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

方孝孺

举世皆宗李杜诗，不知李杜更宗谁？能探风雅无穷意，始是乾坤绝妙辞。
前宋文章配两周，盛时诗律每无俦。今人未识昆仑派，却笑黄河是浊流。

论诗绝句，最要独具卓见。这两首诗就是针对当时两种通行的观点，提出不同流俗的诗歌主张，足以令人耳目一新的。
明人因不满宋诗近粗，元诗近纤，而提倡师法唐人。学习前人积累的成功经验，原也不错。但世俗的弊端有二：一是将源作流，把唐诗作为范本模拟，跳不出如来手心；二是眼界太窄，看不到宋诗也自有好处，大失老杜转益多师之义。两首诗就分别针对这两种弊端进行针砭。
“举世皆宗李杜诗，不知李杜更宗谁？”二句就诗界流风陡发一问，如石破天惊，为当头棒喝。不是都以为作诗非师法唐人不可么？而唐诗不是又以李白、杜甫为极则么？果如其然，李杜本人作诗又怎么办呢？诗人用了一个简单的逻辑推理即“归谬法”,就指出了世人作诗的一大误区。道理虽然简单，却偏偏无人揭示过，方孝孺弹指就捅破这层窗户纸，所以有振聋发聩的力量。这里诗人实际上已经接触到文学创作的源流之辨了，“举世皆宗李杜诗”的误区就在于认流作源。于是方孝孺进一步探源，他的认识在李杜皆上承风雅(即诗经)的传统，所以宗李杜不如直探风雅之精神，始为妙绝：“能探风雅无穷意，始是乾坤绝妙辞。”这可以认为是祖述杜甫“别裁伪体亲风雅”的遗意，也兼有“转益多师”的意味。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方氏还未能达道。他仍未跳出将源作流的圈子，因此未为治本之良方。“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毛泽东),而唯一的源泉只能是生活，不少仿唐之作被批评为假古董，根本原因就在这里。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由此翻出另一绝句：“希古言宗风雅诗，风人请问又宗谁？能师风雅探源意，始是乾坤绝妙辞。”话虽如此，方氏能在当时提出“举世皆宗李杜诗，不知李杜更宗谁”这个问题，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足以发人深省。
宋诗在唐诗的基础上发展，而形成自已独特的面貌。就总体成就而言不如唐诗，而就某些方面来说则有所独到偏胜。明人崇尚唐诗，有一种全盘否定宋诗的倾向：“唐人诗纯，宋人诗驳。唐人诗活，宋人诗滞。唐诗自在，宋诗费力。唐诗浑成，宋诗饤饾。唐诗缜密，宋诗漏逗。唐诗温润，宋诗枯燥。唐诗铿锵，宋诗散缓。唐诗如贵介公子，举止风流；宋诗如三家村乍富人，盛服揖人，辞容鄙陋。”(《四溟诗话》引刘绩语)虽然道出了二者差异，但褒贬失当也勿庸讳言。宋诗，尤其是北宋欧、梅到苏、黄的诗，就于唐诗外别开生面，可谓洋洋大观。方孝孺便把北宋诗与南宋诗的盛衰比作西周与东周的差异，称北宋为“盛时”,对苏黄等大宗予以充分肯定：“前宋文章配两周，盛时诗律每无俦。”对当时人只看到宋诗末流，便轻率否定宋诗以为无足观者痛加斥责：“今人未识昆仑派，却笑黄河是浊流。”黄河当然是浊流，然而它西决昆仑，咆哮万里，千回百折；比较“白波九道流雪山”的长江，也别有一番气势，何况探其河源，也未必如下游之浊。方氏对北宋诗作出充分肯定，较同时代人自具卓见。事实上，就是南渡之后的陆、范、杨等作家，也还是值得推崇的，也不能以末流概之。但对一首论诗绝句，也无须求全责备。此诗的意义就在于它较早地对宋诗的独创精神予以肯定。不迷信唐诗这一点上，与前作有一致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