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友梅 在悬崖上

作者简介 邓友梅，男，原籍山东省平原县，1931年出生于天津，上过4年小学，久居北京。1941年回山东故里，当新四军交通员。尔后被抓到日本做华工，服苦役。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归国，随即参加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先后当过通讯员、文工团员和见习记者。5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1951年在当代著名作家赵树理的关心下，发表第一篇小说《成长》。1952年进入文学讲习所，在当代著名作家张天翼辅导下学习两年。1957年前，陆续发表《在悬崖上》、《沂州道上》、《“抹灰大王”认师》等作品，其中《在悬崖上》获1956年《鸭绿江》优秀小说奖。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粉碎“四人帮”后才重新执笔。从1978年至今，陆续发表《我们的军长》、《别了，濑户内海》、《话说陶然亭》、《寻找画儿韩》、《追赶队伍的女兵》、《那五》、《烟壶》、《“四海居”轶话》、《索七的后人》等中短篇小说，其中《我们的军长》、《话说陶然亭》分别获1978年和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追赶队伍的女兵》和《那五》分别获1979年和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烟壶》获1984年《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小说奖。现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协理事、北京市文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作协分会常务理事。
内容概要 夏夜，谁也睡不着，大家轮流谈自己的恋爱生活。设计院来的一位技术员在我们的催促下，叹了口气，说起来了——前年，我大学毕业，到二工地当技术员。头一天去工地会计室办事，女会计的热情给我留下极好的印象。在随后的交往中，我渐渐爱上了她。当我提出要求时，她温柔地说：“我比你大两三岁呢。”我急道：“我爱的是你这个人，年龄有什么相干？”此后，她对我更亲切了。这年秋天，我们结婚了。婚后，我们感情很好。后来，我调到设计院工作，两人每周只能见一次面，每个星期天都成了我们的节日。她那质朴的性格也不知不觉影响着我，当我接受任务设计一幢办公楼时，一改我平素追求表面华丽的设计作风，结果这套设计得到了上级表扬。这时期，我工作和生活都很愉快。后来，我走起了弯路。秋天，设计院来了一个才从艺术学院毕业的、作雕塑师的姑娘加丽亚。她一身时髦的装束，出众的容貌，很快就使“加丽亚”三字粘到小伙子们的嘴唇上了，单身汉们都争着向她献殷勤。中秋节，机关组织游颐和园。加丽亚上车后，主动和我坐一起，我俩越谈越投机，还一同划了船。从此，我们成了好朋友。我们常常一块看电影，听音乐。一次看电影回来，遇着一对男女，男的显得年轻，女的显得大四五岁，加丽亚认为这两人不相称。我认为她这是暗示我俩“很相称”,接着我就想起妻子年龄比自己大，也没加丽亚“帅”,内心有些扫兴。在一次机关周末舞会上，我把妻子介绍给加丽亚，我感到妻子在加丽亚面前显得呆板，没有风度。我和加丽亚跳罢舞，再请妻子跳，她说累，我只好耐着性陪她回家。躺在床上，我想，如果身边躺的是加丽亚，这些不愉快不就没了吗？一连几个星期我没去舞场。一个周末，我禁不住加丽亚的激将，与她一同去了舞场，我们旋风似地转过整个大厅，快乐极了。当夜，我躺在床上，想起了舞会，想起了加丽亚，想起了人们投来的羡慕的眼光。我看了一眼结婚照，第一次发现我们的年龄差别是这样明显。许多围绕着加丽亚的青年逐渐自动散开了，人们说她：“轻浮，在感情上打游击。”我想，这是男孩子们吃不着葡萄就说酸。我们更密切了，还互称兄妹。一次散步时，加丽亚自言自语说道：姑娘，这两字多响亮啊，也许将来有个人能使我不得不用这黄金似的名字去换他的爱情。我心里发热，认为她在暗示着我。冬天，加丽亚总是戴一顶哥萨克式羊皮帽，我很喜欢。加丽亚知道后，买了一顶送我。回到家，我说帽子是自己买的。妻子刚给我买了顶长绒帽，因而责怪我太浪费。我们为此又生了气，吵了嘴。此后，我们几乎没有一个星期不吵架！我产生了离婚的念头，却又下不了狠心。机关里，人们已经在说我和加丽亚的闲话了，团组织也给我提了意见。我想收敛一些，可加丽亚说：我跟你没有不能见人的事，我就不怕别人诬蔑。说罢，她见我的围巾破了，就把自己的围巾解下围在我的脖子上。围巾带着她的体温和芳香，使我发醉。组织上交给我设计一个医院的任务，我的设计显得很豪华。图纸受到了批评。科长约我谈话，批评了我的设计图，也批评了我的生活作风，还告诉我加丽亚在美术学院曾因为作风不好受过处分。我认为，科长这是为了打通我的思想，有意说她的坏话。如今上下全注意这事了，我决心不再拖延，跟妻子一刀两断。我去找加丽亚，想先试探一下。正打算开口，一个常和加丽亚跳舞的男青年也来找加丽亚。我只好告辞，加丽亚将她塑的我戴着哥萨克式皮帽的半身像送我。塑像肚子里有张纸条，写道：“人还像，只是不知他的心是怎么样的！星期天下午三点，我去北海，你来不？”我看后，一股暖流从心底冲上脑袋，呼吸都困难了，抽笔在一边写道：“加丽亚，加丽亚，你就要看到我的心了！”回到家，我觉得妻子有些异样，但没有心情去关怀。第二天，妻子说她下午有事要回娘家。她两眼红肿得厉害。我说：“正好，我下午三点有个会。”接着，我向她提出了离婚的问题。妻子听后没有吵闹，她表示不会拖，然后平静地走了。下午三点，我在北海见了加丽亚，向她求爱。她表示不想因为嫁人而轻易告别当姑娘的生活。我气喘着说：“加丽亚，我为你才离的婚……”她哭了，说我把离婚的罪往她身上加，使同事们更有了打击她的借口。说罢，她跑走了。我悔恨交加，想起了妻子往日对我的种种恩爱，感到自己是一个无情、狠毒的自私小人。走到机关的大门外，门房交给我一个布包，说是我妻子留下的。包里有妻子的一封长信，她写道：昨天上午检查身体，发现怀孕了，想到最近我们共同生活得不好，这样下去，对不起我们当初的愿望，更对不起这小宝宝，决心今后更加关心和体贴你。可无意中发现你和加丽亚写的纸条，感到打击太大了。于是决定回天津家中住一段，想到要和你分手，就感到浑身战栗，但决不为此祈求怜惜！看罢信，我模糊地觉得她还可以饶恕我，急忙奔往火车站。——技术员没有谈他与妻重建爱情的经过。他说，讲起来话就长了。他邀请大家假日去家里作客，他说： “耳闻不如一见哪！ ”
作品鉴赏 小说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讲述了一个恋爱故事：设计院的技术员与工地会计员自由恋爱，结了婚，夫妻生活十分美满。设计院分来一名年轻的女雕塑师加丽亚，技术员见异思迁，恋上了加丽亚，几乎导致家庭的破裂，而他对加丽亚的追求也遭到了拒绝。技术员悔恨交加，与妻子重修于好。从艺术上来看，应当说这篇小说不是一个完整的作品，它的结尾显得过于“行色匆匆”;而小说所着力表现的：以“我”的轻浮、薄情、虚荣反衬妻子的质朴、善良和纯洁，却因妻子形象的单薄和苍白而显得并不成功。但是，小说有两个闪光的亮点，足以给整篇作品增辉。其一，“我”见异思迁的过程娓娓道来，脉络十分清晰。“我”的婚后生活美满而愉快——加丽亚来到了设计院，“我”欣赏她的相貌和风度——游颐和园，“我”和加丽亚热烈交谈，一同划船，成为好朋友——“我”与加丽亚同看电影、听音乐，开始感到妻子年龄比“我”大，也没加丽亚“帅”——机关舞会上，妻子在加丽亚面前，我感到她显得那么呆板，没有风度——周末，“我”与加丽亚忘情地跳舞，回到家开始与妻子吵嘴，并第一次感到“我结婚得太匆促了”——“我”和加丽亚互视知音，兄妹相称，每天晚会后一同散步、溜冰——“我”对妻子愈来愈冷冰冰，回家也成了“我”最大的痛苦，“我”决心与妻子一刀两断。如果说作品对“我”与妻子从相识、相爱到结婚的描写显得十分粗糙的话，那么，作品将“我”与妻子从感情上的裂痕到濒临破裂的过程却描写得精细入微，生动地再现了“我”对妻子由爱到不爱的心理过程，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在婚姻生活上见异思迁的艺术形象。其二，个性鲜明、真实的加丽亚。“我”是小说的主角，作品中的“我”是作者进行道德批判的对象；作为“我”的反衬，作品竭力表现“我”的妻子的种种美德，她是作者力图要歌颂的对象；那么，加丽亚则在作者笔下扮演着一个“第三者”的角色，她成为“我”的勾引者，受到了作者对“我”几乎同样的道德批判。然而，正是这个“第三者”,却是小说三个主要人物中个性最为鲜明、真实，艺术刻画最为成功的一个形象，与加丽亚相比，“我”和妻子的艺术形象都黯然失色。刚从艺术学院毕业的加丽亚，她年轻、美丽、热情、浪漫、喜爱幻想、充满朝气，很快她的名字就粘到了小伙子们的嘴唇上，都争相向她献殷勤。加丽亚珍惜青春，也憧憬爱情，但又不愿意过早地被婚姻束缚在家庭生活之中。追求她的小伙子们，一个个希望落空了。于是，年轻人指责她轻浮，领导在背后揭她的“老底”,她与技术员的交往也招来了同事们的闲话。她感到苦恼，感到委屈，感到 “做人真难”,她不无辨解地说：“长得漂亮点又成了罪过了，人们围你、追你，你心肠好点，和他们亲热些，人们说你感情廉价！你不理他，他闹情绪了，又说不负责任！难道，这一切都能怨我吗？”当技术员感到人言可畏，试图收敛一些，她不无勇气地说：“我跟你有什么不能见人的事？我就不怕别人诬蔑我，你怕受连累不要接近我好了！”当技术员自作多情地向她求爱时，她断然地予以拒绝，并申言绝不可将技术员家庭破裂的罪责强加于自己头上。总之，她的音容笑貌，她的言谈举止，她的思想趣旨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人感到这是一个个性鲜明、真实的艺术形象。在百花初放的1956年里，初涉文坛的邓友梅以这篇小说脱颖而出，显示了他的艺术才华，也使他一举成名。尽管小说有种种不足，但它的成功之处，正在于这篇作品在探讨青年婚姻爱情上道德观的同时，塑造了一、二个性格鲜明、真实的艺术形象。这样鲜明、真实的艺术形象，对于当时已经蔓延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倾向，无疑是一个挑战。作品没有回避人物思想和感情固有的矛盾和波澜，因而与现实生活更加贴近，人们读之也更加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