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生扭”

古代御史的职责是监察朝廷，纠摘皇帝、百官的过失。宋朝规定了制度： 凡御史任事，一百日不言，罢为外官。到了明朝，虽未必再有这样严格的规定，但身为御史而不建言，总不是光彩的事，因此，有些御史就老是在芝麻绿豆般的细事上下功夫。弘治初，有一位给事建言处置军国事，云： “京中士人好着马尾衬裙，官马多被人偷拔鬃尾，有误军国大计，乞要禁革”。这确是一位从“偷拔鬃尾”着眼，想到马尾巴的功能，又拉扯到军国大计的言官。冯梦龙对此事评云： “极小文章，生扭在极大题目上”。(《古今谈概》)看来当时没有这样的“生扭”功夫，是做不成言官的。
生扭，即生搬硬套，把不相干的人或事扭捏一起。元朝马致远《一枝花》云： “本待学煮海张生，生扭做游春杜甫。”煮海，是何等焦急、何等艰辛的事，怎能和悠闲的游春拉扯在一起呢？现在硬要把两者等同起来，所以才需要“生扭”。无名氏《端正好》云： “本是对美甘甘锦堂欢，生扭做悲切切阳关怨。”这里把对立的“美甘甘”和“悲切切”,“锦堂欢”和“阳关怨”生扭在一起，意亦类似。
当然，生扭也有几等，有高超的，有拙劣的。善于运用诡辩的逻辑推理，把无关的事物纠缠在一起，说得头头是道，甚至似乎深蕴“哲理”,这是“生扭”的高手。前引明朝弘治年间的给事上皇帝书，议马尾衬裙必须禁革，谏本全文已难见到，冯梦龙给此文的评价是： “食肉者鄙” 。这是因为冯梦龙主张写文应该求实，反对生扭。我则认为，平心而论，这位给事的 “生扭” 能耐，大约是不低的。他比起唐朝的 “驱驴宰相” 王及善，宋朝的 “弹发御史”王平之流，显然要高明得多。
“生扭” 的学问，如今也还有人在钻研，好之者不绝如缕。
比如吧，明明是用公款大摆筵席，吃喝宴请，奢靡成风，却生扭做“搞活经济”; 明明是人才浪费，把一位兽医派去主管基建工作，却生扭做“尊重人才”; 明明是机构重叠，形成了几个“官”指挥一二个“兵” 的状况，却生扭做“上下对口”,“发挥优势” 等等。如此这般的生扭，岂是模拟功夫差的低手所能为？
不过，任何生扭硬套，毕竟都经不起科学的检验。游春就是游春，怎么能说成是因公出差？ “烟搭话，酒作桥，‘大团结’ 开路”,这明明是搞不正之风，怎么能说成是“正常” 的 “感情投资” ?
“生扭”,拆穿了说，无非是一种拉扯关系的蛮缠，其尤甚者则是颠倒黑白的鬼混。鲁迅曾说： “科学能教人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地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 看起来，要制服“生扭” 式的鬼混，除了科学检验，别无他途。

(1987年6月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赏析 凡属 “生扭”的种种社会弊端，本该迎面痛击或是无情打击的。《说“生扭”》虽意于此，作者却没采取那样“伤皮伤骨”的手段，而是采取了侧翼突破、出奇制胜的方法。文章以识为主、婉而成章，贵在放得开、收得拢，善取类型、切中要害。
文章一开篇，作者就撒开来、舒展去： 历数各代御史的职责和他们的“生扭”功夫。接着，又引用了马致远、无名氏的诗词，以此来诠释“生扭”的含义。这还不够，文章接着谈“生扭”的等次，谈冯梦龙的批注、唐朝的“驱驴宰相”,以及宋代的“弹发御史”。这些文字看似闲文，实则闲文不闲，作者把“网”撒得极大，目的是为了把“口”收得极小。果然，谈到这里，作者笔锋一转，指出： “‘生扭’的学问，如今也还有人在钻研，好之者不绝如缕。”继而点出现今“生扭”的种种现象。有了前面大量的铺陈，作者连类取义，对眼前的靶子，就能一针见血地做出结论了： “生扭”,拆穿了说，就是拉扯关系的蛮缠，颠倒黑白的鬼混。在这里，作者善纵善收，巧妙地抨击了社会上存在的人们难以说清的“生扭”现象。
杂文肩负着论时事、砭痼弊的任务。写杂文，不能停留在现象表面，而是要求作者善于把素材集中起来，善取类型、击中要害。《说“生扭”》采取的是侧翼突破的写法。为了避免文章的失于片面，作者先通过对挥霍公款、浪费人才等现象的悉心分析，认准了其症结——生搬硬套，巧借名目，即属于“生扭”一类。找到了这个突破口，作者才认题立意、左右开弓。在论辩过程中，以讥笑、嘲弄的笔调，夸张而带刺的语言，将“生扭”这一社会弊端暴露无遗，使它从“麒麟皮下露出马脚来”,让读者看到了它的可笑、可鄙乃至可恶之处，达到了对讽刺对象贬斥、否定和令人警觉的目的。比如，文章笑谈“生扭”的等次，“有高超的，有拙劣的”;讥讽当今种种“生扭”现象，“岂是模拟功夫差的低手所能为？”,这些语言，寓庄于谐，切中要害；笑中明理、妙趣横生，大大增强了文章的战斗性和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