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与速

书法既是线条的运动艺术，必讲究艺术地使线条运动。书法中有“迟”与 “速”的法则，专门从速度这一视角窥探书法线条的艺术秘密。
迟，或称为 “缓”,或连称为 “迟涩”等；速，或称为 “急”、“疾”,或连称为 “捷速”等。运笔而迟，取其稳重、沉着、端庄有力；然而一味迟重，专务迟涩，则会失却神气、风采，故必欲与速相辅而行。运笔而速，取其劲利、飞动、风神显耀；然而一味捷速，专务急疾，则会失势、失态，故必欲与迟相互辅行。但是迟速的辩证处理，不是平分秋色、半斤八两式的机械配合，而是有深一层的丰富内涵。
书圣王羲之《书论》提出了迟与速辩证法的总原则：“每书欲十迟五急。”他十分明确地指出，当以迟为主，而以急为辅。王羲之云： “凡书贵乎沉静，令意在笔前，字居心后，未作之始，结思成矣。仍下笔不用急，故须迟，何也？笔是将军，故须迟重。心欲急不宜迟，何也？心是箭锋，箭不欲迟，迟则中物不入。”从另一方面看，还有迟速之间的“疾势涩笔”的辩证法，蔡邕有论，而康有为认为“最精”。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行笔之法，十迟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起，十起五伏，此已曲尽其妙。然以中郎为最精，其论：贵疾势涩笔。”如果能辩证地把握运笔中的疾势和涩笔的关系，那就真正得迟急之中的奥妙了。但是这并不容易，正如沈尹默所说，行笔不但有缓和疾，而且有涩和滑之分。一般地说来，缓和滑容易上手，而疾和涩较不易做到，要经过一番练习才会使用。(《沈尹默论书丛稿》)即会使用到艺术地把握两者的关系，若能再前行一段路程，必能参悟神明。
在迟与速的行笔关系上，历代书家还透视到小至一笔一画、一字一形，大至某种书体中两者的辩证关系。
从构字细部一笔一画言，如磔，又称波，俗称捺，开始一折稍短，行笔宜快些，中间一折较长，要渐缓行笔，末了一折，又要快行笔，近出锋处，一按即收，和一样也用了疾势。
从一字构成言，也有迟有急。王羲之说过： “夫字有缓急，一字之中，何者有缓急？至如 ‘乌’字，下手一点，点须急，横直即须迟，欲 ‘乌’ 之脚急，斯乃取势也。”(《书论》)
从书体论之，这方面内容更为丰富。姚孟起《字学忆参》中说： “用笔之法，有言篆宜缓，隶宜疾；有言隶宜缓，楷宜疾。”若再排比下去，行书宜比楷书疾，而草书又比行书疾。但是也有书艺家提出，楷书宜写得快些，行书宜写得慢些。表面上似乎很矛盾，其实很有道理，楷书较行草写得慢，但太迟缓则失精神； 行草较楷书写得捷速，但太急躁则失法度。书艺家还研究一幅书法作品在创作时的迟速问题，比如一幅行草书的创作，先是沉思默想，酝酿熟虑，一旦契机来临，便挥洒之，往往缓前急后，越至后面越有奔逸驰骋之势。王羲之说过：“若欲作草书，又有别法。须缓前急后，字体形势，状如龙蛇，钩连不断。”(王羲之 《题卫夫人 〈笔阵图〉 后》)
饶有趣味的是，已完成的书法作品表现出来的速度效果，往往与创作时的情况不相一致，若不是亲眼见到创作者挥毫，每每易误会。沙孟海记叙过：吴昌硕晚年行草，转多藏锋，坚挺凝练，不涩不疾，亦涩亦疾，更得“锥划沙”、“屋漏痕”的妙趣。当沙孟海未见其秉笔之前，意谓行笔必迅忽，后来亲眼见到吴昌硕秉笔，却并不如前时所想象，而是正锋运转，八面周到，势疾而意徐，笔致如万岁枯藤，与早年所作风格迥殊。(沙孟海《吴昌硕先生的书法》)李可染曾讲到齐白石画大写意，不知者以为他信笔挥洒，实则行笔很慢。在他的画上常常题字“白石老人一挥”。但李可染在他身边看他作画作书，严肃认真，沉着缓慢，从来就没有 “一挥”过。(王琢辑录 《李可染画论》)如果我们能从 “十迟五急”、“疾势涩笔”的辩证法则去反思这两例，亦可得到印证，受到许多启发的。
与 “迟”与 “速”相关相联的尚有 “行”与 “留”、“动”与“静”等书艺辩证法则，名目或异，其法则相通。
行笔讲究“行”与“留”的艺术处理。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的一段话很典型：“余见六朝碑拓，行处皆留，留处皆行。凡横、直平过之处，行处也；古人必逐步顿挫，不使率然径去，是行处皆留也。转折、挑剔之处，留处也；古人必提锋暗转， 不肯𢬍笔使墨旁出， 是留处皆行也。”“行”与 “留”相反相成，辩证统一，六朝碑拓中可以省悟书艺家的造诣，其他法书也可观悟。
书艺又讲究 “动”与 “静”的艺术处理。清刘熙载《艺概》中曾云：“正书居静以治动，草书居动以治静。”这是说楷书与草书分别以静、以动为主，然而都是辩证的统一。楷书以静为主，但静中须显露动，正如姜白石在《续书谱》中指出，真书以平正为善，此世俗之论，唐人失之。古今真书之神妙，无出钟元常、王逸少，皆潇洒纵横，何拘平正？此则静中应有动。草书则当动中宜有静，也如姜白石指出，古人作草，如今人作真，何尝苟且，虽复变化多端，而未尝乱其法度。“居动以治静”,此之谓也。姚孟起又说过，用笔之法，“实则 ‘顿之则山安，导之则泉注’,不论篆、隶、真、草，皆当如是”( 《字学忆参》)。此则笔法之 “动”与 “静” 的密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