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 汉 诗

说到汉诗，很容易使人想到那必是五言诗。这倒并非我同意如某些人所说，四言诗在汉代已经死去，而在魏晋之世又死灰复燃。实际上四言诗并未绝迹。不过我钩稽这方面的问题，将会扯到别处去，这里不想多说。至于七言诗，更麻烦了，《柏梁台》诗的真伪问题到现在还不曾落案，总之也是一言难尽的。所以只想随便说说汉代的五言诗。
五言诗也并不简单。为了叙述方便，我们不妨给它分一下类。第一类自然是乐府诗，我的意思是指能唱的诗歌，如《江南可采莲》、《相逢狭路间》、《陇西行》、《艳歌行》、《陌上桑》之类(当然有些并非单纯的五言如西汉《铙歌》及《东门行》、《孤儿行》等)。第二类是“古诗”。为了避免有语病，有人已改称“徒诗”,即基本上不能被诸管弦的诗。第三类是一些题了作者姓名，风格体裁都近于乐府或古诗，有的显然能唱，而另一部分却又不一定能唱的作品。网罗第一类诗的尺度可能稍宽一点，时代也不妨延长，甚至到把建安、黄初的魏诗也可以包括进去，像《孔雀东南飞》,也不妨拉进来。下面就按照这种大体上的类别分头说一下。
先说乐府诗。这些近于风谣的肫挚之作，无疑来自民间。或问：它们比“徒诗”的时间早或晚呢？我看总要早一点。因为最早的乐府诗并不完全是五言，二四六七言都有，大抵只求其能唱，形式的划一当是较后的事。乐府诗怎么个好法，今人也仍在聚讼纷纭。诗这个东西太难办。一个写新诗的朋友说：“诗是呓语，亦非呓语。”如说不是呓语，它实在太不科学了；是呓语吧，又有它自己的逻辑。何况，既名为诗，总得使人能懂，能欣赏体会；于是深了不是。然而诗又确有它的特点和价值，首先是文字修辞的精炼，这是起码的特点和价值。从《诗经》起，诗就不纯粹是人们口里的白话。它得有所谓文字上的经济与含蓄。同时，它和音乐也不能分家。虽说诗到后来终于脱离音乐而独立，但它毕竟受了音乐的孕育和制约，缺少不得音乐的因素如节拍和声律这一些东西，有人说，今天的新诗，是可以毫不倚傍音乐的诗。我说不见得。如果完全不讲我们中国固有的音乐节拍和文字声律，想把它建设在我们国家具有几千年传统的特殊文字(单音缀的，一字读一音，一音表一义的)上，就很难生根着脚。而音乐本身的特质乃是诉诸听觉和感受的，它与语言文字诉诸理解和思维的不同，相对来说，就或多或少带有朦胧晦涩的特点(却不一定是神秘不可知的或毫无内在逻辑联系的发展规律的),因此诗之为诗(我说的是中国古典诗歌)也就或多或少具有那么一点晦涩和朦胧。再有，中国的伦理观念发达得太早，一切艺术都建筑在有宗教性——或说伦理性，却绝对不是宗教——的道德轮廓中，那么，像“温柔敦厚诗教也”一类的话无论如何也不能忽略。试想，文字上的经济与含蓄，音乐上的晦涩与朦胧，再加上富有伦理观念的思想，于是乎浅了也不是。古人说：“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以其渐近自然也。”这样说，“天籁”应当是最好的作品了。然而文字是智慧的符号，诗歌是灵魂的表征，它不能太质实、太单纯、太朴素，甚至嫌它太俚俗了也还是有理由的。然则人工也该占几成重要性。因此我认为，乐府诗的长处大约也就在这儿了。它就是不深也不浅，不即也不离，亦庄亦谐，亦文(人工的美)亦质(天然的美)的那么一种诗。要想证明文字是语言的菁英，艺术是情感的升华，表现得最好的(我的意思是前所未有的),窃以为莫过于汉代的乐府诗。它够结实、泼辣、沉着，然而又够轻松、自然、灵活。姑以家喻户晓的《陌上桑》为例吧，其主题思想不可谓不严肃，但我们读了它，更多的感受却是认为它“好玩”(附注：八十年代的术语叫“趣味性”或“郑重冷静的幽默”)。这个特色我认为主要得在乐府诗里才能找到。这一传统一直发展到南北朝时代的《西洲曲》和《木兰诗》。晋朝诗人可以说足够车载斗量，从三张二陆两潘一左直到王右军，都没有这副本领。陶渊明的诗颇有“好玩”的，但多数作品都太老于世故，已是由绚烂之极复归乎平淡以后的天真了。南朝诗十九是在雕虫篆刻，颜色浓艳得近于妖冶，更谈不到“好玩”。只有在唐诗里才真正出现了这个特色，然而那还得说是乐府诗的功劳。第二个印象是从它那格局中见出作品的巧思，虽然作者是无名的。第三步才体会到有许多描写入神，渲染入微，勾勒得眉目清朗，安排得妥帖匀称的地方。至于“诗眼”、“炼句”、“作法”(当然乐府诗也有它的作法)等等，那已是唐宋以后声色大开的事，这里干脆不必辞费了。
另外，我还要给乐府诗再加上几句好听的评语。据说，中国诗里最缺乏一种伟大诗体，那就是“史诗”。像《大雅》里所谓的“史诗”是不能同《伊里亚特》之类相提并论的。于是就有人说中国诗不及格；外国人常这么说，连中国人也跟着大声疾呼起来了。我想，说这话的人，至少对中国诗并没有认真进行深入的探讨。因为我们虽无“史诗”,却有乐府诗，这是汉代一种带有“历史性”的叙事诗，其叙事的本领应该是惊人的。固然，乐府诗不及荷马作品那么长，然而却比荷马的作品更具有“人情味”。(附注，这个词可能有点犯忌讳，不妨改为“合情人理”吧。)何况诗之好坏以及有无特点原不在诗篇的长短。这儿我愿再把刚才说过的话搬过来，干脆说，中国的诗本就是日用伦常的，平淡无奇的，基本上属于儒家思想范畴的(沿用鲁迅先生的修辞法，即“儒家底的”)。要知道先秦时期(包括孔子)头脑并不冬烘，诗可以“兴观群怨”的话是孔子说的，而且相传孔门弟子已经把《诗三百篇》当必修课本了(后世乃美其名曰“经典”)。这种尊“诗”,绝对不是什么囫囵吞枣似的卫道，而是最近乎人情的。他们就是用“人”的立场和态度而不是以“神”的或宗教的立场和态度来对待“诗”的。中华民族的祖先并不是写不出史诗，而是他们的文明太早熟了，根本就不大理会神话。而希腊史诗，却十九是神话。可见中西的诗源从远古以来就不是同一途辙。它们是各有千秋的。是以中国“史诗”之有无，简直可以不必争辩了——而那最宜于叙事体裁的乐府诗，尤其是汉代乐府诗，却是更可信的“史料诗”。它包括了民俗、传说、民间故事、戏曲素材、小说原料以及哲学、经济、教育……一大堆，其可信的程度，恐怕要远远胜过天上的上帝和地狱的魔鬼。撇开这些，单就欣赏来讲，现在我们读西洋史诗，就是西洋人也得承认那是相当吃力的古典作品；而我们读乐府诗，只要对我国古典文学还没有陌生到数典忘祖的程度，那么一上口就会感到永远有一种魅力，“千载如新”,“呼之欲出”。《陌上桑》、《孔雀东南飞》以及《木兰诗》等等，难度就是比读荷马史诗或希腊悲剧小得多。这一点，姑且算作它的第二点长处吧。
其次说古诗——“徒诗”。代表作还是举《古诗十九首》吧。这类诗恐怕比乐府诗要多一点人工的苦心了。诗中的想象不复是儿戏似的逸趣横生，而是澄澈的人生的观照。里面的描写不复是“渐近自然”的天真活泼，而是坦率的心灵的倾诉。换言之，它不再富有那么多的趣味性和幽默感，却把“载道”的成分加强了。“载道”的意义，一般人都以为即“讲道理”,而以抒情成分浓厚的为“言志”,我说不然。“志”即是“道”(其实这也是老生常谈了)。“情”与“理”应该是广义的道(而不是儒家的“道”)的两面，载道与言志的分别主要关键乃在于有意无意。也就是说，“载道”乃有意的“载”,“言志”则是无意的“言”。乐府固亦不乏讽谕之辞，但它基本上不是有意的，充其量也无非是“想到就说”,“不平则鸣”。《十九首》之类则不然。它们的作者确乎是显著地为了一个什么缘故才写作的。这个新动向开了后人以说理入诗的法门。建安七子和三曹，黄初以后的嵇、阮，西晋的左思、刘琨，抒的是“情”,实际上说的是“理”。到东晋以后竟产生了流弊，出现了“平典似道德论”的东西，后人于是把富于哲理趣味的诗篇正面称之为“理趣”,而把枯燥说教的作品贬之为“理障”。不过到了陶渊明手中，他居然写出了《归园田居》、《饮酒》、《读山海经》这一类以理人情的好诗，也得算是一个进步。另外，“深”、“厚”、“周密”、“完整”,种种人为的工力在汉代“徒诗”中也比乐府诗加多了，虽然看上去有些作品比乐府诗还显得素朴。再有，它的应用范围也较乐府诗更为宽广，不仅是唱的岔曲，讲的评书，好玩动听的故事；而是读书人(从寒士清流到官僚贵族，总之是知识阶级)用来抒情、泄愤、发议论、讲道理的工具了，更其日用伦常化了。
第三类其实是多余划分的。它们有的性质极接近乐府，有的却又属于“古诗之流”。特点是：从作品看，是介乎第一二类之间的产物，只是被后人题上了作者姓名。如苏李诗，如班婕妤之于《怨歌行》,卓文君之于《白头吟》,蔡邕之于《饮马长城窟》,以及辛延年的《羽林郎》,宋子侯的《董娇娆》等。这些诗，为什么硬给它们题上名字？它们之所以异于前二类的地方究竟何在？请原谅，我只能做一点抽象的说明。我以为，它们比前二者毕竟多了一点东西——人为的颜色。这正如美人的脂粉，所以用红的脂白的粉，原是为了模仿皮肤和血液的本色。但皮肤的白皙，血液的红润，无论如何也不同于后来敷上涂上去的脂粉。后来人从这些诗里，往往敏感地发觉了有些诗篇人为的色彩多一点，或者色泽有某种不同，欲求把这种诗给立下一个范围，遂为它们起了一些不同作者的名字。我看，连《古诗十九首》中所谓枚乘、傅毅之作，似乎也不妨用这个来解释。我相信，古人这种办法绝对不是盲目胡来或信手添上的。而我们所以被那些姓名弄得莫名其妙，一则我们距离那些诗比古人更远，二则古代文献亡佚残缺得太多，以至于使我们毫无依据。可是，对这种微细色泽的差别，到今天也并非毫无察觉能力，只要你肯下功夫，成为一个真正当行出色者。这也许就是我要另分一类的缘故了。
但前两类诗也并非没有颜色。不过它们的颜色是透明的，或纯白的，总之太单调、太纯一了，是“本质”、“本色”。而第三类的诗，乃更有一点较多的颜色。比如苏李诗之于《十九首》,《怨歌行》之于《上山采蘼芜》,便宛如白色的质地上加了一点嫩黄或天蓝色，尽管依然纯净而淡雅，却毕竟多了一点什么。而建安诗，则又在天蓝或鹅黄上加了点别的颜色，使之更动人、更悦目一点。自两晋而六朝，除了陶渊明如秋菊的芳姿，其他作家的诗总是涂饰了些什么的，不过有的浓妆艳抹，有的薄施脂粉罢了，六朝而唐，五光十色，乃无美不备；宋代以后，作诗的人太讲求形式了，颜色的安排渐成图案画，就连新兴的长短句也不例外。自元而清，颜色逐渐俗气了，有的褪得暗淡了，有的又故意藻绘得畸形怪状，总之虽然不无美的颜色，却终于不免斑驳破碎……
我只能如此笼统地说明汉诗的大概，不，毋宁说最早的五言诗的大概。正如俞平伯先生所说的，它是“诗之祖”、“诗之源”、“诗之原料”。固然，在它上面还有《诗》与《骚》,但那好比是矿山，而五言诗则是已经开采出来的东西，虽然它还有待于雕琢。然而这毕竟是宇宙间一大秘密，到汉代才开始被人发现。“巧夺天工”固然很难，而“渐近自然”却尤为不易。于今日谈诗，所以不能忘情于汉诗者，正为此耳。
附记：
这是我在一九四八年一至三月间的一篇习作，经过数十年沧桑，居然又找到了原稿。我略加改订与批注，拿来发表，敬请读者指正。从这里或者看出我在青年时期对文学史、对汉代五言诗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