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唱传情怡志

蒙古族说唱音乐有“英雄史诗”、“好来宝”和“乌力格尔”三种。
(1)英雄史诗。
蒙古族有说唱史诗的传统，被称为中国三大英雄史诗中的两部——《江格尔》和《格萨尔》以口头方式在蒙古草原上流传，其中以主要流传在西部地区的《江格尔》最有代表性。
《江格尔》大约创作于十三世纪，经历代民间艺人不断完善，形成今日所见之规模。目前，在新疆蒙古族地区已搜集到七十章，十万多行，国内已有几种版本发行。这部宏大的史诗主要通过描写以江格尔可汗为首的奔巴地方的英雄臣民们进行的多次战争，反映了古代卫拉特蒙古人反抗侵略和内部邪恶势力、渴求和平幸福生活的美好理想。
《江格尔》开首的一篇序唱概括了整部史诗的中心思想，叙述了江格尔的身世和奔巴的创建过程。演唱江格尔的歌手每唱一章，往往把这篇序唱再唱一遍。每一章有一个中心人物和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但各章都由江格尔、洪古尔、阿拉谭策吉等主要人物贯穿起来，使得整部史诗在故事情节上保持着一定的连贯性。《江格尔》的每一章均以酒宴开始，以酒宴结束，首尾呼应。在描写人物、骏马、戎装、武器和战斗场面时形成了一套相对固定的程式，一般不允许在说唱中即兴创作，以保持传统的面貌。
说唱《江格尔》的能手被称为“江格尔齐”,能说唱二十章以上者被誉为“大江格尔齐”。江格尔齐在西部蒙古族社会中受到普遍尊重，江格尔齐世家更是如此。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贵族王公常邀集民间艺人举行说唱《江格尔》比赛，发现其中演唱水平较高，能说唱较多章节的艺人，便封为王的江格尔齐或某个地方的江格尔齐。(参阅特·贾木查《江格尔的流传及其情况》,《江格尔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说唱《江格尔》的活动一般在每年的正月和夏季进行。人们认为史诗中的江格尔英雄们有制服蟒古斯(恶魔)的能力，在正月里说唱《江格尔》可以驱魔避邪。夏季，在牧场上说唱《江格尔》被看作一种品位很高的文娱活动。由于《江格尔》在群众中具有广泛的影响，一些地方的说唱活动超出了传统习俗的规定，说唱《江格尔》的某一章节甚至成了这些地方婚礼祭祀等活动的组成部分。(参阅加·巴图那生《〈江格尔〉在和布克赛尔流传情况调查》,《江格尔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江格尔》的唱词基本是韵文体，采用头韵、尾韵以及腹韵等押韵方式。在写人、状物、绘景、叙事和抒情中，融合、穿插了古代民歌、祝词、赞词、格言、谚语等传统的民间文艺形式，大量采用铺陈、比喻、夸张、拟人等修辞手法和对偶、排比、连锁、问答、重叠、序数等表现手段。
说唱《江格尔》用托不秀尔琴(二弦弹拨乐器)伴奏，由江格尔齐自弹自唱。曲调采用无半音五声音阶和均分律动的节奏、节拍形式。有歌唱性和吟诵性的两种：歌唱性曲调多用在描写英雄人物、骏马和欢宴的段落，旋律性突出，很少用装饰音，节奏规整、结构清晰，有时可在演唱民歌的场合中唱用；吟诵性曲调用于叙述性较强的段落，习惯用颤音、滑音装饰曲调，突出语言的节奏，常用连续的重复句使结构得到扩充。由于地区、部落和师承关系的不同，说唱《江格尔》的曲调也有着多样的风格。
(2)好来宝。
“好来宝”是蒙古语“联韵”的意思，在民歌中赞歌和叙事歌的基础上发展而成，主要流传在东部地区。有单口和对口两种演唱形式：单口好来宝由说唱艺人操四胡自拉自唱；对口好来宝蒙古语称“代日拉查”,意为彼此辩难，有竞技的含义。由两人以同一曲调对唱，不用乐器伴奏，彼此考问知识且“激烈争论”,直至决出胜负。好来宝篇幅的伸缩性很大，短则数十行，长则数百行，甚至二人可以对唱数日。唱词同蒙古民歌一样强调头韵(两行一韵、四行一韵、甚至数十行一韵到底)。曲调短小方整，节奏鲜明。常用曲调约十几种，每篇好来宝常采用单曲体反复形式，一曲到底。民间艺人常常见景生情，即兴表演。好来宝的代表性曲目有《燕丹公主》、《英雄陶克套》、《醉鬼》等。
(3)乌力格尔。即蒙古语说书。
“乌力格尔”流传于东部和中部地区，最初只是说唱民间故事，后来出现了职业艺人，说唱自己编创的新故事和改编的汉族古典小说，清末最为兴盛。乌力格尔有三种类型：①以说为主的散文体；②以唱为主的韵文体；③散韵相间，说唱结合。三种类型均有乐器伴奏，由说唱艺人操中音四胡或马头琴自拉自唱。散文讲述型的伴奏多用于烘托气氛和语言节奏，其他两种类型用乐器伴奏唱腔。乌力格尔的曲调有数百种之多，主要来源于英雄史诗、民歌和器乐曲(包括一些汉族乐曲)。韵文的曲调可根据书中的情节发展和感情气氛的需要而变换。乌力格尔的唱词长短不一，一般以三至五个词为一行，四行一节，每行都押韵，以头韵为主。乌力格尔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地方风格和众多的流派。影响较大的传统书目有《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