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夫高祖之所以胜，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

【注释】

选自宋·苏轼《留侯记》。

高祖：汉高祖刘邦。

项籍：楚霸王项羽。

忍：容忍，忍耐，以待时机。

【赏析】

张良是刘邦的重要谋臣，在楚汉相争中，张良辅佐刘邦打败项羽，平定天下，建立汉朝，名垂千古。然而同样是这个张良，在秦王朝一统天下后，为了替韩报仇，也曾逞匹夫之勇，结交刺客，锥击秦始皇于博浪沙，失败后逃奔下邳。圯上老人(即黄石公)否定了张良行为的勇敢性，以能大忍者才能有大勇教导之，要其能“忍小忿而就大谋”。苏轼的《留侯论》就此事发表看法，把“能忍”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认为“能忍”不仅是张良个人事业成败的关键，也是刘邦战胜项羽以成帝王之业的关键：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

意思说：汉高祖刘邦之所以胜利，西楚霸王项羽之所以败绩，关键就在有无度量、能忍与不能忍的问题上。

苏轼认为，“能忍”对于事业的成功具有重要作用，刘邦之所以胜，项籍之所以败，就在于是否有能忍的度量。他举出著名的史实来加以说明：一是郑伯肉袒迎楚庄王，能忍而不战退敌，二是越王勾践归臣妾于吴，能忍而终于灭吴。结合张良的故事，本句又将楚汉相争中的刘邦、项羽相对比，前者为帝王，后者身首异处，成败也只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苏轼认为，项籍不能忍，百战百胜而终归于失败，自刎乌江；刘邦能忍，养其全锋，以待其敝，最后战而胜之，突出了“能忍”的巨大作用。当然，刘邦之能忍，在苏轼看来，应该归功于张良的促成，如韩信遣使求假封为齐王时，刘邦愤然不悦：“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是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留侯论》)

然而，不管是郑伯、勾践，还是刘邦、张良，只要能忍而愿意屈从者，皆是因为胸有大志，抱负高远。凡胸有大志、抱负高远的人，为了成就大业，都应有“能忍”的度量。人们熟知的韩信甘受胯下之辱的故事中，他后来之能成王拜将，取得显赫的功绩，也是由于“能忍”的缘故。

苏轼从张良“忍小忿而就大谋”一事演绎推理，将刘邦之所以胜利，归因为能忍，项羽之所以失败，归因为不能忍，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是，刘邦之所以能够最终战胜项羽，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能顺应历史潮流当是其取胜的关键，而“能忍”，只不过是楚、汉相争中，由历史传记学家绎出来的一个小插曲罢了。如果将“能忍”视作事业成败的关键，并进而推演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其片面性也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