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的三次请愿运动

1909年10月，各省谘议局同时开幕(新疆除外)。立宪派的活动分子差不多都成了谘议局议员，他们觉得具备了不同以往的发言资格。那时，执掌朝政的摄政王载沣，为稳固自己的地位，正极力标榜开明，多次重申坚持立宪的宗旨。立宪派认为这是个很有利的时机。于是，沉寂了一年多之后，再度发起了国会请愿运动。
这一次是江苏谘议局带头发起。当选谘议局议长的张謇同江苏巡抚瑞澂商议：由张謇出面联络各省谘议局，由瑞澂出面联络各省督抚，分别请朝廷速开国会和速设责任内阁。张謇派出孟昭常、方还、杨廷栋三人分途到各省与谘议局联络，邀请他们派出代表到上海共商请愿进行办法。这时，张謇还发表了《请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意见书》,以为鼓吹。12月间，奉天、吉林、直隶、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省代表陆续抵沪。加上江苏省共十六省五十多名代表，经过多次会议，组成了请愿代表团，公推直隶的孙洪伊为领衔代表。此后三次请愿高潮中，孙都是请愿团的主持者。孙洪伊(1870—1936)字伯兰，直隶天津人，家豪富，八国联军入侵时，家业大部分被毁。他很有爱国思想，曾大力捐资兴办教育，颇受地方人士推重。1906年参与创办自治研究所，从此积极进行立宪活动。1909年被选为谘议局议员。请愿代表团北上前夕，代表们情绪十分热烈，有人声言“不请则已，请必要其成……不得请，当负斧锧死阙下”^[1]。张謇对此很不以为然，他发表欢送演说，提出“秩然秉礼，输诚而请”的方针。并说：“得请则国家之福，设不得请，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尽。诚不已，则请亦不已。”^[2]这是张謇的保守的政治态度的明显反映。
请愿代表团于1910年1月到北京，16日向都察院递交了请愿书。这次请愿书是由福建谘议局书记长林长民属稿，经张謇修改定稿的。书中主要强调内外危机严重，要求朝廷定“一年以内即开国会”。代表团推孙洪伊、刘崇佑(福建谘议局副议长)、方还等分头拜访王公大臣，呈交请愿书副本，请求他们予以赞助。那些老于世故的官僚，对这些议员先生颇为客气。但当朝廷召集大臣会议，研究如何应付请愿运动时，却大都沉默不语。其中多数是不赞成开国会，但不愿明白说出，怕招致舆论的攻击；还有一部分只知持禄保身，更不愿明确表态；极少数较有政治头脑的人，出于维系清朝的统治命运，倾向于赞同立宪派的主张。但明知朝廷及权臣反对，也不敢力争。1月30日，清廷发布上谕，对议员代表们说了一些慰勉的话之后宣称：“筹备既未完全，国民知识程度又未画一，如一时遽开议院，恐反致纷扰不安，适足为宪政前程之累。”^[3]拒绝提前召开国会，请愿失败了。
代表们对这次请愿失败有思想准备，他们遵循张謇的“诚不已，则请亦不已”的方针，决定继续进行请愿。
孙洪伊等依上海会议期间的成议，着手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决定设总部于北京，在各省设立分会。该会所定的《简章》,明确以“请求政府即开国会为目的”。并宣称，该会“非到国会成立之日，不得解散”^[4]。这时，在北京还成立了一个国会期成会，声援请愿运动。其发起人黎宗岳曾先后主办《国报》和《中国报》,思想较为激进。为发动第二次请愿，江苏、直隶、广东三省谘议局分别派人到邻近各省和海外华侨聚居地进行联络，力图扩大请愿的规模。随着各省成立国会请愿同志会分会和国会期成会分会，第二次请愿便开始发动。直隶于4月15日在天津召开大会，选出第二次赴京请愿的代表。山东谘议局于5月中电北京请愿代表团，声称全省签名请愿的已有六万人。与此同时，广东电称：国会请愿同志会分会成立之日，“到者数万人，座满途塞，收捐款一万四千余元”^[5]。这些说法很可能有夸张，但终究可以反映出资产阶级立宪派和他们影响下的群众的热烈情绪。
各省请愿代表于5月间开始陆续赴京。这次请愿代表多半在省内经各界大会推举，突破了谘议局议员的限制，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同时南洋华侨派出了请愿代表陆乃翔专程回国参加请愿。(陆回国后，接受澳洲华侨委托兼充澳洲华侨请愿代表。)
孙洪伊等人同各省代表商定，由各省捐款，在北京创办《国民公报》,为速开国会大造舆论，公推徐佛苏为主编。经过紧张的筹备，该报于6月间出版。当时，预备立宪公会的机关报《宪志日刊》也在北京出版。由徐佛苏主稿的《国会请愿同志会意见书》先后在立宪派各大报刊登出。这篇一万多字的洋洋大文，系统地论述了立宪派关于国会问题的主张。梁启超这时也在《国风报》上发表了《论请愿国会当与请愿政府并行》(所谓请愿政府是指请设责任政府)等文，为请愿运动提供思想和理论的指导。请愿代表团还将收到全国各地寄来的血书印刷传布，以增加鼓动的力量。
这一次请愿运动无论从参加人数、活动规模，还是组织方式上，都比前一次大进一步。入京的请愿代表共一百五十余人，各省签名参加请愿的达三十万。6月16日，请愿代表八十余人前往都察院，按不同的社会团体，共递上十份请愿书^[6]。另外还向摄政王载沣上了一道请愿书。这次请愿书的词气明显地比上次来得激切。如孙洪伊领衔的以各省谘议局名义上的请愿书，就明白指斥政府对于预备立宪“真诚之意少，敷衍之意多”^[7]。在上载沣的请愿书中更痛切陈词说：“今日时势，主少国疑，民穷财尽，外患鸱张，饥馑四告，革命党又前仆后起，如燎方扬。民情隔阂而不通，政治敷衍而无实；弭乱救亡之策非开国会果有他术乎？”书中斥责阻挠国会的大臣“阳为老诚持重之言，而阴以遂其阻挠国会之私者，皆自全躯命保禄位之臣，惮于改革而惧不利于身家者也”^[8]。运动的声势和请愿书词气的变化，使载沣及其左右权臣颇生疑惧。据当时报纸透露，有人提出对请愿要“严旨震吓”。但另有一些人生怕这样反会“酿生意外枝节”^[9]。载沣折衷众论，乃于6月27日发布了一道词旨较上次更为严厉的上谕，称：由于“财政艰难”,“地方偏灾”,“匪徒滋扰”等原因，无法提前召开国会。严令以后“毋得再行渎请”^[10],企图堵塞进一步请愿的途径。但这时朝廷的一纸空文已吓不倒立宪派。在上谕发表的第二天，各省即有电到京，要求代表团不可泄气，继续再请。孙洪伊等当即复电：“请愿无效，决为三次准备，誓死不懈。”^[11]
清政府不准“再行渎请”的诏令使立宪派感到愤懑。梁启超说：“国民所以哀号迫切再三吁诉者，徒以现今之政治组织循而不改，不及五年，国必大乱以至于亡；而宣统八年召集国会，为将来历史上所必无之事也。”^[12]反映出立宪派共同的恐栗与忧愤交加的心情。
第三次请愿运动以更大的规模开展起来。驻京请愿代表团为适应新的形势，做了适当的改组。因为原有的代表团是在第一次请愿前各省谘议局代表在上海会议时成立的，代表团成员只限于谘议局议员。经改组，吸收了各省各团体的代表加入，规模扩大了。他们选出孙洪伊、方还、吴赐龄、邓孝可等十人为干事员；推雷奋、孟昭常、徐佛苏、汪龙光等为编辑员。此外由各省代表中推一人充当评议员。这些代表团的职员，同时即为国会请愿同志会的职员。这时，国会请愿同志会已正式报请民政部立案，作为请愿运动的合法机构。
各地请愿运动比以往历次都来得更加活跃。7月12日，湖北省谘议局、国会请愿同志会及绅商学界各团体数百人集会，提出了“不开国会，人民不承认新捐税”的口号。这本来是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一种很有力的口号。然而中国的资产阶级立宪派在行动上远比他们的宣传来得软弱，这一口号在实践上并未发生多大作用。有的省还提出，如果清政府仍迁延不开国会，各省谘议局便宣告同时解散。这个口号固然可以反映出当时人们的激动情绪，但实际上并没有实行。
四川、山东、陕西等省较快地派出第三次请愿代表入京活动。海外华侨纷纷致电北京请愿团，表示热烈赞助。美洲华侨和日本华侨这一次也分别派有代表参加请愿。美洲代表伍宪子(庄),属于康有为控制下的帝国宪政会，日本代表汤觉顿(叡)则是梁启超的心腹。当时在北京参加考试的举贡生员及留学生数百人也参加了请愿活动。然而，对请愿代表团说来，更大的支持力量是各省谘议局联合会。该会于8月9日在北京开第一次会议，许多省的谘议局议长或副议长到京参加了会议，如直隶议长阎凤阁，副议长王振尧，浙江副议长沈钧儒，福建副议长刘崇佑，四川议长蒲殿俊，湖北议长汤化龙、副议长张国溶，奉天副议长张百斛，黑龙江副议长战殿臣等。参加会议的还有：江苏的孟昭常、雷奋、杨廷栋、方还；江西的汪龙光；广西的吴赐龄；湖南的罗杰；山东的周树标；等等，都是各该省谘议局中有影响的活动分子。会议选举汤化龙为会长，蒲殿俊为副会长；推选孙洪伊、杨廷栋、刘崇佑、雷奋、周树标、汪龙光、孟森、吴赐龄、王法勤等为审查员。会议讨论了各省谘议局共同关心的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速开国会案。
一向比较保守的张謇，这时估量了形势，打算亲自出马，组织并率领一个“议长请愿团”赴京，“开第三次请愿之新面目”^[13]。但他的建议并没有得到积极响应。山西议长梁善济致函批评说，组织所谓“议长请愿团”仍是少数人的活动。他认为“请愿之举，当以少数而扩充至于多数，未便由多数而归纳至于少数”。他主张“联络资政院互选议员，并联合各省谘议局，此案(指请速开国会)如仍无效，互选议员全体辞职，各省谘议局同时解散，揭开立宪之假面具，使政府无所遁饰……”^[14]。显然，梁善济的态度要比张謇积极得多。张謇的打算没有实现。
请愿代表团利用资政院开院的机会发动第三次请愿高潮。资政院于10月3日开院。10月7日，请愿团的孙洪伊等六人加上刚刚从天津赶来的直隶代表李长生、温世霖等十七人，前往摄政王府上请愿书。在半路上遇到东三省旅京学生赵振清、牛广生等，正在迎候代表团。赵、牛两青年当场分别割臂割股写血书，表示强烈要求国会的决心。但代表们到王府时，载沣外出，孙洪伊等决定留下六人准备日夜守候，必面交请愿书并转达东三省青年的热诚。王府的警卫劝令六人散归，六代表坚持不去。警卫电告民政部尚书善耆。善耆带随员亲到现场劝慰，说摄政王数日内不能回邸，他本人保证将代表们的上书当日呈交。这时代表们才将请愿书交与善耆后退去。10月9日，请愿代表团前往资政院递交请愿书。以后又遍访王公大臣，希望得到他们的赞助。
第三次请愿运动最显著的特点是各省出现了异常热烈的群众运动的场面。如直隶各界于10月5日在天津举行请愿大会，参加者二千数百人，大会举定入京请愿代表后，列队前往督署，要求直隶总督陈夔龙向朝廷代奏直隶人民的国会请愿书。陈夔龙迫于压力，接见了请愿代表，辩论多时才答应代奏。10月16日，河南开封各界绅民三千余人会集游梁祠，开请愿大会。会后游行到抚院，巡抚宝棻接见了代表，答应代奏请愿书。然后队伍又游行至谘议局，提出“此次请愿如仍不得请，学则停课，商则罢市，工则休作，谘议局亦不许开会”^[15]。民气高昂可见一斑。在前两次请愿中表现不甚突出的四川省，这时也出现了群众性请愿高潮。10月29日，在省城成都，由国会请愿同志会召集三千人的大会，通过请愿书后，也列队游行至督署，请总督赵尔巽代奏。奉天省各城绅商士民等互相联络，拟每城派出一万人，齐集省城要求总督代奏请愿书。谘议局得知消息，忙加劝阻，害怕规模过大，会发生意外。但表示一定说服总督代奏，如不得结果，再考虑齐集省城请愿。10月30日，福建省九府二州各界代表三四千人在省城开会，呼吁一年以内即开国会，会后也举行了游行请愿，迫使总督松寿答应代奏请愿书。
群众性的请愿运动推动了立宪派的上层分子，各省谘议局频频致电北京请愿代表团，其中许多省表示了激进的态度。他们主张如果政府“始终坚持不开(国会)主义，资政院民选议员宜全体辞职，各省谘议局可同时解散，以揭开立宪之假面具”。但孙洪伊等人受了奕劻等王公大臣表面“同情”态度的迷惑，对统治集团心存幻想，以为这次请愿有成功的可能，所以回电劝慰各省“宜暂静候勿躁”^[16]。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群众运动的发展。
在这次请愿运动中，资政院的活动也颇引人注意。开院之初，依照事先定好的议事日表，每次会议讨论的都是政府交议案。孙洪伊等的请愿书，谘议局联合会请速开国会的提案，于10月9日便递交资政院，却一直未予讨论，甚至也没有列入议事日表。对此，立宪派议员极为不满。10月17日，正当讨论理藩部交议的提案时，湖南议员易宗夔突然起立发言说：资政院开院已有半月，但所讨论的都是些枝叶问题，不是根本上的问题，“根本上的问题就是速开国会”^[17]。他要求议长改定议事日表，立即开始讨论速开国会的问题。他的发言赢得了一片掌声。但当时主持会议的副总裁沈家本，坚持按既定日表进行，结果一直延迟到10月22日，才把请速开国会案正式列入日表。那一天日表上共有四项议程，而国会问题列在最后。议员们对前三项议案毫无兴趣，发言者寥寥无几。当开始讨论国会问题时，会场立即活跃起来。立宪派议员争先发言，而且个个慷慨激昂。湖南议员罗杰发言说：“现在国民之断指、割臂、挖股者相继，皆表示国民以死请愿之决心。……不速开国会，互选资政院议员不能承诺新租税。”他要求：1.本院议员应全体赞成通过速开国会案；2.议长应从速上奏；3.摄政王应即允速开^[18]。发言者全部赞成奏请朝廷速开国会。当此案付表决时，担任副议长的沈家本坚持用投票表决；而立宪派议员则坚决主张用起立表决法，意在对守旧的钦选议员施加压力，争取全院一致通过。双方僵持不下。这时广西议员吴赐龄大声说道：议长不赞成起立表决法，是先存袒护反对者的意思，则议长本人是第一个反对速开国会者。逼得沈家本无法招架，只好同意起立表决。当全体与会者一致起立通过这一议案时，立宪派议员们高兴得跳起来，欢呼“大清帝国立宪政体万岁！”把议场上的胜利当成了事实上的胜利。10月26日，资政院通过了请速开国会的奏稿。这是由立宪派议员和钦选议员联合起草的，主要执笔者是标榜积极赞助立宪而实际忠心为朝廷效劳的钦选议员汪荣宝。奏稿的词气相当温和，而且没有提出提前召开国会的具体期限。28日，资政院总裁溥伦把奏稿连同三个附件(即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的提案，孙洪伊等所上请愿书，汤觉顿代表海外华侨所上请愿书),一并上奏朝廷。当时曾有议员提议，如果奏案不得允准，资政院应停议或议员辞职。但江、浙议员雷奋等人不赞成这一激进的主张，仍遵信张謇的那一套“诚不已，则请亦不已”的方针。
第三次请愿运动还得到了许多督抚大吏的赞助。这些地方官员一方面受了立宪派的游说和群众运动的推动，另一方面也是从他们自身的利益出发。他们指望开国会，设责任内阁，可使中央集权受到限制，从而维护他们在地方上的军、政、财权。10月25日，十七省督抚将军^[19]联衔入奏，要求“立即组织内阁”,“定期明年开设国会”^[20]。这一举动对最高统治集团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载沣等人对于掌握地方实权的督抚大吏是不能等闲视之的。这时，直隶总督陈夔龙揣摩朝廷意旨，上了一道奏折，主张先设内阁，缓开国会，酌量缩短期限。他的意见遭到参与联奏的一些督抚的批驳。但昏瞆的满清朝廷最后还是大体采纳了陈夔龙等人的意见。
以载沣为首的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满洲贵族，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国会请愿运动威胁着他们的统治权。所以就连原来赞助立宪、赢得立宪派赞誉的度支部尚书载泽，这时也公开表示否定的态度。孙洪伊等曾特访载泽，询问其对国会问题的意向，说：“泽公昔为立宪政体首倡者，今据外间传说，于国会问题颇有反对意见，岂非自相矛盾？”^[21]载泽在为自己辩解之后，仍然声明，对于国会请愿，朝廷不能“遽然轻许”。他的态度突出地反映了满族权贵对于失去统治权的忧惧。但是载沣等人又不能无视立宪派和督抚们的动向，害怕他们因失望而离心。所以在经过了紧张的筹画之后，作出了先设内阁，和提前三年召集国会的决定，企图缓和一下形势。
10月28日，载沣决定将请愿折稿交王大臣阅看。11月3日，召见王大臣会商。次日即发上谕，决定“缩改于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预即组织内阁”。但同时宣称：“此次缩定期限……即作为确定年限，一经宣布，万不能再议更张……此后倘有无知愚氓藉词煽惑，或希图破坏，或逾越范围，均足扰害治安，必即按法惩办。”^[22]同日另发谕旨，要“所有各省代表人等，着民政部及各省督抚剀切晓谕，令其即日散归，各安职业”^[23]。这一谕旨表明了朝廷将不惜以镇压手段对付请愿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