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李愿归盘谷序

[唐] 韩 愈

太行之阳有盘谷^②。盘谷之间，泉甘而土肥，草木丛茂，居民鲜少。或曰：“谓其环两山之间，故曰盘。”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势阻，隐者之所盘旋。”友人李愿居之。
愿之言曰：“人之称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泽施于人^③,名声昭于时。坐于庙朝^④,进退百官^⑤,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则树旗旄^⑥,罗弓矢^⑦,武夫前呵，从者塞途，供给之人，各执其物，夹道而疾驰。喜有赏，怒有刑。才畯满前^⑧,道古今而誉盛德，入耳而不烦。曲眉丰颊、清声而便体^⑨、秀外而惠中^⑩、飘轻裾⁽¹¹⁾、翳长袖⁽¹²⁾、粉白黛绿者⁽¹³⁾,列屋而闲居，妒宠而负恃⁽¹⁴⁾,争妍而取怜。大丈夫之遇知于天子、用力于当世者之所为也。吾非恶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采于山，美可茹⁽¹⁵⁾;钓于水，鲜可食。起居无时，惟适之安⁽¹⁶⁾。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车服不维，刀锯不加⁽¹⁷⁾,理乱不知⁽¹⁸⁾,黜陟不闻⁽¹⁹⁾。大丈夫不遇于时者之所为也，我则行之。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趦趄⁽²⁰⁾,口将言而嗫嚅⁽²¹⁾,处污秽而不羞，触刑辟而诛戮⁽²²⁾,侥幸于万一，老死而后止者，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²³⁾?”
昌黎韩愈闻其言而壮之，与之酒而为之歌曰：“盘之中，维子之宫⁽²⁴⁾;盘之土，维子之稼⁽²⁵⁾;盘之泉，可濯可沿⁽²⁶⁾;盘之阻⁽²⁷⁾,谁争子所⁽²⁸⁾? 窈而深，廓其有容⁽²⁹⁾,缭而曲，如往而复。嗟盘之乐兮，乐且无央；虎豹远迹兮，蛟龙遁藏；鬼神守护兮，呵禁不祥⁽³⁰⁾。饮且食兮寿而康，无不足兮奚所望！ 膏吾车兮秣吾马⁽³¹⁾,从子于盘兮，终吾生以徜徉⁽³²⁾!”

〔注释〕
①本篇选自韩愈《韩昌黎集》。盘谷，地名，在河南济源县。因处于两山之间，故称“谷”。②太行，山名，在今河南、河北、山西三省交界处。阳，山的南面。③利泽，利益和恩泽。④坐于庙朝，指参议国家大事。庙朝，宗庙，朝廷。⑤进退，任免，升降。⑥旄(mao毛),杆头用牦牛尾作装饰的旗子。⑦罗，摆列。⑧畯，同“俊”。才畯，才能出众之人。⑨便体，轻盈之体态。⑩惠，通“慧”。(11)裾，衣襟。(12)翳，遮蔽。(13)粉白黛绿者，借指美貌女子。粉、黛，妇女化妆用品。(14)妒宠，忌妒别人得到宠爱。负恃，自负美貌。(15)茹，吃。(16)惟适之安，一作“惟适所安”,只图安逸舒适。(17)“车服”二句，意谓与赏罚无关。车服，车和章服，即赏赐。(18)理乱，治与乱，即国家的安定与混乱。唐人避高宗李治讳，常用“理”代“治”。(19)黜(chu处),贬官。陟，提升。(20)趦趄(zi ju资居)畏缩不前。(21)嗫嚅 (nie ru涅如),口动，欲言又止。(22)刑辟，刑法。(23)“其于”句，意谓这种人与隐居之士相比，是贤还是不肖呢？(24)宫，室。(25)稼，此处读作“谷”。意谓种谷之处。(26)沿，沿着泉流而走。(27)阻，阻碍，险阻。(28)“谁争”句，谁来与你争夺处所？(29)廓其有容，广阔而富于涵纳。廓，广阔。(30)呵禁，呵斥、禁止。(31)膏车，将油脂涂在车轴易摩擦部分而使之润滑。秣马，将马喂饱。(32)徜徉(changyang常阳),徘徊盘旋。意指任情遨游，来往不拘。

〔分析〕
唐代散文家韩愈极大地扩大了赠序这一文体的内容，在他文集中的三十多篇赠序，除了一般地叙友情、道别意、表慰勉外，还常常运用不同的表达形式表述了他对当时社会现实的种种看法，有浓厚的抒情色彩。可以说，每篇都各有其特色而又韵味无穷。《送李愿归盘谷序》,在这三十多篇赠序中可以说是别开生面的。
文章一落笔即紧扣题意，以寥寥数语简练而明确地介绍了盘谷的位置、特色，以及命名的由来，最后以“友人李愿居之”一语而结束。盘谷既是“宅幽而势阻，隐者之所盘旋”的地方，那末友人李愿的隐者身份也就不言而自喻了。这第一段落笔触题，写得十分简约。
第二段用“愿之言曰”一句领起全文。李愿讲了三种人。一种是“遇知于天子、用力于当世”的大丈夫。“人之称大丈夫者，我知之矣”,这里作者将“人”“我”对举，言下之意是这种“大丈夫”是别人称的，我未必承认他是“大丈夫”。接着作者从“我知之矣”一语生发开来，淋漓酣畅地从不同的方面，极写其显赫的权势、耀武扬威的排场与庸俗奢靡的生活。紧接着用“喜有赏，怒有刑”六字轻轻一结，真是飞扬拔扈，为所欲为，不可一世。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大丈夫”之所以被人称之为“大丈夫”,之所以“名声昭于时”,无非是由于他能凭个人的喜爱而将“利泽施于人”。由此可见当时政治黑暗与腐朽的程度。这点作者虽未点明，可是细心的读者是不难想见的。对于这样的“大丈夫”李愿抱什么态度呢？“吾非恶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这里说的当然不是真情，而是一种含蓄的讽刺。把他归之于天命与幸运，无非是说这种人的飞黄腾达，之能够“遇知于天子、用力于当世”,不过是由于“命”好、“幸”运而已，并非由于自己的才能与贡献，对于这样的高官厚禄、权势名声，一个真正有抱负、有才能的人，当然是不屑一顾的。
第二种人是隐者，也就是李愿这样的人。这种人“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他是这样的洁身自好，与污秽腐朽的现实离得远远的；胸怀又是如此的淡泊安闲，与美好的自然风光融为一体。物质生活是简朴的，但却是安适美好的；精神是极端自由而富于乐趣的。隐者之所以能如此，不是别的原因，仅仅是由于他超脱于争权夺利的黑暗朝政之外，看透了当时的丑恶的官场现实，远离了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官场的缘故。“车服不维，刀锯不加，理乱不知，黜陟不闻”这十六个字，写的正是这层意思。“大丈夫不遇于时者之所为也，我则行之”,这一结，结得十分干净利索。“我则行之”,这简简单单的四个字正写出了李愿归隐态度的坚定不移。对于“遇知于天子、用力于当世”的“大丈夫”与“不遇于时”的大丈夫，作者用不同的笔墨分别作了描述，这二者既是相互对照，又是相互补充的。在对照下，对于这两种人的品德高下与为人的优劣不言而自明；在相互补充处可以更全面认识他们的为人与精神面貌。这里有一点必须指明：归隐，用今天为人的标准与要求来说是不足取的。因为这是逃避现实的一种对社会不负责的生活态度，但是在当时，对一个不能实现自 己的抱负而又洁身自好的封建士大夫来说，仍然不失为一种对抗不合理丑恶现实的可行方式。如果不是这样来认识的话，那隐者还有什么值得赞颂？
还有第三种人。这种人“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趦趄，口将言而嗫嚅，处污秽而不羞，触刑辟而诛戮”。短短数语，将他们为求得有权势的公卿的欢心，匍匐在权贵脚下，承颜望色，祸福由人的那种可鄙而又可悲的丑态，刻画得惟妙惟肖；对于这种人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于是用“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一收，显得十分含蓄冷峻，耐人深思。应当指出，这第三种人与第一种人就本质说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是“得志”与“不得志”这点不同罢了。“得志”的“大丈夫”在未“得志”时，一定也是如此卑劣无耻的；同样，这卑劣无耻的第三种人一旦“得志”也会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
这段是全文的重点所在，作者所要说的话，所要表达的观点，全由李愿的这番话表述得清清楚楚。在对三种人的描述中，作者有意识地将所要歌诵的隐者置于得志的小人与不得志的小人之间，在两相对照映衬之下，隐者的恬淡情怀与高洁志趣就显得更其突出。这种所谓两宾夹一主的写法，也是别具一格的。
最后一段主要部分是赠与李愿的歌词。“昌黎韩愈闻其言而壮之”。简简单单的“壮之”二字，尽写出作者对李愿的赞扬与鼓励，也鲜明地流露出作者对上述三种人的态度。“与之酒而为之歌曰”,自然地引出下面的歌词。“盘之中，维子之宫；盘之土，维子之稼；盘之泉，可濯可沿；盘之阻，谁争子所？ 窈而深，廓其有容；缭而曲，如往而复。”这几句极写盘谷的窈深缭曲，景胜地幽；句式整齐而不板滞，而且处处与第一段相照应。“嗟盘之乐兮，乐且无央”:这个过渡句，既是上文的小结，又是下文的启导。隐居在盘谷的无穷无尽的乐趣体现在哪里呢？ 一是独自住在这景胜地幽的大自然怀抱之中，自食其力，可以无拘无束地尽情享受无限美好的风光，这是上文所描述的。还有另一面，那就是“虎豹远迹兮，蛟龙遁藏；鬼神守护兮，呵禁不祥。”那些“虎豹”“蛟龙”为害作祟的魑魅魍魉，在盘谷是找不到的，因而可以开怀任情自由自在的生活，不必提心吊胆地为安全而担忧。当然，这并不是真的有“鬼神”在“守护”,在“呵禁”那些“不祥”之物，而是由于这里无权可争、无利可夺，远离那尔虞我诈污秽不堪的官场的缘故。这段歌词，与李愿所说的话处处紧扣，从这里我们可以进一层体会到当时朝政的混乱，宦海风波的险恶，上层社会的丑恶，从而找出李愿归隐的真正原因。歌颂最后说：“膏吾车兮秣吾马，从子于盘兮，终吾生以徜徉。”这篇赠序原是为了送朋友李愿归隐盘谷而写的，写到结尾处作者自己竟然也准备追随李愿而去盘谷了，而且不是作短暂的栖息，而是“终吾生以徜徉”,要终其生住下去。由此可见作者对当时腐朽的政治与丑恶的官场是充满愤激之情的。结尾处关于自己的隐居愿望的表示，正是这种愤懑之情的含蓄的表露。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送李愿归盘谷序》虽是篇赠序，实际上却是篇愤世嫉俗的咏怀之作，是一篇反映了当时社会某一方面现实的好文章。
《送李愿归盘谷序》在语言的运用上也是别具一格的。前两段是散体，后一段的赠歌则用齐整的骈体，骈散交融浑成无间。在散体部分运用了不少的排比对偶的句式，在歌词中又顺应表达的需要采用了长短不一的句法，在整齐中而又错落有致，因而使文气显得奔放自由，读起来琅琅上口，如滚滚波涛。这浑厚奔放的气势，充分地体现了文章中所饱含的愤激之情。
这篇赠序写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当时作者三十四岁。韩愈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十九岁(贞元二年，公元786年)时便风尘仆仆地赶往长安应举求官，可是从贞元二年至七年，他三次参加进士考试都失败了。贞元八年(公元792年)第四次参加进士考试，由于梁肃的举荐，终于登第了。但是要做官还得经过吏部的考试，这一关韩愈没能闯过，于是只得卑躬屈节地不断奔走，以求得达官贵人的荐引，好不容易在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的秋天被宣武节度使董晋荐为监察推官。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董晋病故，汴州不久发生兵乱，韩愈转到徐州节度使张建树幕下，仍任推官。但是张建树“所爱于我者少，不知我者犹多”(《与李翱书》),于是他终于在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夏，辞去官职。贞元十七年，他正在京师求官，听候调选。坎坷的仕途经历与冷酷的现实生活，使他对丑恶的现实能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同时这些也给他带来无比的苦闷与烦恼，在胸中激起强烈的愤慨与抗争。这就是这篇赠序成为愤世嫉俗的咏怀之作的原因。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正确理解这篇赠序的思想内容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评说〕
苏轼《跋退之送李愿序》:“欧阳文忠公尝谓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一篇而已。余亦以谓唐无文章，惟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一篇而已。平生愿效此作一篇，每执笔辄罢，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独步。”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通篇全举李愿说话，自说只数语，此又别是一格，而其造语形容处，则又铸六代之长技矣。”
余诚《重订古文释义新编》:“前以盘谷之可隐起，后以盘谷之可乐结。中间虽有一篇滔滔滚滚大文，其实皆是复述愿言。除‘壮之’二字外，绝未尝置一语。既不叙愿为何如人，亦不叙愿为何故归。几于笔尖不肯着纸。须知是为愿以罪去职，归就故居。此等题目，实难着笔，故不得不尔也。读者正须于造格上想见良工苦心处，宜坡仙让为退之独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