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党人的动向

袁世凯一死，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立即转变对北京政府的态度。袁死后的第二天(6月7日),梁启超即致电段祺瑞说：“扶危定倾，惟公之责。愿当机立断，宏济艰难……护法奉国，尽瘁荷艰，早奠邦基。”^[1]如前所述，他还致电西南护国军，敦劝大家同他一道支持段祺瑞。嗣后，梁便说服唐继尧、陆荣廷等撤销军务院，拆散了南方护国阵营。
进步党人转变对北京政府的态度，不是偶然的。首先，袁世凯被护国运动冲垮之际，旧日国民党的势力(不论是中华革命党，或是所谓稳健派)在国内逐渐恢复公开活动，力量也有所发展。第二，从进步党人的改良主义本性看，他们在政治上原与北洋派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就是在1914年进步党内阁被袁世凯一脚踢开后，梁启超等人都仍然拥袁不变。只是到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而称帝时，进步党人才迫于形势，感到必须改变方针。他们看到：袁世凯称帝必然引起国内大乱，不仅中华革命党一定要加强反抗，南方各省残存的国民党势力也不会袖手旁观；即西南各省的实力派，也可能借机图谋自立，而北洋派内部也已孕育着反袁的潜势力。正是由于上述考虑，梁启超等人既不愿与袁世凯一同垮台，又不甘为牛后，才与蔡锷等一道决然发起护国战争。袁世凯于1916年3月下旬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后，梁启超等人反袁的政治目标虽已达到，但他们深知：袁不退位，将对发动反袁的进步党人是一大威胁，因而不肯与北洋政府妥协；而在袁世凯死后，他们认为进步党与袁的继任者并无重大矛盾，北洋势力不仅不会构成对他们的巨大威胁，而且他们必须依靠北洋派才能有所发展，才能防止国民党势力的抬头。进步党人与北洋派的矛盾远不如他们和国民党人的矛盾深刻。袁世凯死后进步党人的种种表现，完全合乎历史客观逻辑的发展。
特别重要的是，进步党人企图在北洋派的支持下，在西南取得一块地盘作为他们活动的基地。这也是梁启超卖力地帮助段祺瑞支撑政局的基本原因之一。
1915年秋，梁启超在天津策划反袁时，已有利用反袁运动在西南建立进步党根据地的企图。11月18日，梁给其时在云贵等地同党的一封信中说：“吾侪自命稳健派者，失败之迹历历可指也，曾无尺寸根据之地，惟张空拳以代人呐喊，故无往而不为人所劫持，无时而不为人所利用。今根基未覆尽者，只余此区区片土(指滇黔),而人方日惎诇于其旁(指国民党)。”^[2]梁在这里把进步党人与袁世凯勾结，说成是为人“劫持”、“利用”,并归咎于没有根据地，显然不合事实。但这封信的主要目的，在于鼓动西南的进步党人在反袁运动中自谋“树立”。12月云南宣告起义，梁启超在上海起草了大量的起义文告。在《云贵檄告全国》一文中，梁为起义军提出四项目标：“一曰与全国民戮力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不发生；二曰划定中央地方权限，图各省民力之自由发展；三曰建设名实相副之立宪政治，以适应世界大势；四曰以诚意巩固邦交，增国际团体上之资格。”^[3]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在这篇檄文中不仅激烈抨击了袁世凯称帝，而且提出要“划定中央地方权限，图各省民力之自由发展”。一向主张中央集权的梁启超，此时之所以提出限制中央集权，加强地方权限，不仅仅是为取悦西南地方实力派，而且与他要在西南建立进步党根据地的计划是紧密联系的。在私下通信中，梁对利用护国战争之机，在西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就更直言不讳了。1916年1月27日，梁致信给当时在四川前线的蔡锷说：“此时忧在亡秦，虽云艰瘁，然有公共之向心，尚可力图抟控。神奸既殛之后，人欲横流，自兹方始。……过此以往，则为演《水帘洞》演《恶虎村》之时，决无我辈插足之地，惟有与吾弟共甘苦于邛蜀滇僰间，冀庄严此土，为国人觅一遗种地耳。”^[4]梁启超毫不含糊地表明了进步党人准备控制川、滇、黔，在西南建立根据地的意图。
进步党人在西南建立基地，显然与西南各省实力派以及北洋集团的利益都是有冲突的。他们在西南的活动首先受到唐继尧、刘显世等的挟制。蔡锷、戴戡率滇、黔军入川作战后，唐和刘特别是唐，唯恐蔡部在和北洋军作战中发展壮大，于己不利，因而对蔡的护国军第一军多方掣肘，无论在经费、兵员、武器各方面都未给予必需的援助。蔡在致梁启超信中曾提到：“自滇出发以来，仅领滇饷两月。半年来，关于给养上后方毫无补充，以至衣不蔽体，食无宿粮。”^[5]直至6月7日(袁世凯病亡，蔡锷在军中尚不知道),蔡还致电唐继尧，苦苦哀求唐支援一些子弹。
由于唐继尧对梁启超、蔡锷防范严密，进步党人后来不得不放弃经营云贵的计划。两广方面，当时进步党人也很难打入。不仅陆荣廷在两广的地位已趋稳固，而且国民党人(中华革命党和稳健派分子都有)在广东也较活跃。在这种形势下，进步党人只有将经营的目标放在四川。
袁世凯死后，梁启超派黄群前往北京与段祺瑞接洽，为蔡锷活动在四川的职位。开始，段并不想把四川交给蔡锷，未给梁启超肯定答复。但到6月中旬，四川发生陈(宧)周(骏)之争，局势大乱^[6]。为稳定局势，段祺瑞只好暂时任命蔡锷为益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6月末，蔡锷指挥护国军攻抵成都，赶跑周骏。在此情况下，北洋势力才退出四川。7月6日，北京政府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
蔡锷对经营四川，开始因健康关系和以前曾声明反袁胜利后即引退等原因，有所顾虑。但面对四川的混乱局面，他又不忍“绝裾而去”。此外，梁启超也极力敦促他接受北京政府的任命。最后，蔡接受了川督的任命。接任后，蔡锷在驻地泸州与秘书、参谋长等研究了重建四川的计划^[7]。7月末，蔡带病抵成都履任。他果断地将入川滇、黔军和川军进行整顿，制定奖惩条例，并统一财政，初步处理了一些急迫的战争善后事宜。但是，蔡的病势日渐恶化，实在无法坚持正常工作，只得电请北京政府准假养病。8月7日，北京政府批准蔡锷暂时离职休养。9日，蔡离开成都。
蔡锷在成都期间，曾亲临绅界会议，表示四川富庶，大有可为，愿以较长时间尽心经营四川^[8]。他还带病召开军政会议，对四川的复员善后及人事作出安排。会后，他又对熊克武等人说，原想到中央政府任职，现在不想去了，病好后仍要返川^[9]。蔡离开成都后，在泸州休息了几日。其间，梁启超为保住四川，曾几次打电报给戴戡，要他劝蔡不要立即离川，先在重庆养病，待戴戡等在川站稳脚跟后再离去^[10]。但此时的蔡锷，已虚弱得连两三步都走不了，声息微弱^[11],无法执行梁的意图。
进步党人谋得四川后，还想争取湖南，但由于段祺瑞的阻挠，未能如愿。
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竭力谋取川湘，在西南建立根据地的活动，并非要与段祺瑞唱对台戏。梁在当时的《电稿纲要》中写得很清楚：段氏主持政局，“西南得有所根据，以图拥护。”^[12]但是，进步党人既然想开辟一块地盘，在北洋派和国民党中间充当第三种势力^[13],也就不可能得到段祺瑞的实际支持。
8月末，蔡锷离川东渡日本治病，因医治无效，不久即在日病逝。梁启超在西南为进步党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因蔡氏之死而更加无法实现了。蔡锷离川前，曾保举罗佩金暂代四川督军，率滇军驻守省城，同时推荐戴戡为四川省长兼军务会办，率黔军驻守重庆。梁启超、蔡锷以罗、戴分掌川局，也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蔡锷本拟把四川交给同窗至交蒋方震，但因尚未准备妥当，而且身边还离不开蒋，因而只好暂安排罗、戴分掌川局。但这样的安排，对进步党人在四川的地位是不利的。因为罗佩金早已倾向唐继尧，进步党人在川只能依靠戴戡，而戴的威望和才能都远逊于蔡锷。蔡锷在川时，唐继尧摄于蔡的声威，对入川滇军虽然垂涎，但不敢过问。蔡离川并很快病死，唐便无所顾忌了，入川滇军实际上为唐遥控。而戴戡所部黔军仅有一混成旅，实力单薄，不仅不能与入川滇军相比，也远不及川军。蔡离川后不久，川滇军发生冲突，1917年4月，戴戡乘机夺得督军职位。但嗣后不久，川军实力派首领刘存厚即与戴戡因分赃不均发生冲突。刘在北京政府段祺瑞的鼓动下，倾全力围攻驻川黔军。戴戡所领黔军本来实力不强，所以很快失败，而在撤逃时又遭到刘部围歼，连戴戡本人也因之身亡。此时，蒋方震料理完蔡锷的后事，正匆匆赴川，但行抵重庆即得知驻川黔军完全失败的消息，他只好黯然离去。进步党人在护国战争中所掌握的武力就这样完全瓦解了。
对于戴戡在川的失败，梁启超等当然是痛惜的。梁在经营西南屡受挫折后，便放弃了在西南建立根据地以充当第三者的设想，转而进一步联合北洋派，打击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力谋在北京政府中分得一席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