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谈判的背景

如何处理国共关系一直是国民党面对的中心问题之一。第二次国共合作成立之后，国共在两党关系如何定位、中共军队与政权的地位等问题上始终存在分歧，两党多次谈判均无定论。国民党内对中共问题的处理，自抗战后期起出现了两种不同思路。以陈立夫为代表的CC系党务系统、以邹鲁等前西山会议派人物为代表的国民党右翼势力以及以陈诚为代表的黄埔系军人，沿袭传统的看法，主张对中共以强硬为主。陈立夫认为，与中共谈和就是玩火，终必自焚，而且一方面要求军队在前方准备与中共作战，一方面在后方谈和，将会大大影响部队士气。他批评主和派自命为自由派，他们以为有足够的精明对付中共，实际则对中共一无所知^[1]。以张群为代表的政学系和当时主政的宋子文、王世杰、张治中等人，更多地看到国民党正在走下坡路，用传统方法很难与中共相争，因而企图以和的方法拘束中共，同时不无借此刺激国民党改革的意图，以最终维持国民党的执政地位。作为国民党的最高领袖，蒋介石内心更倾向于军事解决中共问题，但出于对国内外形势的考量，主要是国民党军事准备不足和美苏两强对国共和谈的支持，以及国内的和平呼声，使蒋认为动武时机尚不成熟，因而在表面上较多地考虑到后一批人的意见。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后一批人多与蒋有较深的个人关系，又身居重要岗位，他们的意见因而更易于影响蒋的决策^[2]。　
战后国共关系首先发生的戏剧性变化，是蒋介石连发三电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此举究属何人所建议，现并无确切记载。日本决定投降后，国民党高层连续几天开会，讨论有关重要问题，但并未见提及邀请毛赴渝一事。有说法称此事出于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的建议，如陈立夫在其回忆录中说，毛泽东赴渝“由吴文官长鼎昌为蒋委员长去电邀其来的，此事关系甚大，未付中央常会讨论，遽尔去电，似乎疏忽”^[3]。蒋此举未经国民党中央讨论当为事实，是否出于吴鼎昌献言尚需更为可靠的材料证实^[4]。倒是蒋介石的侍从室六组组长唐纵拟订的《日本投降后我方处置之意见具申》非常值得注意。该份文件拟于日本投降前后，于8月12日交给蒋介石。关于中共问题，此件建议：“中央表示统一团结战后建设之殷望，并重申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之诺言，同时表示希望中共领袖来渝共商进行。如毛泽东果来则可使其就范；如其不来，则中央可以昭示宽大于天下，而中共将负破坏统一之责。”^[5]蒋介石对这个建议有何反应，唐纵未予记载，但该文件其他各项建议大多实行，而蒋在两天后即电邀毛赴渝，恐不是偶然的。何况该建议对国民党邀请毛泽东赴渝的原因及利害表述得非常清晰，无论其起到作用与否，它所反映的内容应该是当时国民党的真实想法，即以和谈压中共就范。
由于国民党的体制决定，邀请毛泽东的决定只能由蒋介石作出。无论这个过程如何，外界关注的是其结果。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三次致电中共领袖毛泽东，称：“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并表示“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6]态度执著，语气谦恭，大有毛不赴渝、如苍生何之慨。
蒋介石邀请中共领袖赴重庆谈判的消息传出，在国内政治上似乎得了一分。战后中国人民和民间舆论最关心的就是国共是否会打仗，大家都希望中国能够和平，能够建设，能够让大家不再受战火的折磨与摧残。蒋两电公布后，社会舆论的喉舌《大公报》在社评中说，“在胜利的欢欣中，人人都在悬注延安的态度”;“日前得见蒋主席致毛先生的寒电，大家为之兴奋，希望得由此启开政治解决之门。现在又读到蒋主席致毛先生的哿电，更感到一片祥和之气，真使人既感慨，又兴奋”;“我们相信全国同胞的心情，都与蒋主席相同，殷切盼望毛先生不吝此一行，以定国家之大计”^[7]。国民党内主张与中共谈判的一派人还频频与各界人士接触，希望得到社会各界与舆论的支持^[8]。
中共对于国共谈判早有考虑。1942年林彪赴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即考虑“到适当时机，我准备出去见蒋，以期谈判成功”。1944年11月赫尔利到延安，毛又对他表示，“我很愿意和蒋介石先生见面，过去有困难，没有机会，今天有赫尔利将军帮助，在适当时机我愿意和蒋先生见面”^①。潜藏在毛泽东这样表示背后的考虑，是毛提出并经中共高层认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战略。1942年，毛泽东在一份给从华中启程回延安的刘少奇的密电中提出：“我们的方针是极力团结国民党，设法改善两党关系，并强调战后仍须合作建国。整个国际局势战后一时期仍是民主派各界合作的统一战线的民主共和国局面，中国更必须经过民主共和国才能进入社会主义。在此国际总局势下，国民党在战后仍有与我党合作的可能。虽然亦有内战的另一种可能，但我们应争取前一种可能变为现实。”^②在这样的方针之下，虽然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不断地有摩擦，甚而在抗战后期中共一度有另起炉灶的打算，但就中共的根本战略而言，仍然大体立足于毛的判断。抗战胜利后，在美苏两强合作、国内人民反战的形势下，中共的基本战略是边打边谈，以打促谈。　
8月9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举行第二次会议，着重讨论苏联参战后的时局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谈到中共在新形势下的任务之一即继续国共谈判。11日，中共在日本投降后发出的第一份党内指示中便谈到，“国共谈判将以国际国内新动向为基础考虑其恢复”^[9]。只是由于日本投降后，在受降等问题上国民党摆出了一副独占姿态，中共对内战形势估计较为严重，所以蒋的第一次电邀被中共认为“请毛往渝全系欺骗。目前蒋之一切宣传均为内战做文章”^[10]。
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共对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谈判的态度有了变化。蒋的第二电发出后，中共决定先派周恩来去谈。8月23日，蒋的第三封电报到延安，当天毛泽东在延安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国共谈判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说明了中共将采取的方针和对策。他认为：抗日战争阶段已经结束，进入了和平建设阶段。国共各有有利不利之处，但因为国民党本身的困难(兵力分散、矛盾很多、实力不足),解放区的存在，共产党不易被消灭，国内人民和国际上反对国民党打内战，因此内战是可以避免和必须避免的。我们党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是有现实基础的，能得到国内外的广大同情。“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他所以采取暂时的和平是由于上述各种条件的存在，他还需要医好自己的创伤，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便将来消灭我们。我们应当利用他这个暂时和平时期”。“以后我们的方针仍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到团结，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摆出内战是不好打的姿式给蒋介石和美国看，以便在谈判中取得比较有利于我的解决”。“现在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可能成立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中国如果成立联合政府，可能有几种形势。其中一种就是现在的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存在相当长的时期。对于这种形式的联合政府，我们还是要参加进去”。与会者同意毛泽东的分析。周恩来认为，我们要争取主动，迫蒋妥协。也可能边谈边打，或者打打停停。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个总任务没有变。朱德说：和平对中国人民是有利的，这次去谈判是必要的，蒋介石可能作些让步。毛主席去谈判是有利的。有无危险？看来比过去保险得多了。彭德怀说：要把打与争两者结合起来。我们今天所提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是主动的、适合的，今后解放区一切工作要作长期打算。毛主席出去，我们是主动的，给全国人民很大兴奋，对民主运动是个推动。在会议结论中，毛泽东认为：“国民党有很大困难，至少今年不会有大的内战，和平是可能的。”“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在数量上作些让步，以取得合法地位，以局部的让步换取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养精蓄锐来迎接新形势。对这种让步我们要有准备。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准备在合法工作中去进攻，利用国会讲坛去进攻，要学会作合法斗争。”关于谈判，“今天的会议决定还是去，而不是不去。但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为了谈判期间的中共领导不至受影响，会议还决定在毛泽东外出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补选陈云和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1]。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的方针在这次会议上已经基本决定了。
对于毛泽东赴渝谈判，中共党内也不是没有阻力的，这种阻力更多地来自对于毛赴重庆安全上的担心。据李维汉的回忆，“开始，大家没有估计到毛泽东会去重庆，消息传开后都很紧张，许多解放区负责同志为他的安全计，或者口头劝说，或者打电报来，认为不去为好”。为了缓解这种担心，周恩来经过分析对大家说，毛去有利，同时在中共力量和美方调解的保证下，毛的安全是有保障的^[12]。
8月25日晚，毛泽东、周恩来等和从重庆回延安的王若飞最后商定了毛泽东去重庆一事，并于当晚复电魏德迈：“鄙人承蒋委员长三电相邀，赫尔利大使两次表示愿望来延，此种诚意，极为心感。兹特奉达，欢迎赫尔利大使来延面叙，鄙人及周恩来将军可以偕赫尔利大使同机飞渝，往应蒋委员长之约，以期早日协商一切大计。”^[13]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通过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一事。毛泽东再次谈到：“去。这样，我们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去重庆，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作城下之盟的可能性，但签字之手在我。谈判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只有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和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重庆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14]会议并决定中共在谈判中可作一定让步，第一步为广东到河南地区，第二步为江南地区，第三步为江北地区，但从陇海路到东北地区一定要占优势。当天，中共中央发出党内通知，向全党通报并解释了重庆谈判问题。通知说：“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通知强调，“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总之，我党面前困难甚多，不可忽视，全党同志必须作充分的精神准备，但是整个国际国内大势有利于我党和人民，只要全党能团结一致，是能逐步地战胜各种困难的”^[15]。
重庆谈判得到了美国和苏联的支持，这是战后雅尔塔体系达成的默契。8月15日，蒋介石会见美国大使赫尔利，向其通报中苏谈判的情况，对中苏条约的签订表示满意，认为苏联将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赫尔利不失时机地向蒋建议，这时为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适宜时机，但他从蒋处得知蒋给毛的邀请已经发出。过后他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表示，他向蒋提出这样的建议时，并未对蒋的决定承担责任^[16]。由此可知，美国人事先并未对蒋的决定作出建议。当然，美国关心国共两党接触的情况，这是因为美国在中国的重大政治经济利益和美国与苏联争夺战后世界霸权的需要。
苏联在重庆谈判前后起了什么作用，现在仍然不是十分清楚。从已经公布的资料看，中共确实考虑过在国际大背景下解决国共关系问题。毛泽东在8月9日的中共中央会议上谈到，在苏、美、中协定的基础上准备继续国共谈判，国共谈判要在国际的基础上(不是一切)来解决^[17]。曾经有这样的说法，中共同意参加重庆谈判，是因为斯大林来电压迫的结果。由于目前无法见到这份电报的原文，很难得出确切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共决定参加重庆谈判是综合各方情况作出的决定，斯大林的电报可能对中共的决定起了一定作用，但未必就是决定性的作用^[18]。根据美方资料，8月29日，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与斯大林会见，斯大林告诉他，他相信国共双方为了自己的利益，会达成一项协议，如果中国有两个政府，那就太愚蠢了。此处透露的含义是暧昧不明的，并未明确表示支持哪一方。这与苏联在中苏条约谈判中的立场是一致的，即既支持国民党作为合法政府的地位以协调苏联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又保留对中共的支持以显示其意识形态色彩。这样的立场体现了苏联对外关系的特点，保持国家政策的灵活性以最大限度地有利于其国家利益^[19] 。而据毛泽东当时的秘书胡乔木回忆，“在考虑赴重庆谈判的问题时，毛主席在国际方面更为关注的实际是美国的态度和反应，而不是苏联的态度和反应，这是因为美国的动向对中国政局的影响更为直接”^[20]。这是一个符合当时实际的看法。毛泽东自己也说：“中国防止内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比早先大得多)依靠外国影响，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美国。美国在中国和远东的力量日益增长，它是能够起决定作用的。”^[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