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绩”

军人讲战绩，工农讲劳绩，学生讲成绩；当干部，理应讲政绩、业绩。这是再天经地义不过的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为的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离开干“四化”的实绩来谈干部的“四化”,便是空话。
刀要试锋，马要试蹄。俗话说，是不是千里马，牵出来遛遛。以绩取士，古来如此。商鞅变法，实行 “军功爵制” ,“斩一首者，爵一级； 斩二首者，爵二级……官爵三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 。西汉名将李广，长臂善射，又懂兵法，但初时虽有所表现却未立大功，因而不能委以重任，以至文帝也为之惋叹： “惜乎，子不遇时。” 后来，功益显而任愈重。水泊梁山大寨，宋公明煞费苦心把卢俊义员外请上山来，自谦“有三件不如员外处” ,称卢 “员 外力敌万人，通古博今。有如此才德，正当为山寨之主。” 可是，众头领不饶，还是按吴用所说： “等日后有功，却再让位。”
我们考核与选拔干部，讲德才兼备、德能绩勤。德，固然是第一位的； 而绩是个“综合指标”。绩，最能活生生地说明一个“血肉之躯” 复杂特性统一在一起的素质、品格与才能。好人、好同志不一定是“胜任愉快”的好的领导干部，对这一点，人们已有很多具体感受。哪有德劭才高而无绩的？除非 “超尘出世” 者——而在我们这个时代，甘当 “隐士”也就无所谓德了； 或者，志在其他专攻，也便不可“相强”。
不否认“草莽” 之中 “藏龙卧虎”,“小字辈” 中也有“大将风度” 的，专门家中不乏“运筹帷幄、指挥有方”之才。然而，在请他们 “出山”担任领导职务时，首先要看他们在现在的岗位上已经有何实绩，其次要给以 “慷慨丈夫志，可以耀锋芒” 的机会。看人不重视 “绩”,不从 “绩”中去分析、评估构成 “鉴定” 的若干方面，也就很难把人看得准。何况，在现实生活中 “骏马能历险，力田不如牛……舍长以就短，智者难为谋” 的现象，是并不少见的。在实行干部 “四化” 方针中有些说法，如 “设立台阶” 、“起用走一处胜一处的人”等等，这大概是符合实践第一的观点的。
在提拔干部上的某些失误，多与忽略绩有关。把绩看得轻了，德才便成了 “弹性”很大的概念，从不同 的视角取人，就可能“一眼高一眼低”。当领导下来检查工作时，精心准备，博取好的印象，凭“一次汇报定终身”者有之；靠年头、靠台阶、靠人缘“靠上来”者有之； 由于平时缺乏考绩，到调整、充实领导班子时现考核，“玲珑人”会八面用风，“乖巧人”要玉成好事，难免带有虚假与表面化的成份，故，走红的“幸运儿”也有之……而一旦“上来”,再要“下去”何其难哉！
笼统谈德才，是共性的东西。而德才体现在每个人身上，则有具体的个性。不以绩作为衡人的基础，怎能不千篇一律、千人一面？鉴定表及考核材料，往往有“通用性”。比如，第一条是“拥护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无疑，这是坚持革命化的条件所应首要说明的； 但是，这“拥护”是怎样表现的呢？不谈绩，这种概括便成为人人皆适用、无甚实际意义的概念。后面的几条，大体是“工作认真，积极肯干”、“努力学习，钻研业务”、“作风正派，团结同志”之类。如果不看姓氏名谁，让这样的同志当科、处、局、部、县长恐怕是“均无不妥”。有意思的是优缺点“对应法”。该同志“有开拓精神，工作敢于负责”,不足之处便是“有些主观”;该同志“有全面观点，稳健细致”,不足之处便是“有些谨小慎微”。似乎搭配好了的。总之，很难让人明白，他应负的责任负起来没有，干好了什么，干糟了什么。
山长树木有长短，出水荷花有高低。苛于求全，则人才难以脱颖而出，倒是平庸之才往往可以充其“全”。重要的是有无业绩。在实行干部“四化”方针中，已经创造出领导干部作述职报告、民意测验、投信任票等好的经验。但我想，更为迫切的是制定出科学化、经常化的考绩制度，对干部表现不仅有定性评价也有定量分析。如果是，则“年龄是个宝，文凭少不了，有人说话最重要，能力作参考”之类的牢骚话，当自消自灭矣。

(1987年第16期《新观察》)

赏析 生活中有些习见的事，就因为经常看到，没引起注意； 现在把这些事情和道理写出来，又写得象生活原来的样子，读起来令人感到亲切，觉得事物本来如此，这种文章的风格，可谓平正通达。谷长春同志这篇名为《说“绩”》的杂文，就体现了这种风格。
文章开头写道： “军人讲战绩，工农讲劳绩，学生讲成绩，当干部，理应讲政绩、业绩……离开干 ‘四化’ 的实绩来谈干部的 ‘四化’ ,便是空话。”这几句实实在在的话语，既不新奇，也不陈腐，而是顺理成章，妙在自然，透射出真理的朴素的光芒。真理是朴素的，用朴素的言辞表述真理，往往会产生一种平易近人的艺术魅力。
围绕着“绩”这个中心议题，作者有开有合、有虚有实、有正有反地展开议论。作者列举“以绩取士，古来如此”的确凿的史实，既增添了文采，又增强了说服力，且与开头所说讲绩“这是再天经地义不过的了”相呼应。作者关于“绩”是个“综合指标”,“最能活生生地说明一个 ‘血肉之躯’复杂特性统一在一起的素质、品格与才能”的见解实在是再平正通达不过了。作者对考核、提拔干部工作中忽略绩的弊端，看得分明，言之确确，议得透彻，虽没有疾言厉色的指责和大动干戈的讨伐，但玩味起来，自会感到其中不乏振聋发聩的警策和切中腠理的刀锋，并领略到作者匡正时弊的一片真诚和苦心。如作者所揭露的： “当领导下来检查工作时，精心准备，博取好的印象，凭 ‘一次汇报定终身’ 者有之，靠年头、靠台阶、靠人缘 ‘靠上采’ 者有之； 由于平时缺乏考绩，到调整、充实领导班子时现考核，‘玲珑人’会八面用风，‘乖巧人’ 要玉成好事，难免带有虚假与表面化的成份，故，走红的 ‘幸运儿’ 也有之……”。这段话，对于一部分人的形象和心态刻画得何等逼真！ 对于不注重实绩而提拔干部的弊端揭露得何等深刻！ 作者对忽略绩的错误作法的针砭，并非只是一味指责而了事，其意在于提醒人们寻求一种疗救弊病的方法。作者在篇末提出： “我想，更为迫切的是制定出科学化、经常化的考绩制度，对干部表现不仅有定性评价也有定量分析。”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中肯的建议。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对于时弊的针砭，完全在于疗救。而出于疗救的目的，写文则持论公道，力避偏颇，析理剀切，言辞亲切，从而形成平正通达的风格。
谷长春同志的杂文的语言清丽典雅，朴素明白。诸如本文中，“刀要试锋，马要试蹄”; “山长树木有长短，出水荷花有高低”;“苛于求全，则人才难以脱颖而出，倒是平庸之才往往可以充其‘全’”等等，看得出，作者为了使文章说理透彻，而用语则讲究自然、通达、真切、清秀。白居易曾说： “稂莠秕稗生于谷，反害谷也；淫辞丽藻生于文，反伤文者也。……为文者必当尚质抑淫，著诚去伪……”作文固然要讲究文采，但一味追求淫辞丽藻反而损伤文章的旨趣，谷长春同志常常自谦道自己的文章缺少文采，实际上，他的杂文体现了文质相称，典雅大方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