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之争从一开始就已经存在

金庸是当代汉语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一个神话，所以有的研究者将之称之为一种“金庸现象”。“金庸”这两个字也已经超越了他笔名原本的含义，金庸的传奇、金庸的浪漫、金庸的名望、金庸的地位、金庸的财富等等这一切都是让一般的文化人看得头晕目眩，眼花缭乱。然而，光环只是光环。所以从金庸的成名开始，就有许许多多有识之士想来打破这个神话，还原出金庸本来的“庐山真面目”来。
出于各种不同的目的，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同的视野和聚焦点，这就产生了当代汉语文学史上有趣的“金庸之争”的现象。
金庸的出现真正引动了上上下下的知识分子阶层的“灵魂触动”。不管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都起码承认了这一点，就是金庸的影响力太大了。
对金庸的包括“金庸现象”的争论，早在60年代初期就已经开始。
金庸的武侠小说问世之后，在港台两地引起惊人的轰动，读者趋之若鹜，一时间洛阳纸贵。当时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金庸的小说并不能流传至大陆，实际上是大陆当时的意识形态拒绝了金庸。而有趣的是，与当时大陆意识形态截然对立的台湾，经过一番对金庸的争论之后，同样拒绝了金庸。1969年2月中旬，台湾台北市警察局出动大批警察，到市区郊区所有大大小小的书店搜查武侠小说，其中包括金庸的《射雕英雄传》《碧血剑》《书剑恩仇录》等；台湾当局认为这类武侠小说内容“毒素颇深”,是“统战书本”“影响读者心理，危害社会安全”。
当时，《大公报》曾为金庸打抱不平，为他的武侠小说辩护。
《大公报》的文章《怪哉！蒋经国怕武侠小说》指出：“……一些比较好的武侠小说中，多带一点‘爱国思想’,而这种思想便正是读者所欢迎的，而台湾当局认为‘毒素’了。在所有的武侠小说中，都是贪官污吏，或为非作恶，或投靠异族之辈，才会怕侠士的，而今台湾当局竟然也怕武侠小说，不怕被人拿话柄么？”
这几乎可以说是最初正面出现的“金庸之争”了。
此后的几十年，关于金庸的争论事实上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些争论中，有关于金庸的政治态度的争论，有关于金庸武侠小说的学术性质的争论，有关于金庸个人生活态度的争论，有关于金庸的文学排名地位的争论等等。
关于金庸政治态度上的争论，共有两次高潮。一次是1967年大陆正处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高潮期，香港“左派”与金庸的政治立场的争论。当时“左派”痛骂金庸为“豺狼镛”(查良镛之谐音)“汉奸”“走狗”,甚至放出风声要置金庸于死地。还有一次是1988年底，金庸参政，参加了香港基本法草案委员会，提出轰动一时的“主流方案”时，金庸的政治态度又一次引起巨大的争议。
金庸的一生虽然是功成名就，德行完满，但像这样“金庸之争”的风风雨雨，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如果这些“金庸之争”仅仅是学术上的争论，那还情有可原。但有一些争论却纯是人身攻击，就不入流了。
要想真正了解金庸，站在一个时代的高度来认识金庸。我们很有必要来了解这些“金庸之争”的详情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