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梅伯言归金陵三首(选一)·曾国藩

送梅伯言归金陵三首(选一)·曾国藩
文笔昌黎百世师，桐城诸老实宗之。
方姚以后无孤诣，嘉道之间又一奇。
碧海鳌呿鲸掣候，青山花放水流时。
两般妙境知音寡，它日曹溪付与谁？

曾国藩在散文上属于桐城派，在诗歌上属于宋诗派，这样，就使他在论说桐城派的兴衰更迭时，既可以登堂入室，如数家珍，又可以发挥宋诗派的特长，以议论为诗，以学问为诗，本诗即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梅曾亮在北京为官二十馀年，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告归南京。曾国藩此诗当作于是时。

韩愈主张道与文的统一，有“文起八代之衰”之誉。由于韩愈是桐城派效法的主要作家之一，作者赞誉韩愈之“文笔”为“百世师”也是自然之事。然后，作者于次句点明“桐城诸老”宗法韩愈的关系，表现了作者对“桐城三祖”的崇敬之情。桐城文派由方苞首创，刘大櫆发扬光大，至姚鼐集其大成，之后出现了萧条状况，颔联的前一句即对此作了描述，同时亦是下一句的铺垫。梅曾亮是姚鼐的著名弟子，“义法本桐城，稍参以异己者之长，选声练色，务穷极笔势。”(《清史稿·梅曾亮传》)于是造成了桐城古文“嘉道之间又一奇”的兴盛局面。作者这样写，就是对梅氏的直接称颂了。在嘉庆、道光之间，梅曾亮成了支撑桐城派局面的主要人物，“京师治古文者，皆从梅氏问法”。(同上)由此可见当时情况之一斑。

上联二句一抑一扬，使梅曾亮的桐城派中兴者之地位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同时，此二句之间又有山穷水尽而又柳暗花明的关系，由此，颈联便承第四句笔意写来，用两幅形象鲜明的画面展示了桐城古文兼具的两种不同风格：一是阔大雄奇，充满阳刚之气，一是秀丽优美，饱含阴柔之气。古文阴阳刚柔之说，是姚鼐所创。他说：“鼐闻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复鲁絜非书》)“苟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以为文章之美，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有其一端而绝亡其一，刚者至于偾强而拂戾，柔者至于颓废而闇幽，则必无与于文者矣。”(《海愚诗钞序》)梅曾亮持论，于此有所继承，而至曾国藩，更是本于姚鼐之说而发扬光大之。他说：“吾尝取姚姬传先生之说，文章之道，分阳刚之美，阴柔之美。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瀚者喷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曾国藩全集·日记》)但上列诸语都是桐城派古文美学风格的理论概括，而本诗中用“碧海鳌呿鲸掣候，青山花放水流时”来描绘这两种艺术境界，既贴切自然，又恰到好处，更是这一理论的形象说明。另外，这二句是上句“又一奇”中“奇”字的具体形容，且句中有意点明“时”、“候”二字，示以上二种境界乃现时所有者，所以，这二句也是对曾亮之文风的含蓄称扬。尾联作者笔锋一转，由赞美转为深虑。面对现实，如梅氏这样真正对兼阳刚阴柔之美的桐城古文心领神会者，如今已是知音寥寥，梅氏已经接到了桐城三祖的衣钵，但这衣钵将来又该传授给谁呢？在这种担忧与关切之中，蕴含着作者希望梅曾亮承传并光大桐城文派之意，但“知音寡”并不是无知音，“付与谁”亦可见还不是无人可传，所以，尾联更深的含义，乃是作者隐然以下一代传人自命了。诗的结尾在推崇梅氏的同时，也道出了自己的抱负。事实上，曾国藩后来也确造成了“桐城中兴”的局面，虽然同时他对桐城派也是多有改造变革的。因此，尾联中隐约着的自我期许，并不是作者的大言，而是其重振文坛衰风的雄心之体现。当然，本诗是赠人之作，所以只能到末尾略提起自己，不能喧宾夺主，这一点，作者处理得也非常恰当，未失受赠者的前辈身份，立言可谓得体。

虽然是以诗谈文，却不像某些学问诗、议论诗的艰涩枯燥，而是有一定的形象性和可读性；而这种形象性，又是巧妙地为谈文服务的，并不因此冲淡诗的理论色彩：这，可以说是本诗的特出之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