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娄生刻石兼示罗生》

齐白石

纵横歪倒贵天真，削作平匀稚子能。

若听长安流俗论，汉秦金篆尽旁门。

这是齐白石写给弟子的论印诗，表述了自己篆刻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追求，其中也体现了这位艺术大师的印学思想。

娄生，似指娄师白，当代画家，著有《怎样治臃一书，1934年起长期从齐璜学艺。罗生，似指罗祥止，1933年拜齐白石为师。

白石老人曾说： “我的诗第一，印第二，字第三， 画第四。” (以下并见《印说》)这一方面说明他对画艺的谦逊，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对自己的篆刻自视甚高。事实上，他的印是可以和画媲美的。当代著名画家傅抱石对齐璜的印艺就极为推誉，他说： “老人的天才、魄力，在篆刻上所发挥的实在不亚于绘画。”

齐白石在漫长的一生中，不但对诗、书、画诸艺长期钻研，勤奋探索，而且在篆刻艺术上也下过苦功，有卓越的创造，其一生治印竟有三千余方之多。

据当代书画家黄养辉回忆，齐白石曾自述在青年时期就已酷爱篆刻。在家乡湘潭，第一方印刻的就是“金石癖”。当时印友黎松庵赠以浙派篆刻家丁敬、黄易的印谱，他反复临摹，探得治印门径，这就是齐诗所说的“印见盯黄始入门” (《忆罗山往事》);不久，又得赵之谦印本，认真揣摩，疏密自然为之一变；后又特喜三国吴《天发神谶碑》的篆隶相间、粗犷奇伟，于是刀法一变；其后兼爱东汉《三公山碑》的古拙劲健，篆法又一变；最后喜秦权的纵横天然而不假修饰。这样，和他的画艺一样，经过数变而形成其齐派的风格。其间的苦辛，如《忆罗山往事》所说： “磨石书堂水亦灾”。齐白石自注道：“余学刊印，刊后复磨，磨后又刊。客堂成泥，欲就干，移于东复移于西，移于八方，通室必成池底。”其数十年如一日的勤苦治印生涯，由此可见一斑。而白石“纵横歪倒贵天真”的篆刻风格，也正是这样逐渐地形成的。

试看齐白石的“中国长沙湘潭人也”一印，不仅纵横排叠交错，疏密对比强烈，而且颇有歪斜天真的特色，如“中”字之竖，略向左欹； “国”字四角，并非九十度； “长”字第一横往下倾斜，且左细右粗，助长了斜势； “湘”字之“目”，上窄下宽……整个印面，毫不雕琢，又从不平衡中见出平衡来。至于他的“大匠之门”印， “大”字几个竖向笔画，长短斜正各不相同； “门”字两面偏傍，也不对称；印面四个字并不组成规整的方形，洋溢着天真的稚拙气。齐白石治印到了后期，已炉火纯青，既胸有成竹，又胸无成竹，随意运刀，每刀一气到底，往往不完全依原来印面所写篆文墨线，可谓纵横自如，神采天纵，其结构意态，也来自秦权等吉金乐石的天趣。“纵横歪倒贵天真”一句，正是齐白石对自己通过长期艰苦艺术劳动所创造的篆刻美的高度概括。

再从印学的历史发展来看，齐白石《印说》写道：

刻印，其篆刻别有天趣胜人者，唯秦汉人。秦汉人有过人处，全在不蠢，胆敢独造，故能超出千古。

齐白石治印，同样如此。他尊崇秦汉印鉨，但又不为前人绳墨所拘，而是别辟蹊径，从秦、汉、三国的金石中汲取营养，实现变法。他有一方印章，文字内容从晋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撷来，曰“不知有汉”。这是不墨守陈规的绝妙表白。他又说过： “余之刊印不能工，但脱汉人窠臼而已。”齐白石对于篆刻历史传统，不但能“合”，而且贵在能“离”。 “纵横歪斜贵天真”，这正是他“胆敢独造”的创作观的具体表述，因而他的印章也能独具个性，超出千古。

“削作平匀稚子能”，这是反面论证，是对“纵横歪斜贵天真”的美学思想的一个佐证和补充。

齐白石治印，反对矫作蚀削，主张天真痛快。其《题门人印草》云， “洗尽凡刀做削非”; 《题某生印存》云， “做摹蚀削可愁人”。这是说，治印时枝枝节节地做作，点点滴滴地蚀削，不但艺术效果欠佳，而且是束缚性灵、扼杀创作感情的。他在《题某生印存》序、注中还说： “古今人于刻石只能蚀削，无知刻者”; “世间事贵痛快，何况篆刻风雅事也。”这是对古往今来凡庸之辈的针砭。就说刀法吧，齐白石更多地受《天发神谶碑》的启发，并以单刀中锋、长驱直入为特色。他刻时刀口向外，刀锋稍向右倾斜，运刀猛利痛快，因而石上线文右光左毛(钤在纸上则相反)，毛的一面还呈现出锯齿形参差不齐的爆破痕迹，显得粗犷自然， 劲辣异常，富于秦汉金石味。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刻颖，而不是“做摹蚀削”。

齐白石又认为，字画平正，线条均匀，这同样地连孩童都能办到。确实，印刷字体可说是平正了，但决不是艺术；唐宋以来的九叠篆印，屈曲盘绕，线条粗细一律，而所有线距空间也均匀至极，务欲填满全部印面，但这类印章却难以进入美的殿堂。白石大师则不然，他敢于大胆留白。 “中国长沙湘潭人也”一印，在章法上着意强调纵向和横向笔画的密布，以见出其他笔画的疏排，再加上独特的刀法，印面就流露出一派盎然的天趣，从而绝然不同于“削作平匀”的凡庸之作。

但是一些平庸之辈，是不能鉴赏齐白石“胆敢独造”的印艺的，他们没有艺术上的胆识卓见。齐白石在《答娄生刻石兼示罗生》一诗的尾注中写道：

余之印篆，多取用秦权之天然，故都某旧贪吏尝与人论印曰： “近代刻印者，负大名，尚是旁门也。”此言即谓余，可一笑。罗生曾闻之愤然。

当时齐白石寓居北平，印艺已名闻遐迩，但当地附庸风雅其实并不真懂艺术的某“贪吏”却讥之为“旁门”。于是，白石愤然写道： “若听长安流俗论，汉秦金篆尽旁门！”长安，即唐都西安，这里借指故都北平。流俗，指以某“贪吏”为代表的俗流。诗意是说，自己的印艺脱离汉人窠臼，但却是从秦权、汉碑(《三公山碑》)以及三国时《天发神谶碑》等金石中生化而来的，如按故都某“贪吏”的逻辑，那么这类秦汉金篆也都是非正统的旁门左道了。这两句写得理直气壮，富于雄辩力量，掷地铿锵作声。作为杰出的艺术家，齐白石既不愿墨守陈规，又不畏冷嘲热讽，他认准了自己的目标，敢于大胆地去追求，去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