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的养知书屋

郭嵩焘，字泊琛，号筠仙，晚号玉池老人。湖南湘阴人。郭家在当地以经商和放贷而成为湘阴巨富。从曾祖父一代就“善居积，富甲一邑”，祖父更是“然诺一语，千金不惜”，到了父亲这一辈，其经营已是“日费数十万钱”。出生在这样的经商世家，使他从小就少有那种传统士大夫的轻商思想。同时，郭家三代人都是读书人，却没有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他的父亲、伯父“常和朋友以诗唱和，或一日数作，或竟日不一作，暇或出游，提诗以归，已而尽屏去，不自收拾”。这与刻苦攻读的所谓正统文人颇不协调。郭嵩焘继承了乃父之风，少习辞章，“洎壮自经始，不能专”。而且性格中有独立的气质，不肯附和世俗见解，执著追求真知。郭嵩焘与前辈所不同的是，他于道光二十七年考上了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未散馆，以协助曾国藩创建湘军有功，特授编修。历任广东巡抚，1866年被他的儿女亲家左宗棠纠参罢官回乡，在家闲居了八年之久。郭嵩焘早年钻研《周礼》，主张复三代圣王之法，平日推崇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讲求经世致用之学。1875年重登仕途，署兵部侍郎。

郭嵩焘像

晚清时节，“千古变局”，泱泱中国气象凋耗，处处受制于西方列强。他身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和光绪五朝，以士大夫之良知，蒿目时艰，挺身而出为时局奔走呼号，为救国家于危难处心积虑。他自称年二十余便开始留心洋务，即其思想萌发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从青年时代起，他既做清王朝之干城，又为同侪群伦之主脑。洋务运动风起，郭嵩焘躬身先行，广泛收集有关书籍，冷静思考，衷中参西，成为洋务运动的勇者与智者。后来谭嗣同评论说：“湖南独以疾恶洋务名于地球”，“然闻世之称精解洋务，又必曰湘阴郭筠仙侍郎”。因此，他既是清末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员，又具有异端思想。
对于他的政治生涯最具意义的是在1876年。清政府正式委任他以二品顶戴，首任出使英国大臣。1878年兼使法国。这在士大夫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人把他出使英国看成是士大夫的一种耻辱，更有很多好心人为他接受这项使命而感到惋惜，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桃花圣解庵日记》中就说：“郭侍郎文章学问，世之凤麟，此次出山，真为可惜。行百里者半九十，不能不为之叹息也。”虽说距离第一次鸦片战争已有三十余年，其间东西交往已不少，但是在死守“内诸夏，外夷狄”的士大夫心目中，仍视出使为畏途，是“情类质子”，“形同寄生”，几乎是与魔鬼禽兽打交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年近花甲的他忍辱负重，毅然受命。
1877年1月，他偕副使刘锡鸿、参赞黎庶昌、张德彝等一行三十余人到达英国。欧洲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一下子使郭嵩焘眼界大开，而且欧洲的议会政治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定法、执法、审法，分而任之，不责于一身；权不相侵，故其政事纲举目张，粲然可观”。在他到英国不久，就将赴英途中的见闻，加入个人的感想，写成了《使西纪程》一书，寄送总理衙门。书中斥责了中国士大夫的守旧固陋，盲目自大，字里行间不乏对西方文明的溢美，说：“彼土人才实胜中国，为能养之而使尽其学，用之而使尽其职。”在给友人翁同龢的信件中写道：“西洋立国，政教修明，自有本末，与历史上的夷狄，情形绝异。”在他认为，首要的问题是学习西方的“本”，而不是洋务派强调的“末”。他说：“故夫政教之及人本也；防边，末也。”“知其本而后可以论事之当否，知其末而后可以计利之盈绌。”^①他认为学习西方的“本”是中国立国之基，学习其“末”则是谋富强之术。这些言论深深刺痛了那班冬烘先生。同时，郭嵩焘对那些只知西洋“坚船利炮”的洋务派也不无讥讽地批评道：“知有兵事，然而不知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政，以为吾中国之政教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②由此他要求取法于西方之政教，终为保守势力所不容，在李鸿藻等人的鼓动下，一道“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的奏章参劾郭嵩焘，在一片讨伐声中，清政府下令销毁《使西纪程》字板，禁止刊行。
此后不久，翰林院编修张佩纶上疏，要求将他撤职。这样一来，郭嵩焘只好自行引退，奏请因病销差。1879年，郭嵩焘怀着悲凉的心境，在出使期限尚未满三年的情况下，黯然回国，“贸然不敢赴京”，称病乞休，径直返乡，从此退出官场。即使回到湖南湘阴老家，家乡士子也没有让他消停，他们集会声讨，还企图捣毁他的住宅养知书屋。在逆境之中，他只好沉浮书海作为精神寄托。他撰题的养知书屋内联“无补清时，终老书丛原宿志；偶谈瀛海，重摊诗卷记前游”，流露出一些时值晚年，纵然有振衰起弊之策，也时日不多的无奈心绪。郭嵩焘死后，人们对他的误解愈来愈深，甚至不准赐谥，不准国史馆立传，他长期被人诬为崇洋媚外的“卖国贼”。
郭嵩焘存世著作有：《礼记质疑》、《大学中庸质疑》、《周易释例》、《养知书屋遗集》、《郭嵩焘日记》等。他在研治儒经时，能够客观、公正地对宋儒提出批评，敢于对最有权威性的朱熹《四书集注》提出质疑，著有《中庸章句质疑》、《大学章句质疑》。他认为“《章句》之书，求之过密，析之过纷”，同时指出其中一些解释不符合经典原意。其次，从“道”的层面看，他对儒经的新的诠释系统，引发变革的不仅是“学”，亦可能是“道”。

郭嵩焘英式版画像

郭嵩焘归国后，仍积极参与洋务运动，主张学习西方科技，兴办路矿，整顿内务，曾主讲城南书院。近人李肖聃著《湘学略》，其第十七章即《玉池学略》，赞他“养知卓识，前无古人，远持龙节，声动西邻”，“百世之师，文章满家，鸾凤其仪”，有“当时雏凤嗟衰朽”之叹。《湘雅摭残》说他“抚时感事，铸史熔经，气雄格老，在咸同诸老中别树一帜”。
他的养知书屋的“养”字，可释作陶冶、修养。《孟子·尽心》上篇曰：“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下篇曰：“养心莫善于寡欲。”“知”，在这里指知性、知识。“养知”者，读书修身也。在他看来：“今且问人心风俗所以日坏，其本源何在？在人心不肯向学而已。”因此他要人们“日读经史”。“养知”，属重要的传统士大夫观念，正统的儒家从来就认为“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所以行之者一。一则诚也。”因此，“致知，但知止于至善。”^①郭嵩焘对西学采取开放、兼容的方针，来源于“积诚”、“研几”以掌握天下大势的思想方法和“实事求是之效”的社会功利态度。譬如他说：“尝论天下事只坐一‘几’字。非徒大政之行、大变之生，知几之君子所必争也……周子屡言几，诚哉其知天下之变而妙理势之通者也。”正由于观察到“天人之变”与“理势之通”，故而他坚决主张从各个方面学习西学、西艺以至西政。尽管到了郭嵩焘的时代，“知”的内涵已有了不同，但宋二程所谓“致知在格物”与“学莫大于致知，养心莫大于礼义”^②的训导仍然是养知书屋主人的座右铭。
郭嵩焘或多或少对西洋美术也有所偏爱，曾以西画法作过画像，这在当时的士大夫也是不多见的。王先谦就为此写过《郭筠仙先生西法画像序赞》，曰：“光绪元年乙亥，郭筠仙先生以兵部侍郎奉命为出使英法大臣，中朝使臣驻外国自此始。越四年己卯，先生还朝，以疾乞休。其明年，曾劼刚通侯自海外寄归英人石印先生画像。又九年，为光绪十五年己丑，先谦始拜观于长沙。”
就这一话题，王文曰：“近世人言西学，务师外人所长为富强计。而拘墟之徒，以为当一扫刮绝。持论互为是非。先生于泰西利用之道，推究本末，其有利无弊者，必思仿而行之。至势所难为，或时有未可，不肯徇众志为苟同。如近与合肥相国书，力言铁路不可行于中国是也。驻西二岁，费国帑不逾八万金。在英时，遇各国公会，必身帅从官往，众颇苦之，而先生以为邦交之义当然，且裨益中外机宜，卒事如一日。以此见先生谋国之忠，足以契帝心而孚公论者，非庸众所庶几。外人之敬慕，固不足为先生异也。系以赞曰：大西之通，粤自有明。圣皇布化，旁流八瀛。遂环地球，咸集户庭。曷以妥之？柔远有经。皇命重臣，往驻法英。邦则有交，夷亦有情。毋俾不通，以干皇灵。先生在西，察事知萌。挈其纲要，用赞机廷。凡百究图，维勤维诚。西人大欢，伛偻将迎。公归讴思，托于画形。抟抟海天，岳岳荣名。紫光作绘，耀此先声。”
综观养知书屋主人的言与行，王先谦的诗文，可谓是评价适当。
郭嵩焘另有斋号室名“梓木山庄”、“萝华山馆”、“微息斋”等。所作《跋亡儿遗稿后》，曰：“咸丰八年，余以翰林入直南斋，寓居海淀澄怀园直庐。故名食笋斋，祁文端师为署书。其后归粤东，所居左偏有竹千竿。治隙地为斋，取文端师书揭之。亡儿读书其中，意甚乐其清幽也，书画小章，皆用食笋斋为名。”^①这许多斋号室名都记录他的人生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