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系统及其对人民的迫害

中国的警察制度始于清末，是清政府推行“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与清末一样，民国初年的警察仍有缉私、捕盗、消防、卫生及维持交通等多种职能，但其主要任务并不是维护社会秩序，而是政府当局防范和镇压人民的工具。
北洋政府内务部设有警政司，总揽全国警务。警政司下辖四科，第一科管行政警察，第二科管高等警察，第三科管著作审查，第四科管出版事项。内务部的名称虽然是从南京临时政府时代沿袭下来的，但其司员大都是前清民政部的旧人，特别是警政司，变动很少，始终在北洋派的控制之下。为了控制全国警察教育，袁世凯于1912年10月下令停办各地警察学校，只留北京警察学校(原京师高等巡警学堂)一所。按袁政府的规定，各省及大商埠设警察局(厅),由内务部及各省民政长管辖。各县设警察事务所(后改名警察所),多由县知事兼任。但实际上，1913年10月以前，各地的警察机构并没有统一的名称，如上海称“巡警总局”,下辖沪南、闸北两公所，1913年5月改称淞沪警察厅。北京的警政十分庞杂，除京师警察厅外，还有几个半警半军的机关。袁世凯有意把北京的特务警察机构分为几个系统，不仅可以从各个方面去迫害人民，而且使它们互相监视。
京师警察厅，其前身为工巡总局，1905年改为京师内城和外城两个警察总厅，下辖九个分厅。后又将九个分厅改划为十个区，于区下设警察派出所。至1913年1月3日将内外两总厅合并，称京师警察厅，先后以王治馨、吴炳湘为总监。
京畿军政执法处，是由清末北洋驻京营务处于1912年5月改组成立的。总办是陆建章。陆建章(1879—1918),字朗斋，安徽蒙城人，北洋武备学堂出身。自1895年入袁世凯新建陆军后，先后任北洋第四镇第七协统领、山东曹州总兵、广东高州总兵、京卫军统领。1914年春，他率北洋军入陕，执法处总办由雷震春接任。
步军统领衙门，本是清朝皇族控制的一个警察性质的军事机构，所辖士兵皆旗籍，满人乌珍为统领，主管巡捕东西南北中五营，又管京师九门门政，故又称九门提督。民国元年本拟裁撤，袁世凯认为它“足补警政所不逮”,乃托言事关旗制，从缓计议，其后一直以江朝宗担任统领。江朝宗(1864—1943),字宇澄，安徽旌德人，从小站练兵时即追随袁世凯，清末官至总兵。他控制步军统领衙门后，机构反而扩大，权力日增。“京师每有意外事，警力不敷弹压，则步军出而维持秩序”。直至1924年，这个衙门才被裁撤。
京师一带稽查处，处长为曾参加过同盟会的王天纵。王本是绿林出身，河南嵩县人，辛亥革命时在豫西起义，自称豫西都督，民国后被袁世凯调至北京，赐名建忠，加陆军少将衔。
此外，还有段芝贵建立的拱卫军司令部执法处，处长为陆启荣。以陈兴亚为营长的京师宪兵营，则负责“纠察军警风纪”。
以上这些机关，除警察厅隶属内务部，由内务总长赵秉钧管辖外，其余都由袁世凯直接控制。这些机构都豢养秘密侦探，都有监视人和缉捕人的特权，不受法律约束。其中尤以京畿军政执法处为最凶横。该处流行一种说法：“错拿了不能错放。”^[1]它还有特设的监狱，使用各种酷刑逼供，判罪、行刑概不公布，报袁世凯批准即秘密执行，滥捕滥杀，草菅人命，因此又有“屠人场”之称。先后担任该处总办的陆建章和雷震春都被人骂为“屠户”。
1913年，镇压二次革命前，袁政府对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迫害，还不敢大规模地公开进行。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派变为“乱党”、“暴民”,袁便毫无顾忌地发泄对他们的仇恨。按照他的旨意，军警机关印行《乱党之真相》、《孙黄小史》等书，肆意污蔑，并悬赏缉捕革命派领导人，黄兴为十万元，陈其美为五万元，还不断派遣刺客前往国外，企图暗杀孙中山。当时革命派领导人多逃亡到日本，袁政府与日本驻华公使秘密交涉，要求日本政府对有明令逮捕之“乱党”如孙中山、黄兴、陈其美、李烈钧等，一律宣布驱逐出境，并不准再行登岸。被袁政府通令缉拿的“从逆军官”前后达一百多人，其中上校以上的高级军官有邓铿、程潜、陈强、唐蟒、程子楷、刘英、龚振鹏、张汇滔、袁家声、杨冠英、翁式亮、张煦、刘铁、张永正、张光曦、吴藻华、傅鑫、洪兆麟、赵恒惕、陈复初、林虎、方声涛、周璧阶、谭人凤、李书城、冷遹、洪承点、朱执信、李根源、戢翼翘、吴忠信、刘文锦、余道南、童锡梁、张孝准、张华甫、赵正平、瞿钧等^[2]。这些人不能在国内立足，大都被迫流亡到国外或香港。
特务警察残杀革命派的事件，在北京和各省时有发生，而且北京比外省更厉害。许多被捕者不经任何审讯就被处决，仅被军政执法处杀害的人即“数以千计”,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四川会党领袖张百祥，密谋刺袁的程泽湘，辛亥南京革命军正参谋曹锡圭，山东同盟会支部长徐镜心，四川民政长张培爵，北京《民主报》总编仇亮，江苏第三师旅长张秀全，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司长林逸民，湖北军政府北伐学生军队长方亚凡、辛亥山东烟台民军营长左宪章、河南革命军参谋余国桢及著名的革命党人程家柽等。
北京各监狱“收禁犯人极多，大有人满之患”,不得不分批送至保定监狱“寄禁”^[3]。长期被关押的人，身心都受到严重摧残。1913年秋，袁世凯一面忙于对南方用兵，镇压革命党人的反抗，一面加紧对北方的控制，在京师实行戒严，明目张胆地杀戮国会议员，制造恐怖气氛。章太炎曾撰文激烈批评袁世凯的暴行。二次革命后，北京共和党本部邀请章太炎进京，主持党务。章自以为名气大，袁世凯奈何他不得，泰然入京，企图依共和党与北洋派抗争。但章进京后，就失去行动自由。次年1月，他以大勋章作扇坠，直闯总统府，大骂袁世凯包藏祸心，因此被军政执法处拘捕。只是慑于社会舆论，未敢轻易杀害，而长期软禁于龙泉寺，当年7月又移入钱粮胡同民宅，继续被严密监视。警察总监吴炳湘直接指挥，“以巡警充阍人，稽察出入，书札必付总厅检视，宾客必由总厅与证”^[4]。直到袁世凯死后，章太炎才获自由。1914年春，四川都督兼川边经略使尹昌衡奉命来京，不几天就被军政执法处秘密逮捕，关押半年之久，最后以所谓“危害四川省人民利益”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也是到袁死后才释放。
在袁政府三令五申的催促下，各省先后成立了“军法课”、“探访局”、“绥靖处”、“军警联合会”一类的特务机关，对人民横加摧残。
1913年9月，黎元洪捕杀革命党人宁调元、熊樾山。次年，段芝贵在湖北全省进行“清乡”,从6月至11月破获“乱党之案百数十起”,其中武昌有祁国钧、车继斌等十一人被杀，监禁数十人。汉口宝善党案，被捕男女学生及“党人”共八九十人。“其所杀者以未宣布罪状，姓名亦无人知”。汉阳石灰店案，由于侦探报告该店“有党人机关”,即抓获“党人”六名，均枪杀。《大汉报》胡石庵因一向吹捧黎元洪、孙武等，被段芝贵判处四年半监禁，报馆被封。
1914年6月汤芗铭破获“长沙革命党机关”,一次逮捕四十多人，杀害二十九人。“此案前后遇害者计二百余人”^[5]。另外，还枉杀前湖南财政司长杨德邻，并株连伍任钧、易宗羲、文经纬、梅景鸿、杨守真诸人。
倪嗣冲于安庆设探访局，任命王之纲为局长，人称王为“活阎王”,在两年之中竟杀害革命党人五百七十余人。
自二次革命被镇压后，广东省在龙济光、龙觐光兄弟的统治下，“党狱繁兴，除兵变杀人不计外，死者殆不可数算也”。国会议员林文英于国会解散后回到原籍琼州，以开通民智为己任，倡办《琼华报》,方议立案发刊，林及其友陈文甫(富兴隆店主)均被绥靖处逮捕，未经审讯便遭杀害。陈文甫的母亲悲愤交加，自杀而死。1914年3月，龙济光派兵“清乡”,所到之处烧杀淫掳，人民逃避一空。龙军借口顺德县上淇乡附近有“乱党机关”,前往围捕，乘机抢掠，烧毁房屋三四十间。“乡民之因是而死者，闻共四十七名，伤者以百计”^[6]。广东人民团体代表由香港发电报给梁启超，要求他转呈袁世凯制止龙军暴行。龙军反诬人民团体“受乱党利用，破坏济军名誉”。袁不仅不加制止，反而于3月30日发电鼓励龙说：“该督忠勇诚朴，夙所依重。务望搘柱艰危，悉心规画，以纾中央南顾之忧。”后来，由于龙迭次破获乱党机关，“厥功甚著”,袁特赠他一等嘉禾章。
袁世凯及其党徒控制的庞大特务警察网，笼罩全国。一些特务为了邀功请赏或借案行诈，还捕风捉影，栽赃诬陷，制造了许多假案，使不少人横遭迫害，以至含冤而死。湖南省邵阳中学国文教员给学生出了一个提倡民权的作文题，便被指为“乱党”而遭枪毙。类似的冤案在全国各地屡有发生，以致袁世凯也不得不承认“外省官吏，奉行不善，间有捕役邀功，侦探行诈，诬诱平人等事”,并于1914年12月19日命令各地文武官吏“除恶不可不严，而治狱不可不慎”^[7]。
从1914年初至1915年底，袁政府公布了一连串主旨在于反人民反民主的条例，妄图用严刑酷法使全国人民屈服于暴政之下。
起初北洋政府沿用1908年公布的《大清报律》,以压制舆论。至1914年4月2日，内务部始公布《报纸条例》。这个条例是《大清报律》的翻版，而《大清报律》则是依据专制野蛮的俄国沙皇政府的报律制定的。《报纸条例》规定，所有报刊不得刊载“淆乱政体”和“妨害治安”的新闻，由邮局检查内容，政府阅看大样。这样，警察机关便可以用“妨害治安”等理由，任意查封报社，禁止报纸发行，以至逮捕编辑和记者，判处徒刑。在《报纸条例》公布之前，迫害报业人员的事件已层出不穷。1913年8月，北京《爱国报》编辑丁葆桢所作“时评”说：“军人为国家卖命，非为个人卖命者。为个人可谋生计之处甚多，何必从军。”因这句话，便被军政执法处逮捕，以“迹近通匪，煽惑军心”的罪名加以杀害^[8]。1914年12月4日，袁世凯又公布了《出版法》,其内容与《报纸条例》的精神是一致的，规定“出版之文书图画，应于发行或散布前禀报该管警察官署，并将出版物以一份送该官署，以一份经该官署送内务部备案”;并规定文书图画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出版：“一、淆乱政体者；二、妨害治安者；三、败坏风俗者；四、煽动曲庇犯罪人、刑事被告人，或陷害刑事被告人者；五、轻罪重罪之预审案件未经公布者；六、诉讼或会议事件禁止旁听者；七、揭载军事外交及其他官署机密之文书图画者，但得该官署许可时不在此限；八、攻讦他人阴私，损害名誉者。”如有违犯，轻者罚款，重者处有期徒刑或拘役^[9]。袁政府公布这些条例、法令的主要目的，并不像他们所说的，是要建立法制，而是为了堵塞言路，钳制人民的思想。袁政府根本没有实行法制的愿望，违法和不违法在实际生活中都以官方的意志和政治需要为转移。袁世凯曾批评不按他旨意审理案件的大理院，是“为法所奴役”。
1914年3月2日，袁世凯公布《治安警察条例》和《警械使用条例》。前者共四十一条，其中“政治结社”和“政谈集会”,都要呈报警察官署批准，严禁秘密结社和所谓“扰乱安静秩序”的结社。第二十二条专门为对付“劳动工人之聚集”,规定凡有“诱惑及煽动”、“同盟解雇”、“同盟罢业”、“强索报酬”、“扰乱安宁秩序”、“妨害善良风俗”等，均得禁止之^[10]。5月20日，又公布了《地方保卫团条例》,命令各县属未设警察地方，由县知事监督，建立“保卫团”,负责“清查户口”,“搜捕盗匪”。11月，又先后公布恢复肉刑的《易笞条例》和《惩办盗匪法》^[11]。1915年6月22日，又公布了《惩办国贼条例》。所有这些条例都是为直接镇压革命党和人民而制定的。为了瓦解革命党，1915年元旦，袁世凯又颁布了所谓《附乱自首特赦令》,规定1914年底以前“犯附和乱党罪者”,只要自首，一律赦免。
袁政府用扼杀民族生机的恐怖手段，巩固其封建独裁统治，结果，事情却走向他所期望的反面，人民和袁政府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人民的不满和愤慨，犹如即将爆发的火山熔岩，在地下沸腾、翻滚，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接近爆发。
袁世凯的特务警察统治，不仅引起人民的普遍愤慨，而且也使北洋集团内部的矛盾尖锐起来。为加强警察特务系统的严密控制，1913年以后，袁世凯对他的爪牙也更多地采用血腥手段。
1913年底，谋杀宋教仁的凶犯应夔丞脱狱来到北京，请求袁世凯实践“毁宋酬勋”的诺言。袁鉴于刺宋在全国引起的轩然大波，不仅断然拒绝接见，而且矢口否认他和应的关系。次年1月19日，应满腹怨气出京，军政执法处侦探长郝占一在京津火车上用电刀结束了应的性命。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刚刚到天津担任直隶都督的赵秉钧，言语之间也微露不平。他说：“如此，以后谁肯为总统做事？”并下令通缉杀应的凶手。袁世凯闻知，大为震怒，但他不动声色，2月19日又让赵兼任直隶民政长，对他表示格外的信赖。赵赴任几天后，即2月27日，突然在天津督署中毒，“腹泻头晕，厥逆扑地”,七孔流血而死。当时人们都意识到这是袁“遣人置毒羹中”,杀人灭口。
赵秉钧(1859—1914),字智庵，河南汝州人，清末曾任直隶保甲局总办，兼统巡防营，以“长于缉捕”闻名官场。1902年他创办保定和天津两地巡警，得到袁世凯赏识，由袁奏保担任巡警部右侍郎，掌握该部机要大权和北京警政。他把侦探、巡警布置到各个角落，不仅人民受迫害，就是达官贵人的言行也都逃不出他的监视，甚至宫廷动静也在注视之列。所有情报都能及时送达袁世凯手里。辛亥革命爆发后，作为北洋集团特务头子的赵秉钧随袁入京，担任民政部大臣，协助逼宫和维持北京秩序，为袁效尽犬马之劳。尽管如此，袁对他为应夔丞被杀事指责自己，仍不能原谅。在抱封建独裁主义的袁世凯看来，赵从刀笔小吏官至国务总理，都是他的恩赐，凡有利于他的事，无论如何都应无条件服从，如若有所反对，就是忘恩负义。这是袁所不能容忍的。但堂堂大总统居然毒杀自己的属吏，毕竟不免要受到社会舆论的抨击。因此，赵秉钧死后，袁先派朱家宝及其次子袁克文前往吊唁，后又派荫昌为政府代表致祭，发治丧费一万元，并亲题“弼时盛烈追皋益，匡夏殊勋懋管萧”挽联^[12],以后又批令在北京和天津两地为赵建专祠一座。
袁世凯深恐他的这些鬼蜮手段瞒不过赵秉钧的心腹王治馨。王曾先后担任过内务部次长、京师警察厅总监、顺天府尹。宋案发生后，在北京的国民党人开会，要求赵秉钧出席。赵派王治馨代表前往。党员群起质问，王答道：“杀宋决非总理，总理不能负责，此责自有人负。”次日，袁世凯阅报大怒，说：“措词太不检点，王治馨可恶！赵总理何以任其乱说？”^[13]此后袁对王一直怀有反感。赵死不久，王就以声名恶劣被免官，改任正蓝旗汉军副都统闲职。接着，肃政史夏寿康、周登皞等人联名弹劾王在顺天府尹任内定价卖缺，所得赃款约在七万元以上。6月27日袁下令逮捕，并于10月21日批令“立予枪决”。贪赃纳贿，本是北洋官场上司空见惯的事，袁世凯从来视若无睹，除非是有什么特殊的政治需要，才惩办个把县知事之类的小官以欺世盗名。如他于1914年9月，按所谓《官吏犯赃治罪条例》,下令把赃官刘鼎锡(直隶霸县代理知事)立予枪毙，但从来没有公开处决过次长级以上的赃官。而今他却忽然下令将王治馨处以极刑，这一举动自然使京内外北洋派“无不悚然”。张勋、阮忠枢等二十多人或“面为乞恩”,或上呈文请求袁“念旧部之谊，贷其一死”。袁对“乞恩之呈概不批答，乞恩之人概不接见”。10月23日，他指令总检察厅长罗文幹会同步军统领江朝宗监视行刑，将王枪毙。此后又将王的属吏潘毓桂等逮捕判刑，从而清洗了赵秉钧在京师警察界的潜在势力。王死后，袁对左右说：“王某乃素为赵智庵赏识之人，且相知二十余年，不忍见其有此结局，惟案情重大，不得不以公义而灭私情。”并发给王的家属抚恤银一千两。翌日，又下令申儆百官，勿贪赃枉法。他说：“顾念京外官吏如王治馨其人，未敢信为必无，毖后惩前，不可不引为大戒。”^[14]
杀王治馨一案，虽然袁世凯别有用心，但声名恶劣的警察头子被处极刑，还是大快人心的。当王被捕后，“北京各报大多数以一律最大之字刊布此项策令，表示其痛快人心之意”^[15]。著名记者黄远庸也认为“这是民国成立以来痛快人心之创举也”^[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