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工农划等号”

“和工农划等号”这一口号是“文革”中由关于沈阳机电学院的两张大字报的讨论而得以广泛流传的，这一讨论借大学毕业生要不要下基层“和工农划等号”而起，其主要的意图是宣传钻研业务就是“只专不红”;要在科研上有所成就就是不想和工农“划等号”;要想和工农划等号，就得去当工人、农民等等极端片面的观点。
对于什么是“和工农划等号”和怎样“划等号”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本来也有所论述，其主要意思是要求各级干部、不论职位，都要做人民的“勤务员”;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相结合，做一个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贵族老爷。这是有利于知识分子的成长的。而“等号”论的错误却是在于否认和抹杀工作的差别。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于分工的存在，在工作能力上，在掌握科学知识上，在职位上是必然有不同的，消灭这些差别的根本在于人们的分工合作的社会创造和劳动过程。而“划等号”却是要“大学只能培养工人、农民”,是“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也不要有文化的精神贵族”。总而言之，一句话，“划等号”就不能有知识，有知识就不可能“划等号”。按照这个逻辑，大家都成了文盲，那就绝对相等了。不难看出，“划等号”的本质即是愚民政策。
事实很清楚，如果劳动者都成了文盲半文盲，大学毕业生也只有二级工的文化水平，那么，“等号”是用不着“划”也相等了，那比较高深的科学知识由谁掌握？社会的现代化建设靠谁去做？凭什么去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难道凭大家的共同愚昧？
其实，所谓劳动者，是既包括体力劳动者，又包括脑力劳动者的，“知识分子是劳动者”,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看法。“划等号”论玩弄了一个白马非马的诡辩术，宣扬脑力劳动不是劳动，把脑力劳动者排除在劳动者之外，甚至更为荒谬地认为在今天社会主义这个历史条件下，“脑力劳动者是剥削体力劳动者的”。因此，大学毕业生只能当工人、农民，不然，就“只能有利于维护脑力劳动对体力劳动的剥削统治”。这从根本上否定了知识分子的存在，否定了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主人公地位和对社会历史发展的积极作用。
实际上，“划等号”论也并不是要真地培养工人，农民。到1976年六、七月间“四人帮”一伙在总结沈阳机电学院关于“划等号”的讨论时还声称：“两张大字报的讨论要有新发展，和工农划等号要有新的高度，要把机电学院办成政治大学，要培养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敢斗走资派的先锋战士。”“我们培养的学生不仅要敢斗大队、公社的走资派，还要敢斗省里的以至更大的走资派”。这表明，在他们假惺惺地叫嚷“划等号”的后面，是要培养为其篡党夺权卖命的政治打手。这也是关于“两张大字报讨论”的险恶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