事结合起来分析，也许能给人以启迪。
“至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不持钱诣酒家饮，因书其壁，顾观者以酬酒直，计钱足而灭之。每书辄削而焚其柎，梁鹄乃益为柎，而饮之酒，候其醉而窃其柎。鹄卒以书至选部尚书，宜官后袁术将，……梁鹄奔刘表。魏武帝破荆州，募求鹄。鹄之为选部也，魏武欲为洛阳令而以为北部尉，故惧而自缚诣门，署军假司马，在秘书以勤书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鹄手迹，魏武帝悬著帐中，及以钉壁玩之，以为胜宜官，今官殿题署多是鹄书。”
曹操本人也擅书，在当时的书家群中，他最欣赏的是梁鹄，而不是钟繇，这从某种程度上揭示了钟繇的书法环境。当时书家如群，强手如林，钟繇并非是特别出类拔萃的，在大家一起探讨书法的奥秘时，他显得自信力很不足。有一轶事可揭示他在此书法环境中的心态表现。
“魏钟繇少时，随刘胜入抱犊山学书三年。还与太祖、邯郸淳、韦诞、孙子荆、关枇杷等议用笔法。繇忽见蔡伯喈笔法于韦诞坐上，自捶胸三日，其胸尽青，因呕血，太祖以五灵丹救之，乃活。”(宋·陈思《书苑菁华》)在此等书法环境中，钟繇有失一代书法大家的风度，与他身后之名——“秦汉以来一人而已”,就相形见绌了。也许钟繇就是在此书法环境中砥砺而出的吧。
钟繇身处的另一书法环境，即是新旧书体并存而互相激荡、互相渗透和分化的书法文化之背景。书法艺术已成为朝野人士所共赏的一门艺术，上至一代权相曹操，下至酒家饮客。篆书尚存余韵，隶书经灵桓时期的高度发展而波澜未平，草书如新浪潮一般席卷士人案首，楷、行两体也已从草书中脱颖而渐显。这些均为钟繇的艺术选择提供了极大的回旋余地。从书法发展的时空线上看钟繇所处的环境，他是篆隶阶段与楷行草阶段之间的人物。魏晋之前，篆隶为主体，草为副，楷、行为隐；魏晋之后，楷、行、草为主体，隶为副，篆为隐。这一书法文化发展的转机，为当时书法家群体所共有，关键在于其个人的自觉意识和把握。钟繇的最终选择是铭石书(隶书)、章程书(楷书)、行、押书(行书),说明他是顺应这一转机的。顺时势而为英雄，钟繇书法的不可否定性，道理就在此。而当时的其他书家，师宜官、梁鹄善八分，卫觊善篆隶草，邯郸淳善篆隶，韦诞善隶草，均不及钟繇得风气之先——楷、行，致使羊欣不知师宜官为何人。
当然，钟繇的楷、行书，并非是他的独创，汉魏简牍书、砖瓦书以及魏晋时的楼兰残纸中已常能见到楷、行之迹。在士人书法中，钟繇也不是凤毛麟角，一有他的老师刘德升，一有他的师弟胡昭。这就涉及到钟繇书法的师承了。
张怀瓘 《书断》说钟繇书法 “师曹喜、蔡邕、刘德升”。曹喜是汉章帝时人，钟繇无法直接师承。蔡邕比钟繇高一辈，有可能发生师承关系，但他向韦诞苦求蔡邕笔法一事，又说明未能得以直接师授。所以，钟繇的师承最直接的是刘德升。卫恒《四体书势》:“魏初有钟、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升。而钟氏小异。然亦各有其巧，今盛行于世。”羊欣 《采古来能书人名》说 “胡书肥，钟书瘦”。
刘德升、钟繇、胡昭师徒均为颍川人。世称刘德升为行书的首创者，此说固不允当，但他可能是把行书这一新书体首先引入士人书中的第一人。他的生平事迹阙如，大约是桓灵两帝时期的隐者名士。所谓“钟繇少时随刘胜入抱犊山学书三年”,此刘胜疑是刘德升。胡昭 (162—250),字孔明，全面承继师风，不愿为官，避地冀州，先后辞谢袁绍和曹操的聘请，隐居山中躬耕乐道，以经籍书艺自娱。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在评述汉后期名士时说：“当时名士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求名不求官的名士。他们不就官府的征召，每拒绝征召一次，他们的声望和社会地位也就提高一次。他们认为 ‘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虽然不做官，他们的社会地位实际上抵得一个大官。这一类人数最少……第二类是言行刚劲疾恶如仇的名士，……是统治阶级中的鲠直派，……第三类是迎合风气的名士。这一类人数最多，是第二类名士得势时的附和者，也是典型官僚的候补者。”刘德升、胡昭大约是第一类中的名士了。而钟繇呢？大有第三类者之疑。
刘德升、胡昭书法“片甲”不传，独传钟繇诸书，这隐与显的结果又当如何分类呢？
钟繇传世书帖及其艺术特色
羊欣 《系古来能书人名》说： “钟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押书，相闻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
铭石书即隶书，传《上尊号碑》为其书。章程书即楷书，传世有 《宣示表》、《力命表》、《贺捷表》、《荐季直表》、《调元表》、《墓田丙舍帖》、《还示帖》等，均为小楷。行押书即行书，当时主要用于信函尺牍，别称相闻书，传世有《白骑遂内帖》、《常羸帖》、《雪寒帖》、《长风帖》等。“五表”、“六帖”是考察钟繇书艺的主要依据。但南朝宋时 “秘藏所录，钟繇纸书六百九十七字” (虞和 《论书表》),至梁时 “世论咸云江东无复钟迹，常以叹息”(陶弘景 《与梁武帝议书启》)。所以，“五表”、“六帖”均为后人钩摹、临写之迹，其或有伪托者杂入。
明末清初鉴藏家顾复《平生壮观》对钟繇诸书有一段比较公正的评述：“……其墨迹见闻于世者，惟《季直》一表耳。碑刻颇多，窃怪其用笔各不相类，何哉？ 《宣示表》、《还示帖》犹算子，扁而肥； 《力命帖》瘦劲而长；《墓田丙舍帖》行书流丽；《贺捷表》欹侧太甚。至于《白骑遂内书》、《常患常赢》、《雪寒想胜》、《得长风书》四帖，古意荡然矣！ 大抵翻刻多而故步顿失，岁月久而赝作横行，俾学古者难适从也。《季直表》开卷时，一望而识太羹玄酒意味，徐而察之，垂必缩，往必收，八法精紧而转折顿挫有气，绝无诸碑刻油滑气。此(《季直表》)唐摹之最精者。如纸乃唐之白麻纸，‘民’字之讳笔也(邂李世民讳),非彰明较著者乎？奈何陆(行直)袁(泰)辈曲为辩据(袁、陆皆元末人，在帖后跋中为 ‘民’字缺笔辩解),必以真迹名之，困矣。”
《荐季直表》墨迹，唐初藏内府，第六行第一字“民”缺戈画，钤有贞观印。宋淳化、大观、宣和年间仍在内府，米芾曾见之。南宋末归贾似道所有，元时在陆行直家。明中叶先为沈石田所得后归无锡华夏，刻入《真赏斋帖》。清初入内府，《三希堂法帖》此为冠首。民国初期流入霍邱裴景福家。后被人窃去，埋于土中，再掘出时已糜烂不可收拾。现仅存慈水王氏所藏一墨迹照片，于1984年第6期 《书法》杂志首次刊布。
《贺捷表》,又称《戎路表》、《贺克捷表》,有大字小字二种刻本，宋欧阳修《集古录跋》有著录。现见于《宋淳熙秘阁续帖》等刻帖中。清人王澍认为： “唐摹《贺捷表》为第一。”此迹末署“建安二十四年闰九日南蕃东武亭侯臣繇上”,是六十八岁 (219)所书。刻帖之尾有庾肩吾、萧子云两名。此迹与 《荐季直表》不同，笔姿摇曳，点画流利，有行书之势，常呈左低右高的欹侧结体。
《宣示表》是钟繇诸书中最有名的。张光宾《中华书法史》:“据史籍推知，表应作于魏文帝费初二年(221)八月顷，时钟繇七十一岁。”它的传世淹没过程，王僧虔《论书》有载：“亡高祖丞相导，亦甚有楷法，以师钟、卫，好爱无厌，丧乱狼狈，犹以钟繇《尚书宣示帖》藏衣带中。过江后，在右军处，右军借王敬仁，敬仁死，其母见修平生所爱，遂以入棺。”所以，后世所传《宣示表》,据说是王羲之所临。临本在唐代尚见于有关著录，现仅存刻本，始见于《淳化阁帖》,后辗转翻刻于诸丛帖。另有宋贾似道的单刻帖，由门客廖莹中搨摹，王用和镌刻，最为精美，此石明末杭州西湖出土，民国初石在上海，今石藏上海博物馆。此迹与上述两迹又有所不同，初察结体介于《荐季直表》、《贺捷表》之间，细审点画用笔，则横出运势已明显减弱，横画和点画的收笔都用回锋护尾法，圆润如珠玉，笔势不见翻挑之意，而呈内𢬍回贯之意，酷似王羲之的笔法。其他诸书，如《还示帖》、《力命表》等楷书，均见于宋以后的各类刻帖中，也与《宣示表》相类似，传为王羲之所临。
所传钟繇行书诸帖，均见于各类刻帖中，从笔势、体势看，诸帖相类，如《长风帖》,纵拓书风酷似王献之，已不见隶意之横势，故或说为王献之所临。
在上述诸书的传摹临刻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现象，即后加上去的种种文化积层，掩盖了钟繇书法的本色。书法在传播过程中，文化信息量的附加，包括钤印、题跋、传递、刻拓等等，既是一种文化行为，又是一种文化参与，构成了帖学、碑学研究中的一大专门课题，类似于古籍研究中的版本研究。版本可通过互校来尽量接近原著。同帖诸刻可在比较中辨分优劣，构连其互相的关系，某刻由某帖翻刻而来，但在无真迹的参照下，很难直接揭示某帖最为接近原作。只有借助前人，特别是距原作最近的评述，才可得其大概之意象，由此再来观照诸刻本，描述其艺术特色。
羊欣说：胡昭书肥，钟繇书瘦。而萧衍说： “元常谓之古肥，子敬谓之今瘦。”( 《观钟繇书法十二意》)可见从“瘦”字上去把握钟繇，难得真谛。因为胡昭书法不见，缺少一参照。虞和《论书表》: “钟、张方之二王，可谓古矣，岂得无妍质之殊？且二王暮年皆胜于少，父子之间又为今古，子敬穷其妍妙，固其宜也。”从古质、今妍之别来把握钟繇与二王的区别，不失为一法。袁昂 《古今书评》: “钟繇书意气密丽，若飞鸿戏海，舞鹤游天，行间茂密，实亦难过。”此说被萧衍采纳，确实是钟繇书法意象的最佳描述。其他如“天然第一，工夫次之”、“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等等，均不是钟繇所独有的，难以表明钟书之特色。

钟繇 《荐季直表》

古质茂密，是钟繇书法的一大特色。但只有是“飞鸿戏海，舞鹤游天”意象中的古质茂密，才是钟繇的特色。如何理解这八字意象比况？就像如何理解王羲之书“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一样，令人扑朔迷离。今人胡小石可谓深得其中三昧，他说： “书家以钟王并称，吾辈不当求其同而当求其异。所谓异者，即二家书体中所含分势之多寡悬殊也。梁武帝评书，从汉末至梁有三十四人。其评钟繇书云： ‘如云鹤游天，群鸿戏海。’其评王右军云： ‘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梁代重大王书，武帝与陶宏景皆学王书，故其评最得其实。钟书尚翻，真书亦带分势，其用笔尚外拓，故有飞鸟骞腾之姿，所谓钟家隼尾波也。从帖中所收钟书，如《宣示》、《力命》诸表，并出王临，不见此妙。惟《戎路表》虽亦后人所摹，而分势多在，可以想见之。王出于钟，而易翻为曲，减去分势。其用笔尚内𢬍，不折而用转，所谓右军‘一搨直下’之法，故梁武帝以龙跳虎卧之势喻之。龙跳之蜿蜒，虎卧之蜷曲，皆转而非折，真能状王书之旨。” (《书艺略论》)
胡小石以 “翻”、“曲”区别钟繇、王羲之，可谓二字真言。
“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喻大王书，可作种种艺术联想，“天门”之高，“龙跳”之矫健和纵速有力；“凤阙”之精巧，“虎卧”之静而雄强。于是可描述为：动静交织，矫纵雄强，精巧有力。其中的曲势和 “纵”势最为直观。
“云鹤游天，群鸿戏海”,喻钟繇书，似也可转述：“天”者为高，“海”者为阔，“云鹤”为清，“群鸿”为密。关键是鹤、鸿的“游”、“戏”之姿，与龙虎之姿绝不相同。鹤鸿举翅横展，上下翻舞，其翅羽之端犹如分势之波发而上挑，可在画中和现实中印证。所以，“翻”势和“横”势是钟繇书法的直观形象之特色。
大王书内𢬍，小王书外拓，是二王之间的区别。但胡小石谈钟繇也外拓。钟繇外拓不同于小王外拓，前者为横出外拓，后者为纵向外拓。小王的纵向外拓源于大王的内𢬍笔法，内𢬍者意蓄而不发，故常用曲势，回锋敛笔意贯下一笔，一旦此“意贯下”发而为有形之笔画，则成纵拓。而钟繇的外拓无纵拓下贯之意。
钟繇、大王的一翻一曲之别，实为楷书发展的分水岭。楷书萌芽于草隶书之内，钟繇用翻，把楷书体格趋近于分隶书。大王用曲，将今草中的下贯之势，融入楷书，与书写行式 (自上而下) 暗合，笔势和行势 (章法、布势)不再背道而驰，使书写更为流便。从这一角度称“钟王”大概比较合理。钟繇首先把楷书引入士族文化圈，被称为楷书之祖；大致完善了楷书体格，使楷书与草、行书的关系，在笔法上融为一体，是楷书成熟的标志。依此观照 《荐季直表》、《戎路表》跟《宣示表》之间的区别，大概不会有什么大错。
钟繇对书法是下过苦功的，自述“精思学书三十年”,“若与人居，画地广数步，卧画被穿过表，如厕终日忘归，每见万类，皆画象之”。(宋·陈思《秦汉魏四朝用笔法》)他的小儿子钟会。据说也善书法。钟繇临死前，将《笔法诀》授传给钟会，其实，那时钟会才五岁，未必能深识其中的奥秘。钟会善书，恐为其母的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