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从望远镜中看人

郭老写了一篇序《郁达夫诗词钞》的文章(见八月四日《光明日报》东风副刊),在引人深思的标题《望远镜中看故人》之下，简练地叙述了郁达夫诗词的风格、情调，兼而评骘了郁达夫的生平为人，既扼要的肯定了他主要优点，也并未为其缺点讳。特别是权衡得当，从大处着眼，去概括一个人带有基本的长处，作为盖棺论定。我想郁达夫九泉有知，亦当首肯。这篇文章煞尾的一段话，讲得甚为精彩，我以为不但可以用之于看达夫，一样可以用于评价“五四” 以来的某些作家，甚或可以作为观察评论一些人物时的参考。
“对于尽了一定责任的已故的战友，我认为，我们应该抱着望远镜去看，把他的优点引近到我们身边来；而不是抱着显微镜去看，专门挑剔他的弱点。”
自然我们也不必拘泥于郭老说的“已故”二字，对“已故”者固是终生论定，有关于他本人的一生是非功过，千秋定评，须要审慎；而对未故者——活着的人，在他自己尚在与社会千丝万缕发生着关系，那更足以警其未来，鼓其向上。在人的立身处世中，我们经常可以见到这样两种情况：一是不拘小节，但灵魂深处，却又有着挺拔凛烈的一面，一旦大义当前，乃能舍生成仁，临危授命。而另一种人则平日规行矩步，谨愿不苟，一临危难，则又徘徊动摇，以至于丧失大节。这样的人我们并不是没有见过的。当然一个人立身处世，从自我要求而言，应该大节小节，两者兼行，绝不能未经大处，先忽细微，或以不拘小节作为遁词； 但评论别人，要求别人，二者相较，我看还是应该肯定他积极的主要方面为是，世间完人毕竟不是多数，如果眼睛对着显微镜专去挑剔别人弱点，就不如象郭老所说的以望远镜看人，而把他的优点引近到我们身边来，对我们有益了。从大处落墨，从大处看人，同时，不隐其弱点，这是比较正确的态度。
不过以望远镜看人，还得对准焦点，什么是大节，什么是细微，观察人者又必须自己弄个清楚。泛泛的讲忠恕之道，这不是我们提倡的态度。郭老论郁达夫，以其热爱祖国，衷心希望中国人民能得到解放；以及其“一直在反抗旧社会，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诸端作为准则，虽然说他有时有点“不够勇敢，不够坚定，有时有点逃避的倾向”的短处，又指出正因为他不自掩蔽、而加以揭露、更改，所以才能成为和恶势力搏斗中阵亡在前线上的一位战友的。这样是举其荤荦大者，对其短处，也是着重于克服弱点的一面，如此运用“望远镜”是有观点、有立场，又是多末清晰明确呵！
东汉许劭曾以月旦人物见称当世，其实许邵论人，大都还是从封建观点出发，依我们今天立场去看，未必恰如其分，未必真正可取； 可是郭老所说的 “望远镜”是按照马列主义革命者的观点而对准焦点的，这样才能目光如炬，臧否得当，才能对我们深有启发。

(1962年8月21日《人民日报》)

赏析 《谈从望远镜中看人》是一篇写得既活泼、又谨严的杂文，它谈论的是如何正确评论一位作家及其他人物的问题。
文章的标题十分形象、生动，不落俗套。它带有悬念，使人一读题目就非要看完全文，弄个清楚不可。虽然它是从郭老的文章的标题提炼而来，但仍有新鲜感。题目是杂文的眼睛，我们既要避免故弄玄虚，又要不落俗套，做到新颖、醒目、生动。孟超的杂文是很注意画眼睛的。
这篇杂文写得活泼、严谨。文章是谈论人的问题，却能运用修辞手法去写，用“望远镜看人”,“显微镜看人”作比，去谈评价人物的问题，使抽象的道理化为具体、形象的东西，使人读来明白易懂。杂文要“杂”,要“东拉西扯”,但它的“拉杂谈”又总是围绕着一个中心的。作家从郭沫若同志对郁达夫的公允评价谈起，然后逐层深入去谈如何正确去评价一个人物的问题，起笔自然、有趣。郁达夫是一位充满爱国主义精神，但在前进的道路上也存在某些缺点的有影响的作家。郭沫若同志从客观事实出发，“既扼要地肯定了他主要优点，也并未为其缺点讳。”这种“好处说好，坏处说坏” (鲁迅语)的恰当评价，在文艺界中，确是难能可贵的。郭沫若同志提出的，对已故的战友，要“抱着望远镜去看”的观点，更为精辟动人。孟超同志甚为这一观点所感动，他引用郭沫若的这一段话，作为自己文章的观点，并赋予新意和适当进行补充，从而很自然引入本文所要议论的中心。作家提出： “世间完人毕竟不是多数”,要“从大处看人”要“对准焦点”——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去评价人和事。这些观点，在20多年后的今天看来，无疑，仍然是正确的，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看人看己，需要尽量做到全面、客观。要这样，要有高度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思想水平，要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要能够高瞻远瞩。
孟超的杂文不仅思想深邃，语言也干净利索，毫无废话。他偶而插用一些文言，故意造成一种“文白相间”的语言，以达到幽默、生动的效果，为文章增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