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中心论

亦称“语音中心主义”，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样板。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同逻各斯中心主义一样，这也是德里达生造的一个词。它由phone（语音）、centre（中心）和-ism（主义）三部分合成。对语音中心论的理解不能望文生义，而需要从德里达的视角去认识西方传统的语言观念。在德里达看来，西方种种形而上学语言观可以归纳如下：首先是意义，其次是符号。意义是语言的内容，也是语言的本体；符号是语言的形式，也是语言载体。内容决定形式，本体派生载体。称号又分两种，首先是语音（phone），其次是书写（writing）。语音被认为是理想的语言工具，因为它几乎是透明的，能够准确无误地承载意义，并与意义结合为一体成为口语（speech）。口语是内在的、流动的、活的语言，书面语却是外在的、死的语言，因为书写不透明，字母没有任何意义，只是语音的记录，它所保留下来的意义总是不完善。歧义因此而生，人们与语言打交道遇到的所有的困难也因此而生。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典型的二元对立思维：首先是本与末、中心与非中心的对立，其次是优与劣、好与坏的定格。在语音中心论这里意义是语言之本、语言的中心。语言的意义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头脑的经验（mentalexperiencc），在黑格尔那里是客观事物的内化（interiorityoftheobject），索绪尔称其为所指（signified），胡塞尔说它是“理想”（ideality），等等。不论意义被赋予何种名称，它都是一种超验的存在，先于语言符号就有了，而且能够独立于符号存在着。解构语言观认为语言是人类生命的运动，在这一过程中新的意义生生不息。意义的产生即语言的出生，是从无意识到意识，从“无”到“有”的过程。在语言出生之前可以有潜在的、模糊的意义，不能有确切的、清晰的意义，意义必须在与语言符号结合的同时来到意识世界。没有没有意义的符号，也没有没有符号的意义，新的意义与旧有的符号结合的同时便刷新了这个符号，语言因此而发展并丰富。语言的出生具有始创性，它既必须经过生产的阵痛，又有不知结果如何的危险。它是生命活动能量的释放，不可能完全受意识支配，因此也就无从确定，什么样的意义产生出来，更不能保证生产出来的，是最好的语言。所以语言不仅只是表达工具，人类不可能完全拥有并支配它。这样的语言认识论提醒人们反省自己，不要以为理性万能，不知不觉地把人类摆在神！的位置上，以为自己可以主宰世界。在语言符号优劣、好坏的评判中，语音被理想化，仿佛是非物质的，能够与意义融合为一。这就是语音中心论这个名称的由来。德里达则指出语音不能承载语言的全部意义。在东方的（譬如汉语）语言中书写不是语音符号而是直接表意；即使是在拼音文字中，也有无声标点符号、词与词之间的空白等在起作用。他还特意造了一个词différance来说明书写的不可替代的功能。他指出语音中心论者的自相矛盾，譬如索绪尔认为口语是语言的本体，他的语言学研究对象仅只是口语，但是他的研究却以书面语的形式进行。解构语言观认为语言植根于无意识的土壤。无意识贮存着并永远吸收着无穷无尽的信息。“入侵”留下深浅不同、大小不一的刻痕。它们的活动是有形语言得以产生或呈现的“能”。无论是说出来的，还是写出来的，甚至想清楚了的都是有形语言的诞生。言说与书写都是语言不可缺少的形式，二者互补，无法分出高低优劣，也不必强分。不仅如此，语言还有其他形式，如音乐、舞蹈、绘画等。德里达还指出语音中心论竟然导致种族中心论。例如卢梭认为语言文字与民族文化发展相对应，象形文字代表野蛮人的文化、衍形表意文字属于未开化的人们，拼音文字才是文明的语言。黑格尔说拼音文字最富于智慧。黑格尔还因此断定世界历史的发展是从东方到西方，意即东方文明已经衰落，西方（主要指欧洲）文化如日中天，等等。可见语言讨论不仅仅是对表达工具优劣的评判，而是涉及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大问题。黑格尔的文明进化论早已被历史解构了。在计算机的时代，古老的汉字又焕发出青春的活力。汉字拼音化运动值得反思，其前提是语言工具论。一个民族应该不断地吸收外来的语言、文化，发展自己，却不可以采取大换血的办法隔断语言，因为隔断的不只是作为符号工具的语言，而是文化和历史。
语音中心论只看到成形之“有”，没有看到未成形之“无”；它囿于语音优于书写这个二元对立的樊篱中，以自己为中心排斥异己文化，压抑了一切非中心、非正统的文化以及所有的潜能，使发展陷入僵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