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楚有材，于斯为盛”

岳麓书院大门外有联曰：“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观古潭州数千年历史，此言诚不为过也。
伏虎古井忆蒋琬
伏虎古井在湘乡县城北正街蒋公祠前坪。井旁壁间嵌“伏虎古井”石牌。井深3米，内径1米多。井水冰清玉洁，四时充盈，俯视其水若明镜可鉴。
此井传为三国蜀汉大臣蒋琬少年时所凿，蒋公祠即蒋琬故宅。蒋琬(?—246),字公琰，湘乡人。少有名气，博学多才。随先主刘备入蜀，始任广都(今四川双流县)长。一次刘备前往察视，见其根本不理政事，愤而欲诛之。幸赖诸葛亮为之说情：“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愿主公重加察之。”刘备乃收回成命，不久即任其为什邡(今四川什邡县)令。后刘备称汉中王，蒋为尚书郎。建兴元年(223),丞相诸葛亮开府，蒋为丞相府东曹椽，后升参军、丞相长史兼抚军将军。诸葛亮数次攻魏，蒋主持兵源粮晌供给，深得亮的赞赏。他曾密表后主刘禅：“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建兴十二年，诸葛亮卒，琬任尚书令，接着加行都护、假节、益州刺史，升大将军、录尚书事，封安阳亭侯。时举国哀伤，蒋则被擢处群僚之上。他既无戚容，亦无喜色，神态一如平日，众臣由衷钦佩。延熙元年(238),诏命蒋琬开府，翌年加为大司马。曾率诸军，屯汉中六年。后在伐魏途中旧疾复发，延熙九年病逝。
“才名三峡内，赞语四人中。”蒋琬继承诸葛遗志，扶汉功勋卓著。邑人为纪念他，于元至正元年(1341),重浚其故居水井。至正九年又于其宅地塑像建祠。祠内有联：“蜀中曾继如龙相，江上今传伏虎名。”清道光年间，典史袁宪健书刻“伏虎古井”于井旁，今犹如故。
欧阳洗笔书堂山
欧阳询(553—641),字信本，临湘人。少有大志，博通经史，与李渊交谊甚深。李渊开国后，授旨他与裴矩、陈叔达编撰《艺文类聚》一百卷，后又擢其为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欧阳询擅长书法，尤工楷书，学二王(羲之，献之父子),劲险刻厉，于平正中见险绝，自成面目，人称“欧体”。与虞世南齐名初唐，并称“欧虞”,亦与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并称为唐初四大书法家。其书法艺术不仅风靡当朝，且声震海外。高丽国(今朝鲜)曾派使者求购其书法真迹，高宗得知惊叹曰：“不意询之书名，远播夷荻。彼观其迹，固谓其形魁梧耶！”时隔千年，日本当代颇负盛名的《朝日新闻》的报头题字，竟也选自询之手书帖《宗圣观记》。询之子名通，亦以善书名当世。
长沙市南25公里望城县书堂山，传为欧阳询父子读书处。《长沙府志》云：“山不甚高，而林峦攒秀。”山腰有天然大青石，上镌“洗笔泉”隶书大字。旁有泉水池，传为欧阳询洗笔处。据说山麓原有书堂寺(崇胜古刹),寺内有联：“玉座息欧阳，万卷书香传宇宙；名山藏太子，千秋堂构镇乾坤。”寺中有石案，传为询之读书台。清同治元年(1862)曾有修葺，有碑记刻于寺壁。惜皆不存。
“只在心香一瓣中”
“衡岳钟灵一代雄，褒荣华衮慕高风。楩楠伟器才储马，桑梓旧游爪灭鸿。兵马桥头家近远，霞阳山下路西东。吁嗟父老留传失，只在心香一瓣中。”这是流传于浏阳官渡一带悼念元代著名文学家欧阳玄的诗。
欧阳玄(1274—1358),字原功，号圭斋。人称圭斋先生。清代修志，因避康熙玄烨讳，被更名欧阳元，载《浏阳县志》。祖籍江西庐陵(今吉安县),自其曾祖始，迁居浏阳马渡(今官渡),与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同属安福令欧阳万之后嗣。玄少慧，善诗文。十岁时，有人要他赋梅花诗，他当即赋十首，随后又赋百首，令人惊赞。延祐二年(1315)中进士，历任国子博士、翰林待制、国史院编修官、翰林学士承旨等职。元文宗时修《经世大典》,惠宗时修宋、辽、金三史，皆由他担负主要编纂工作。另著有《四朝实录》、《太平经国》、《至正河防》、《采荒事略》、《至正条格》、《元律》、《睽车志》、《圭斋集》等。
欧阳玄为文质朴，《琅溪说》、《奇峰说》、《弈序》等散文作品烩炙人口。短文《芳林记》尤表其心迹：为人只要清白自守，声名自然远畅，正如兰生深林，芳香之气必溢四方。他官居二品，却不以权势耀人。故时人孙凤洲有诗赞曰：“圭斋还是旧圭斋，不带些儿官样来。若使他人居二品，门前箫攱闹如雷。”玄终年八十四岁。死后始葬河北宛平，后迁浏阳城南天马山麓。清代于天马山上为其建专祠，并立祀于浏阳文庙乡贤祠。今浏阳城关尚有以其号命名的圭斋路。
“燕产楚人”李东阳
李东阳(1447—1516),明代著名诗人，“茶陵诗派”鼻祖。字宾之，号西涯，祖籍湖南茶陵。曾祖父于明洪武年间戍籍北京，后世居，故谓“东阳楚人而燕产”。
《茶陵州志》载，李东阳幼习书法，四岁能书径尺大字，举为神童。当年代宗召见，进宫时难逾门坎。代宗笑言：“神童脚短。”东阳应对：“天子门高。”代宗喜而抱至膝上，赐果钞。后代宗又一次召见他和程敏政。时代宗正于偏殿食蟹，见二神童即以“螃蟹满身甲胄”命对，程应声道：“凤凰遍体文章”,东阳则徐徐对曰：“蜘蛛满腹经纶”。代宗赞东阳：“他日作宰相。”十七岁会试为进士，次年殿试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官至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立朝五十年，历仕明英、宪、孝、武宗四朝。武宗初立，太监刘瑾专权，老臣、忠直官员放逐殆尽，东阳委蛇避祸，且“潜移默夺，保全善类，天下阴受其庇”(《明史·李东阳传》)。后刘瑾诛，东阳上书责己“因循隐忍，所损亦多，理宜黜罢”,帝慰留之，后赠太师。死后谥文正。
李东阳天才秀逸，诗文、书法俱佳，著有《怀麓堂集》、《怀麓堂诗话》等。明自成化以后，社会弊病日见严重，文运亦日趋衰落，诗坛台阁体阿谀粉饰，形式典雅而内容贫乏。李东阳起而振兴诗风，主张学诗应以唐为师，并以朝廷大臣地位主持诗坛，奖掖后进，推举才士，从而形成以他为首的茶陵诗派，开前后七子创作趋向之先河。
成化八年二月，李东阳二十六岁时，曾陪同父亲回乡，在茶陵留居十八天，与诸族父兄皆会，作有《茶陵竹枝歌十首》等诗文。
“民国先觉”谭嗣同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别署华相众生、东海褰冥氏、通眉生，湖南浏阳人。近代政治家、思想家、诗人，杰出的爱国志士。
谭嗣同为清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五岁时得重病，昏死三日，竟又奇迹般复活，故名“复生”。年幼丧母，不见容于继母。从小离家，在北京宣武门外随两个哥哥读书，备尝艰辛而养成“倔强自力”之性格。十四岁时，方得回故乡浏阳县。现县城城关北门之“大夫第”,即谭嗣同故居。这是座高雅的官宦门庭，其中别致的“石菊影庐”即嗣同书舍。书舍因浏阳特产菊花石雕得名。谭酷爱家乡菊花石，曾赞其“温而德，野而文”,借其清白无瑕、坚不可摧的品性，以喻自己纯洁坚贞之情操。书舍布置颇具性格：书案置有斗大的山石菊，由菊花石雕镂而成。墙上挂一口乌龙青霜剑，一幅王右军《晴雪》帖立轴，一支精工刻镂的玉屏洞箫。当年嗣同就是在这书舍里，从笃好经世之学的著名学者欧阳忠鹄为师，饱览诗书。并曾从当时名扬幽燕的“义侠”王五习武，故不唯博古通今，酷爱琴棋书画，且好任侠，善剑术，性格豪放开朗，怀抱济国报世之志。
自十九岁起的十年间，他壮游西北、东南诸省，行程8万余里，深悉民间疾苦，痛感社会之积弊，忧国忧民之情灼热似火。于是自号“壮飞”,立志趁年青力壮之际，干一番事业报效祖国。这时期，他对民族英雄文天样的浩然正气倍加钦佩，一直珍藏着文天祥生前弹过的“蕉雨琴”,并为文天祥用过的“日月星辰砚”作歌以励志。
甲午中日战后，时年三十的谭嗣同在家乡满怀忧愤：“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感事诗》)现实使他痛感国家民族危亡日迫，“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于是决然抛弃旧学，探求新学，投身康有为、梁启超之变法活动。他一方面撰写《仁学》,抨击封建伦理，阐述变法理论，一方面在湖南从事培养实学人才、兴办实业等维新活动。1897年，他在浏阳城创办“算学馆”、“群萌学会”,吸收各界进步人士入学入会。同年又协助湖南地方当局在长沙开设时务学堂，蔡锷去日留学前即在此读书。次年初，又与同他并称为“浏阳双杰”的刎颈之交唐才常等在长沙组织南学会，创办湖南最早的日报《湘报》,宣传新学，推动新政。从而使长沙一时成为变法的中心，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1898年7月到京师，被破格提拔为四品卿衔军机章京，负责代光绪皇帝批阅奏折和草拟诏书，在变法中起了重要作用。不久变法失败，康、梁逃亡海外，谭却决定留下：“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留下后欲与大刀王五营救被囚禁之光绪，未遂，乃赠自身佩剑于王五，望其继承遗志，自己则抱必死之念：“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被捕后，有气壮山河之《狱中题壁》:“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并在狱中给梁启超写绝笔书：“嗣同不恨先众人而死，而恨后嗣同死者虚生也。啮血书此，告我中国臣民，同兴义举，翦除国贼，保全圣上。嗣同生不能报国，死亦为厉鬼为海内义师之助。”是年9月28日，谭嗣同等六人在北京菜市口英勇就义，史称“六君子事件”。谭就义时泰然自若，仰天长叹：“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谭殉难后，康有为闻讯扼腕痛惜，撰挽联曰：“复生，不复生矣！有为，安有为哉？”谭的遗体被志士们冒死抢出，辗转运回浏阳，悄然安葬在牛石乡翟水村石山下。许多年后修整时重又竖立起“清故中宪大夫谭公复生府君之墓”的石碑和华表。华表上有谭同乡宋渐元所撰对联：“亘古不变，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墓两旁分立有石虎、石马，衬以苍松翠柏，十分庄严肃穆。辛亥革命后，县城西门新建“谭烈士专祠”,当时财政总长梁启超亲笔题书“民国先觉”横匾。现谭墓、谭祠均列为重点文物，供后人瞻仰。
湘潭白石天下知
齐白石(1863—1957),小名阿芒，原名纯芝，字渭清，后改名璜，字濒生，号白石，别号白石山人、借山吟馆主者、寄萍老人等。湖南湘潭白石铺人。白石铺以漫山遍野多白石而得名。此地风水独占：白石洁白如玉，坚不可摧，村边有明代皇帝御封“三桠五杈十八枝”古枫树，附近有相传星斗落于其中的星斗塘。然白石家贫，八岁时母亲将从柴草上拣下来的四斗稻谷换来纸笔，方得以到外祖父家发蒙读书。据白石老人1940年写的《白石状略》云，他生性喜画，对呆板的四书五经缺乏兴趣，常撕下毛边纸作画。第一张画的是钓鱼老翁。不到一年又贫而辍学，成为家中一辅助劳力。放牛，砍柴，捞鱼虾，掏鸟蛋，余暇也读书作画。他生平第一部“作品”雷公像，即作于此时。按当地习俗，凡生孩子之家都要门悬雷公像以镇邪。一日，白石闲中无聊，伏在凳子上描摹邻居家门口的雷公像。这下使他出了名，附近添子农家都来请他去画雷公。稍大，随父学木工，以其勤奋与灵气，很快学会制作精细木器和雕刻桌椅花纹。此间仍习画不辍。一次偶得《介子园画谱》,每日收工后于油灯下揣摸，也画身旁小生灵，四年无断。十六岁，又得当地木器雕花名匠周之实真传，成为远近闻名的“芝木匠”。常受乡绅人家聘请作其祖先衣冠像。此时，以工笔为主。为传虫草之神，他一直喂养纺织娘、蚱猛、蝗虫等生灵，朝夕观察其习性，久之，多得其神。二十七岁时，齐白石有幸拜当地名士胡沁园、陈少蕾为师，步入了艺术生涯中的新阶段。后又向民间画师肖芗陔、文少可学民间绘画技艺。从此正式改行，专事作画吟诗。年四十，白石远游，凡七年，饱览名山大川，画风渐变，由工笔走上写意，跻身吴昌硕开创之大写意花卉翎毛派。辛亥革命后，他独创红花墨叶两色花卉与浓淡几笔之蟹、虾，形成自己简练淳朴，色彩鲜明热烈，富于生活情趣，多在“似与不似之间”的独特艺术风格。而立之年，又对篆刻钟情。从父亲和族兄学治印，第一颗刻字“金石癖”,其父认为“便佳”,从此乐此不疲，并独有成就：不拘于前人绳墨，不囿于仿、摹、蚀、削等传统手法，融早年雕花匠刀笔，开布局奇肆、单刀直下、生辣雄健之“野”风。同时，诗、书亦技道并进。诗风求朴素无华，书法上融何绍基、金冬心、李北海等名家碑帖于一炉，又自具面目。尝自云：“我的诗第一，印第二，字第三，画第四。”集四绝于一身者，近世画坛罕见。一生作画八十多年，亦为世界艺术史上少有。
齐白石文品画品超绝，人品亦佳。他一生赤心爱国，疾恶权势，视富贵如浮云。四十岁时，他应聘到西安作画师。陕西臬司樊山欲推荐他进宫，去西太后身边作画，他坚辞不去。又有人劝他化数百两银子捐个县丞，他一笑了之，而将作画所得于故乡建“借山吟馆”,自称“借山吟馆主者”,以在此作画刻篆、读书吟诗为乐。抗日战争时，为不与日本人打交道，他特地在沦陷的北京住家前张贴告白。其一曰：“中外官长，要买白石画者，用代表人可矣，不必亲驾到门。从来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谨此告知，恕不接见。”其二曰：“卖画不与官家，窃恐不祥。”日本人转而诱之以利，寒冬让人送去配给煤票。白石当即退回，后又写诗作画以讽。抗战胜利前夕，老人画鼠画蟹，并题诗曰：“群鼠群鼠，何多如许！何闹如许！/既啮我果，又剥我黍。/烛炧灯残天欲曙，严冬已换五更鼓！”“处处草泥乡，行到何方好，昨岁见君多，今年见君少。”老人之举使日伪恼羞成怒，寻机将其扣留，令其宣传“共荣”。白石宁死不屈，狱中遗言：“子子孙孙永不得做日本官！”抗战胜利后，上海美术界举办“齐白石书画展览”,老人应邀由京赴沪。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附庸风雅，前来索画。白石老人当即挥毫赐“螃蟹”一幅。宣铁吾得意而回，不料被四姨太撕得粉碎：“这老家伙是在骂你横行霸道呢！”宣铁吾脸色发紫，命副官前往再索。白石默不作声，展纸挥就一“不倒翁”。副官将画捎回，四姨太看罢对宣说：“这张更坏！这是笑你孙传芳时代当官，蒋介石上台当官，日本人来了也当官，日本人去了还当官呢！”宣铁吾气急败坏，下令逮捕老人。这时，老人早已在友人帮助下乘车北上。
白石老人对养育自己的故园的一往情深。他与故乡结缘一生，白石铺的白石、山水、花鸟虫鱼始终都是他表现大千世界的宝贵材料。为表达他对故乡和往日生活的依恋与怀念，他改阿芒为璜，号白石。璜，一种古玉石器，名号相应，志故园多石之特点，亦喻自己坚洁之人格。还刻有“中国长沙湘潭人也”、“佩铃人”印章，作品亦常落“齐木匠”、“木居士”、“木人”、“鲁班门下”等名款。
1953年1月7日他九十诞生之时，国家因其“在中国美术创造上有卓越的贡献”授予他“中国人民杰出的艺术家”的荣誉称号。1955年，他又荣获世界和平理事会颁发的国际和平奖金。湘潭白石天下知，这是白石老人的光荣，也是潇湘白石铺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