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促织》

促织通称蟋蟀，斗蟋蟀是一种很普通的游戏。可是有谁能想到，它竟然会和百姓的命运密切关联呢！ 蒲松龄的短篇小说《促织》所反映的，就是因为“宫中尚促织之戏”，每年都向民间征集大批蟋蟀而引出的悲剧。

小说以蟋蟀作为线索贯穿全文。写蟋蟀的目的是为了写人，写人的命运，为了暴露社会的丑恶和黑暗。皇帝为了用蟋蟀消遣、取乐，便下令向百姓索取，贪官酷吏们也因此兴风作浪起来，有的借此献媚巴结上司，以求升官进爵；有的拿它作为盘剥百姓的借口，谋取私利。“每责一头，辄倾数家之产”，危害极为严重。小说中所描写的陕西省华阴县，蟋蟀并不多见，但县令为了巴结上司，也争着进贡，于是被指定为进贡区域，成名一家的悲惨命运，正是在这样的特定历史背景下酿成的，而县令果然也因此获得了上司的赏识和嘉奖。小说有力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取乐完全是建立在百姓的苦难之上的。

成名一家的悲惨命运，自始至终紧紧围绕着蟋蟀事件展开的，蟋蟀关系着成名全家的生存还是死亡。征蟋蟀，捕蟋蟀，毙蟋蟀，幻化蟋蟀，进贡蟋蟀；捕得蟋蟀而喜悦，失却蟋蟀而悲哀；因蟋蟀而被打得皮开肉绽、儿子投井自尽，又用蟋蟀而获得“田百顷”，“牛羊蹄噭各千计”，“一出门，裘马过世家”的富足生活，小说的笔墨，从开头到结尾，始终落在蟋蟀上。因此，通篇显得构思精巧、独特而新颖。

蒲松龄艺术构思的精巧，首先表现在这篇不到二千字的篇幅中，能处处引入人胜，其妙处就在于他善于精心组织情节，笔笔转折，变化莫测，而这些情节又完全是为表现作品的思想内容服务的。小说一开始，蒲松龄就将成名安置在逆境中，写他为了交蟋蟀，只好“早出暮归”，每天提着竹筒、铜丝笼子，到处寻觅，可是什么法儿都用上了，还是无济于事，结果被县衙打得“两股间脓血流离”，“转侧床头，惟思自尽”。然后笔锋一转，让他绝处逢生。这时正好来了一位驼背巫婆，于是问卜得图，终于依图所示，捉到了一头“巨身修尾，青项金翅”的出色蟋蟀。于是由悲而喜，转入顺境。成名以“蟹白栗黄”精心喂养，“留待限期，以塞官责”。不料，风雨骤起，成名之子出于好奇，趁父亲不在，“窃发盆”失手，蟋蟀猛地跃出瓦盆，成名之子赶快去逮，结果“股落腹裂，斯须就毙”。成名之子也因惹祸而吓得投井而死。成名夫妇悲怆欲绝，陷入了更大的悲哀之中，又一次从顺境跌入了逆境。最后成名之子的灵魂幻化为蟋蟀，并且力战夺魁，故事也随之变为顺境。情节的发展就是这样逆境顺境交替，悲喜时没时生，其中大起大落的竟有四次之多，使人目不暇接，捉摸不透，紧紧地攫住了人心。

蒲松龄艺构术思的精巧，不仅表现在故事情节的整体极腾挪变化之能事，还在于局部的段落也妙趣横生。捉“青麻头”以及好事少年与成名斗蟋蟀的描写，笔墨都相当精彩。

捕捉“青麻头”相当艰难。成名本是一个书生，又抱着生死攸关的心情去捕捉蟋蟀的。他猫着腰在草丛中、石缝里细细地听，慢慢地走，像在寻找一枚绣花针那样专心。可是寻了老半天，还看不到蟋蟀的一点点踪迹，听不见蟋蟀的微弱声响，这自然使他失望。忽然间，有“一癞头蟆猝然跃出”，这不正与驼背巫婆所画的画相合吗，于是由失望转为希望。接着，他蹑手蹑脚地扒开乱草一看，果然看见有只蟋蟀正伏在荆棘根下。然而，正当他扑过去时，这只蟋蟀却钻进了一个石洞里，希望顿时黯淡了。以后他用尖草轻轻去戳，不出来；把竹筒里的水灌进去，蟋蟀才跳出来了。捕捉蟋蟀的过程，就这样写得一波三折，颇为引人。

村中好事少年与成名斗蟋蟀的一段描写，同样写得参差起伏，曲折有致。先从两只蟋蟀外貌上相比较写起，少年的“蟹壳青”体大身长，雄健魁伟，成名的蟋蟀体形“短小”，“黑赤色”，很不起眼，少年看了不由得掩住嘴暗暗发笑，成名自觉惭愧；接着写他们把各自的蟋蟀放在斗盆里搏斗，以见优劣。成名的那头先伏地不动，“蠢若木鸡”，显得很不中用，少年大笑起来。继而写少年试着用猪鬃撩拨它的齿牙，没想到它仍然不动，使得少年又一次大笑起来。这样多次撩拨，小蟋蟀终于被激怒了，它暴跳起来，直奔“蟹壳青”。其实，这是欲扬先抑的写法，而且是一抑再抑。最后，蒲松龄才集中笔墨描写两只蟋蟀激烈搏斗的过程：双方咧着大嘴，瞪着眼睛，你冲我杀，斗得不可开交。不一会儿，只见小蟋蟀一跃而起，张开嘴巴，伸直须子，跳到对方身上，一口咬住它的脖子。少年大吃一惊，急忙将它们分开，宣布“停战”。小蟋蟀翘起尾巴，得意地鸣叫着，好像在把获胜的喜讯报告主人知道。这场搏斗，写得缓急交替，曲径通幽。正当成名喜出望外，紧跟着便又出现了一个意外情况：一只大公鸡窜过来，对准盆里的小蟋蟀猛地一啄，吓得成名惊叫起来。幸亏没有啄中，小蟋蟀跳出瓦盆一尺多远。大公鸡瞪着两眼直扑过去，小蟋蟀已经陷在它的爪子下了。成名惊慌失措，脸色都变白了。转眼间，却见那公鸡伸颈摆头，扑打着翅膀直叫唤。成名一看，原来是小蟋蟀跳到了大公鸡的红冠上，使劲咬住不放，大公鸡因此败北。这些描写，真是一波方平，一波又起，令人应接不暇，可谓极尽委曲婉转之能事。

小说在艺术构思上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在于通过精细入微，复杂多变的心理描写，揭示了人物的内心特征和精神世界。譬如当成名回到家里，听说九岁的儿子发盆毙虫，就浑身上下“如被冰雪，怒索儿”，可是找了半天也没有找着。继而得知他的儿子畏惧自尽，尸沉井底，便又“化怒为悲，抢呼欲绝”。而当儿子似乎还有些微弱的气息，半夜以后，果然苏醒过来了，于是又转悲为喜。但是，当他看到空空的蟋蟀笼子，不禁又“气断声吞，亦不复以儿为念”，心被倒霉的公差咬碎了，整整一夜不曾合眼，及屋外传来一阵蟋蟀的叫声，看到一只长尾巴，金翼翅的，才又愁云消散，“喜而捕之”。然而只见其“短小”、“顿非前物”，又“劣之”。这时，墙上的那只忽然跳到他的衣袖上，仔细一看，形状像蝼蛄，方方的头，长长的腿，翼翅上有梅花小点的，便立刻“喜而收之”。当准备把它送上公堂，但又有些担心，怕官府不会满意，于是又“惴惴”不安起来。这种乍悲乍喜，时怒时忧的心理描写，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并不多见。它具体生动，曲尽其妙，为我们打开人物的心扉，提供了一把艺术的钥匙。

小说首尾圆合，起到拓宽、深化主题的作用，是这篇小说艺术构思的又一个显著的特点。小说的开头，点明了故事发生的因由是“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时间是明宣宗朱瞻基当国的宣德年间(1426—1435年)，距蒲松龄生活的时代已两百多年。据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我朝宣宗，最娴此戏，尝密诏苏州知府况钟进四个。一时语云：‘促织瞿瞿叫，宣宗皇帝要。’此语至今犹存。”又吕毖《明朝小史》也说：“宣德酷好促织之戏，遣使取之江南，价贵至数十金。枫桥一粮长，以郡督遣觅得一最良者，用所乘骏马易之。妻谓骏马所易，必有异，窃视之，跃出为鸡啄食；惧，自缢死。夫归，伤其妻，亦自经焉。” 由此可见，《促织》所反映的并非是蒲松龄的面壁虚构，把它放在“宣德间”作为背景，也是有一定的历史依据的。同时也要看到，小说围绕主题所虚构的幻异情节，也是对现实生活中某些类似事件进行艺术提炼和典型概括的结果，其意义绝不仅是写宣德间的事，而是具有一种跨越时代的魅力，更何况清代文字狱罗网密布，蒲松龄在写这篇锋芒直指封建统治最高层的小说时，不得不有所避讳。所以说，它从一个方面再现了封建社会残酷榨取的本质，同时也流露出蒲松龄刺世疾邪的孤愤之心。

小说在结尾的地方写到皇帝非常喜欢成名进贡的蟋蟀，大加赞赏，“诏赐抚臣名马衣缎”，抚军也没有忘记是谁献上来的，于是，华阴县令就以“卓异” 的才能而闻名全省。这样写无疑与小说的开头相照应，而且具有辛辣的讽刺性。这些大小官吏，只知奉迎献媚，为了进贡一只出类拔萃的蟋蟀，就不惜迫使百姓倾家荡产，朝廷所赏识的原来是这样一群官吏。这就剔肌见骨地揭露了封建统治的反动实质。《促织》 之所以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不仅在于它的艺术成就的高超，还在于它所反映的社会内容，具有相当典型的思想意义和认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