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成功实践与赵文化的繁荣

(1) 胡服骑射改革的历史必然性
赵武灵王千古不朽的历史功业，就是成功地推行了富有传奇色彩的胡服骑射改革，它不仅从根本上扭转了赵国四面受敌的被动局面，使赵国一跃而为威震诸侯的军事强国，而且，这场改革的成功，也把我国古代民族文化的大融合推向了新的历史高峰。
胡服骑射改革是赵国外部形势日益恶化的必然产物，也可以说是赵武灵王在面对困境中的勇敢奋进。这场改革，从赵武灵王十九年(前307)开始实行并一步步推向全国。当时，赵国主要面临着来自以下三个方面的严重的外部威胁：
其一，秦兵东进。秦、赵本来是不接壤的，两国间隔着魏国在黄河以西的领土。但是，秦国自秦孝公、商鞅变法后迅速强大起来，而魏国则从魏惠王时代起日益走向衰败，在秦的不断进攻下，魏国在黄河以西的领土全部归入了秦的版图。于是，秦、赵两国间有了一条很长的边界，成为秦兵东渡黄河入侵赵国的直接通道。据《史记·赵世家》等史书记载，就在赵武灵王即位前后的短短十五年时间里，秦军曾接连四次进攻赵国，使赵国损兵折将，丧失领土，受到秦国的严重威胁。
其二，齐、中山西向。位于山东半岛的齐国，其西部边界分别与魏、赵、燕三国相接。战国初年，齐国经过齐威王、邹忌改革，国力大为增强，时时图谋向西发展，称霸诸侯。这就必须扫除西邻三国的障碍。先是魏国。齐宣王二年(前341),齐军在马陵之战中大破魏军主力，杀其名将庞涓，俘虏魏太子申；第二年，秦国商鞅又率兵大败魏军，俘虏其主将公子印，从此，魏国便一蹶不振了。后来，燕国也在齐军的两次大规模进攻下，国力大为削弱了。从此，魏与燕不再是齐国向西发展的障碍了。于是，齐国接连向赵国发起了进攻。据《史记·赵世家》等史书记载，同样是在赵武灵王即位前后的短短十五年时间里，赵国也曾四次遭到来自齐国的进攻，损兵折将，丧失领土，亦可见齐对赵国威胁之严重。
中山国原是白狄族的支系鲜虞部，春秋末年正式立国，其疆域号称“方五百里”(《战国策·秦策三》),大致包括以今河北定县为中心的石家庄、保定之间的大片土地。战国时代的中山国，除了东北一角与燕国为邻，其余边界都和赵国毗连，正如同包在赵国腹部的袋鼠。这个民族骠悍善战，地理上又处于战略要冲，几乎可以在任何时候出一支奇兵截断赵国都城邯郸与西北山地的联系。当时，“中山恃齐魏以轻赵”(《战国策·魏策四》),实际上和齐国结成军事联盟，共同侵赵，成为赵国的“腹心之患”。正象赵武灵王所说，“今中山在我腹心”,“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侵暴吾地，系累吾民，……先王丑之，而怨未能报也”(《史记·赵世家》)。可见，在赵武灵王即位前，赵国甚至面对中山这样二流小国的侵扰，都往往无力还击，因此，赵武灵王把这称作是赵国的“国事之耻”。
其三，胡骑南下。北方三胡对赵的侵扰，不同于齐、秦等诸侯国那样，两军展开对阵车战，而是利用他们机动灵活的轻骑兵，突然袭击，出奇制胜，随时可以隐蔽于崎岖山林和莽莽草原。虽然，当时的三胡尚未形成如秦汉之世的匈奴那样统一强大的力量，与赵国还不曾有大规模的正面战争，但是，每当赵与秦、齐、中山等发生战争，三胡便乘隙从背后袭来，趁火打劫。东胡的骑兵从无穷之门(今河北张家口外)进来，骚扰赵的代(今河北蔚县东北)地；林胡、楼烦则利用地理上和赵交错杂处的条件，出轻骑于赵的西北山地、奔袭掳掠，如入无人之境。赵国当时虽然拥有号称强大的兵车和步卒，但用来对付三胡的轻骑兵，却简直是一筹莫展。这无疑是对赵的致命威胁。所以，赵武灵王严肃告诫臣下说，在胡骑侵扰面前，“而无强兵之救”,是有“亡社稷”之患的。正象梁启超分析的那样：面对这种形势，“赵不创胡，胡必弱赵。赵之忧患在是，赵之所以强盛亦在是。”(《饮冰室文集·越武灵王传》)可见，能不能彻底消除来自北方胡骑的侵扰，直接关系到赵国的兴灭存亡。
以上三个方面的严重威胁，足以说明赵国在当时所面临的险恶形势了。这是促使赵武灵王决意推行胡服骑射改革的直接导因。但问题是：赵武灵王即位前后的那些年，恰恰正当外敌入侵的高峰期，为什么直到他在位十八年后，这项改革才被正式提上日程呢？ 这主要是由于：一方面，在赵武灵王主政的前期阶段，面对齐、秦两强的东西夹攻，往往寄希望于燕、赵、魏、韩、楚等国的纵向联合，热衷于搞所谓众弱对一强的“合纵”政策。但事实教训了他：搞徒具虚名的合纵，非但制服不了两强，且往往以失败告终。如赵武灵王八年(前318),“五国伐秦，无功而还”(《战国策 · 魏策二》),第二年，赵、魏、韩三国“共击秦，秦败我，斩首八万级”(《史记·赵世家》),失败得很惨。这使赵武灵王不得不放弃五国合纵以抗击两强的战略，重新寻求从根本上摆脱困境的出路。另一方面，面对三胡的连连侵扰，他虽然深知这样会有“亡社稷”的严重后患，但怎样才能彻底制服三胡呢？却又一筹莫展。拿他的话说，对付三胡的轻骑兵、“重甲循兵，不可以踰险”(《战国策 · 赵策二》)。意思是说如果按照中原传统的作战方式，身披铠甲，驾笨重战车，只宜在平原地带与之对阵，显然是无济于事的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取夷之长技以制夷”,就是学习汲取游牧民族军事文化的优势，组建一支身着短衣小袖、骑快马持轻弓、可任意奔袭驰骋于山谷草原、机动灵活作战的骑兵队伍。这样，不但足以打败三胡，而且，对于抗击齐、秦两强来说，也将是所向披靡的强大生力军。于是，赵武灵王在经过长期观察思考后，终于明确提出了关于胡服骑射的主张。
(2) 胡服骑射的实施及其成效
胡服骑射改革是一项宏伟的战略举措，赵武灵王在实施这项改革过程中，采取了以下几个重要步骤：
其一，破旧立新，移风易俗，转变思想观念。胡服骑射，就是效法北方游牧族骑兵的装束、装备和战术，组建新式骑兵部队，实行骑战。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包涵了“易胡服”和“习骑射”两大构成要素。习骑射，就是对中原传统的以车战和步战为主的作战方式和军事制度实行变革；易胡服，就是变革华夏族历来的上衣下裳、宽袍大袖的衣着习俗和服饰制度。所以，胡服和骑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学习胡人的骑射，进行骑战，首先得改服胡人的衣着，否则无法适应骑战的要求。正是这样，赵武灵王首先从易胡服入手。但是，对于长期受中原文化传统束缚的赵国上下来说，无论易胡服或者习骑射，都要经历破旧立新、移风易俗的艰巨斗争。尤其是易胡服，不仅意味着改变人们的日常衣着习俗，下层民众一时难以适应，而且要革除传统的服饰等级制度，更会遭到上层守旧势力的强烈抵制，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赵武灵王清醒地预见到了这场改革的艰巨性。所以，当他正式提出胡服骑射主张时，首先同元老重臣肥义和楼缓作了推心置腹的讨论，达到思想认识上的高度统一，取得了他们的全力支持，由此形成了推行改革的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和指挥中枢；接着，自上而下向文武大臣公布了改革方案。果然不出所料：“群臣皆不欲”(《史记·赵世家》),尤其是以公子成为首的贵族官僚守旧派，或是公开反对，或借口称疾不朝。赵武灵王深知这些人思想顽固僵化，却又重权在握，影响作用极大，如不坚决战胜他们，改革的成功是没有希望的。面对这种形势，他一方面率先身体力行，堂堂正正身着胡服上朝，明确表示：“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史记·赵世家》)。另一方面，主要从转变思想观念入手，同守旧势力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说理斗争。当时，公子成等人抱着儒家“仁义”、“王道”之类的传统说教和所谓“华夷之别”的陈腐观念，指责胡服骑射是“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因而是违背“圣贤之所教，仁义之所施，诗书礼乐之所用”的离经叛道行为，极力阻挠改革的推行。赵武灵王一针见血地批驳了守旧派的种种非难，对他们说：“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并进一步指出：古代圣明的帝王，莫不“观时而制法，因事而制礼”,都是按照不同时代的不同情况而“制法”、“制礼”的，没有什么永恒不可变的“法”,永恒不可变的“礼”。同样，易胡服，习骑射，不过是根据当今赵国的实际国情，变革传统的衣服器械制度；“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本来就是为着实用而制作的，只要“利其民而厚其国”,能够给国家民众带来好处，为什么不可以变革呢？同时，他还援引当年商鞅批驳变法反对派的著名言论强调重申：“故礼世不必一其道，便国不必法古”;“然则反古者未可非，而循礼未足多也”(同上)。意思是说，变革古制，弃旧图新，是完全天经地义的；易胡服，习骑射，也是无可非议的。在经过一番艰苦激烈的思想论战后，守旧派一个个心悦诚服，转变了态度。于是，朝廷内外，举国上下，同心同德，投入了胡服骑射的改革大业。
其二，先行试点，逐步推广，组建骑兵队伍。胡服骑射改革的实质性步骤，是组建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这就要对传统的征兵制度实行变革。在战国时代，各诸侯国普遍实行郡县征兵制，就是按地区进行军队编制，因而“国有固籍，兵有常经”(《战国策·赵策二》),凡到达服役年龄的人，都有着固定的兵籍，他们平素从事农业生产，战时即奔赴疆场。这样的军队，显然不能适应新式骑战的要求。因为，骑马射箭是要经过专门训练和长期实践才能熟练掌握的技术，故必须改革传统的兵员征集制。
赵武灵王采取了先行试点、逐步推广的办法来组建骑兵。这个点就选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南黑河南畔的原阳。这里原是楼烦的土地，胡服骑射初期，赵武灵王攻占了原阳，便把这里作为集中训练骑兵的营地。原阳既是典型的天然牧场，其民众又有善骑射的习尚，因而是训练骑兵的理想场所。《战国策》说：“王破原阳，以为骑邑。……破卒散兵，以奉骑射。”(《赵策二》)就是把破散的兵卒改组为骑兵，集中到原阳进行训练。《战国策注》解释说：“武灵王破原阳以为骑邑者，盖始教一邑，然后行于境内”(《七国考订补》卷十一)。这说明，赵武灵王是要利用这里的天时、地利、人和的优越条件，先行试点取得经验后，再普遍推广到全国。当时，他派将军牛赞在原阳主持其事，迅速训练出一支骁勇善战的骑兵队伍。后来，牛赞“遂胡服，率骑入胡”,“辟地千里”(《战国策·赵策二》)。牛赞身着胡服，率领这支所向披靡的骑兵队伍，一直打到林胡所在地今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东胜一带，为赵国开辟了大片领土。同时，赵武灵王又采取“招骑射”(《史记·赵世家》)的办法，在全国招募擅长骑马射箭的勇士，充当骑兵；此外，他还在不断击败三胡后，将游牧族的胡骑收编过来，扩充赵国的骑兵。
值得一提的是，赵国组建骑兵所需大量的战马，主要不是来自中原农业区从事驾车的劳动型马匹，因为这种马匹不适应骑战，故必须从北方游牧区去筹措。如赵国的代(今河北蔚县东北)地，自古盛产良马，素有“代马”之称，为此，武灵王特地派遣宗亲大臣赵固任代相，主持与胡人的关系，收编胡兵，征集胡马；代西北的原阳，当然更有大量集散的战马可供使用；此外，在同三胡作战中获得的战利品马匹，也是重要来源之一，如赵武灵王二十年(前306)攻打林胡，便在迫使“林胡王献马”(《史记·赵世家》)后而告退兵。
其三，灭中山，破三胡，扭转被动局面。胡服骑射改革实施后，由于举国上下的一致努力，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很快组建成功，赵国的军事实力大为增强，于是，赵武灵王即着手实施其宏伟的战略目标：第一步，灭中山，破三胡，从根本上扭转赵国长期四面受敌的被动局面；第二步，移兵中原，兼并诸侯，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
据《史记》《战国策》记载，赵武灵王从他在位的第十九年(前307)开始实施胡服骑射，到他逝世的赵惠文王四年(前295年)这十余年间，接连对外用兵达十一次，其中除一次是兼对三胡和秦外，其余都是攻打中山和三胡的战争，而且大都取得了胜利。在赵国的强大攻击下，中山已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三胡则退避到今内蒙古阴山一线和鄂尔多斯高原西部，再不敢轻举妄动了。这期间的几次著名战争，一是赵武灵王二十年(前306)攻打中山和三胡：“王略中山地，至宁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史记·赵世家》)。这是实施胡服骑射以来首次出兵，向北攻入中山的腹地宁葭(今河北石家庄西),西向打到林胡的腹地榆中(今内蒙古鄂尔多斯),迫使林胡王献马求和。在这次战争中，赵国的新式骑兵已经初露锋芒。二是赵武灵王二十一年(前305)再次攻打中山：“攻中山，……中山献四邑和，王许之，罢兵。”(同上)这是中山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向赵国献城求和，进一步显示了赵国骑兵的强大威力。三是赵武灵王二十年(前299)大破中山：“赵破中山，其君亡，竟死齐”(《史记·秦本纪》)。在这次战争中，中山国都城灵寿(今河北灵寿县西北)被赵攻破，其国君仓皇出逃，死于齐国。最后是赵惠文王三年(前296)灭中山的战争：“灭中山，迁其王于肤施”(《史记·赵世家》)。这是赵武灵王主动离开王位第三年，也是他逝世前一年的一次战争，经过这次战争，作为赵国“腹心之患”的中山国，终于在强大的赵国骑兵攻击下消失了，其末代国君亦被迁往今陕北榆林南的肤施。与此同时，赵国又在屡次大破三胡，夺得大片土地后，迫使其不敢再来侵犯，也就解除了胡骑南下的边患。至此，赵武灵王完全实现了“胡地中山吾必有之”的战略目标。
其四，让位传子，摆脱政务，图谋统一大业。随着攻打中山和三胡的节节胜利，赵国也由长期被迫四面受敌而变为主动四面出击的军事强国了，这样就为赵武灵王实施其最终战略目标：移兵中原，兼并诸侯，统一天下准备了条件。为此，他在当时采取了以下二位一体的战略步骤：
一方面，在全面推行胡服骑射，并不断对外用兵攻打中山和三胡的同时，采取了成功的邦交政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国内建设，从内政外交上进一步增强赵国的国力。在外交上，为集中实现灭中山，破三胡的主攻目标，他主动放弃了以往的合纵政策，避免卷入中原大国军事集团的争斗。因此，当攻打中山和三胡取得初步胜利后，立即派遣使臣分赴秦、韩、魏、楚、齐各国进行通融，还曾派元老重臣楼缓入秦作了秦相，与秦结成松散的联盟，这样不但解除了秦对赵攻打中山和三胡的干预，也对于一再支持中山侵赵的齐国产生了威慑作用。对待中山和三胡，也分别采取了“攻灭”与“攻破”的不同策略。因为，中山国虽出身戎狄，但已经汉化，它是赵的“腹心之患”,与赵又有历史宿怨，故必须坚决打击，直至消灭，并在灭中山后将其国君迂回今陕北原籍，使之永不得东山再起；三胡则是完全保持游牧生活方式的戎狄民族，虽曾对赵构成严重威胁，但毕竟尚未形成统一强大的力量，故在打败之后，夺得了土地，收编了胡兵，筹措了战马，促成了民族融合，也就适可而止了。在内政方面，他在攻打中山和三胡的过程中，积极进行了国内政权建设。为强化封建集权政治，他在灭中山、破三胡后，把新开辟的北方大片游牧和半游牧地区，按照中原体制，设置了云中、雁门、代三郡，加速了这些地区的封建化进程；同时有组织地进行移民，把内地卿大夫的奴隶大批迁来开发北部边塞，“并皆改穿胡服”,这对于消除奴隶制残余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此外，为防范三胡卷土重来，他又在新辟地区的辽阔北疆修筑了规模浩大的赵长城，进一步巩固了赵国的北部边防。总之，赵武灵王成功的内政外交政策与胡服骑射改革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极大地增强了赵国的国力。
另一方面，在灭中山、破三胡取得决定性胜利的赵武灵王二十七年(前299),他勇敢地打破传统惯例，主动把王位让给次子赵何，即赵惠文王，而自称“主父”,并任命富有经验的老臣肥义为相国，辅佐新君执掌朝政，以便自己摆脱烦琐政务，全力投入统一天下的宏伟大业。《战国春秋》说：“邯郸王有吞天下之心”(《七国考订补》卷五)。这是有充分根据的。赵武灵王当时清醒地看到，他实现统一大业的最大障碍是西方的强秦，因此，他一离开王位，便立即身着胡服，统率其骁勇善战所向披靡的骑兵，深入西北胡地，“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史记·赵世家》),就是打算从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的云中和包头以西的九原出发，取道河套一带南下，对秦发动突然袭击。为此，他甚至甘冒风险，身探虎穴，化装成赵国使者入秦，借以窥视秦王态势，察看关中地形，以之作为制定对秦作战计划的根据。遗憾的是，赵惠文王四年(前295),也就是他离开王位的第四年和攻灭中山国的第二年，由于在王位继承问题上的失误而导致宫廷内讧，英勇一世的赵武灵王死于“沙丘宫之难”,于是，统一天下的大业也随之而付诸东流了。
(3) 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丰碑
胡服骑射改革的成功实践，不但造成了赵国历史和文化的空前繁荣，也把我国古代的民族文化融合推向了新的高峰。它是中原农耕文化学习汲取北方游牧文化的伟大创举，在我国古代民族文化交流史上，特别是古代军事文化和服饰文化史上，有着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胡服骑射改革的深远影响，首先在于军事文化方面，也就是“骑射”文化方面。赵国军民习练骑马射箭，组建新式骑兵，进行骑战，使骑兵成为赵国军队的主力，这是我国古代战争史上的革命性变革。
春秋时代及其以前的战争形式主要是车战，就是由交战双方摆成整齐的车阵，进行对战；步兵虽然是人数最多的兵种，但一般是作为车战的附属出现的。春秋末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封建制的确立，铁制兵器被用于战争，各国普遍实行了郡县征兵制，广泛征发农民参加军队，战争规模进一步扩大，车阵对战的形式便显得落后了；尤其是北方的晋、秦、燕各国，在同居住于山林和草原的游牧族作战中，因受地形条件限制，车战更无法施·展，于是出现了独立作战的步兵。如晋平公时代，晋国将领魏舒在太原附近大败戎狄族联军的战斗中，索性“毁车以为行”(《左传·昭公元年》),把车战改为步战，步兵成了作战的主力。在春秋时代的车战中，马主要用于驾车而不是骑乘，还没有出现骑兵，如《孙子兵法》里就没有骑战的内容。骑兵作战是进入战国以后的事。如《孙膑兵法·八阵》篇写道：“车骑与战者分以为三，一在于右，一在于左，一在于后。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厄则多其弩。”说明在当时，骑兵是与战车和步兵混合编制，骑兵出现于奔袭驰骋的惊险场合，起配合战斗的作用。这可谓中原骑兵的雏形阶段。
我国古代的骑兵骑战起源于北方游牧民族。赵国因其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中原华夏民族同北方戎狄民族错综交往的前沿阵地，并长期遭受胡骑侵扰，这使赵武灵王深感游牧族骑兵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于是从本国国情出发，全面学习汲取游牧民族的骑射文化，成功地推行了胡服骑射改革，在我国战争史上第一次把骑兵提到军队的主力地位，从此，我国即由以车战和步战为主的时代过渡到了以骑战为主的时代。
胡服骑射改革的深远影响还在于服饰文化方面，也就是“胡服”文化方面。胡服和骑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易胡服是为了习骑射的需要。正象前代史家所说：“骑射所以便山谷也，胡服所以便骑射也。”(顾炎武《旧知录》卷二十九)“赵武灵王之易胡服，本为习骑射计”(王国维《观林堂集·胡服考》)。胡服骑射是“以骑射为目的，而以胡服为其手段”(梁启超《饮水室文集·赵武灵王传》)。这些话说得都很中肯。不过，从服饰文化角度来看，身着短身紧袖，上衣下裤的胡服，不但便于骑马射箭，有利于骑战，而且，也比宽袍大袖、上衣下裳的传统服饰轻便敏捷，便于劳作，因而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所以，从此以后，中原华夏(汉)民族的衣着，便开始向着轻便型的胡服演化，直到近现代，人们的一般服饰也比较接近胡服的款式。据王国维考证说：“胡服之入中国，始于赵武灵王”(《观林堂集·胡服考》)。赵武灵王当年倡导胡服文化，也是对我国古代服饰制度的深刻变革。
总之，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改革的成功实践，是以前所未有的宏大规模，全面吸收北方游牧文化的伟大历史创举，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