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抵滇与云南宣布独立

正当云南军事讨袁一触即发之际，1915年12月19日，蔡锷历尽艰险，胜利到达昆明，给云南人民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带来了新的希望和信心。
蔡锷自10月下旬在天津与梁启超等人具体议定军事讨袁计划后，一直在京寻机南下。他自知恶网四布，一举一动都有密探监视。要脱离虎口，不但需要勇敢，更需要机智和谋略。其时，他恰巧喉病初起，于是便将计就计，以此为借口，于28日试探性地呈请袁世凯给假五天。袁不知是计，据呈照准了。11月3日，假期届满，蔡锷一面“遵即销假，趋公照常办事”,一面又以“病势日益加剧，精力实有难支”为由，再上一呈，要求续假，“赴津就医”。袁仍不疑，欣然批道：“准予续假七日，俾资调治矣。”^[1]蔡于是名正言顺地到了天津^[2],顺利地实现了南下计划的第一步。帝制谋士杨度听说蔡锷已引病出京，连忙提醒袁世凯说：“此人一去，无异纵虎归山，放鱼入海，从此我华无宁日矣。”^[3]袁急饬“派人察视”。但侦探回报说：蔡锷在津，“时赴病院，时或不往”^[4],有时还“溷迹于娼寮中”^[5]。这才使袁世凯一块石头落了地。其实，这正是蔡锷为逃离虎口而精心设计的“误侦者耳目”的骗局。待监视稍懈时，他却“旋移德义楼，由该楼茶役夜间送其登火车站”^[6],转乘日轮山东丸破浪而去。这一天是11月18日^[7]。袁世凯虽然目睹这一切，却始终“不知其意何居”^[8]。
蔡锷安全逃出京、津后，不由得深深地舒了一口气。他在山东丸上致书友人说：“脱离故国，心绪少定，现食能下咽，夜能获睡矣。”^[9]然而，要到云南，海天万里，潜在危险依然存在，为防不测，袁世凯的护身符仍不可不备。19日，蔡锷按事先约定先斩后奏之计，电告北京经界局周钟岳他已上船离津，可速拟续假三月赴日就医之文代呈袁世凯。22日，周代蔡呈袁续假三月，并请派员代理经界局督办和参政院参政职务。袁当即批令给假两月，并于24日特任龚心湛、张元奇分别代蔡锷兼署督办经界局事务和署理参政院参政。周见事顺利，随又代上一呈，径直呈明：“锷病根久伏，殊非旦夕所能就痊。而北地严寒，亦非孱弱之躯所能耐……查日本天气温和，山水清旷，且医治肺胃设有专科，于养病甚属相宜。兹航海东渡，赴日就医，以期早痊。”袁见木已成舟，虽不情愿，也只好假惺惺地批道：“呈悉。一俟调治就愈，仍望早日回国销假任事，用副倚任。”^[10]
12月初，蔡锷安抵日本东京。他事先曾派殷承𤩽赴日与欧事研究会成员石陶钧、张孝准等联络，请设法避去新闻记者。但还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注意。据当时报载：“留东人士闻之，一如飞将军从天而下，争往探问。即日本官场中及新闻界亦多有来访者。”^[11]蔡锷深知，东京虽比北京安全，仍不可不谨慎从事。因此，当有人问其抵日后意欲何为时，他只答以“吾辞呈内本曰迁地调理，此行当往热海避寒”^[12]。“有叩以时局上之意见者，则但答以多病之人，不欲多谈耳”^[13]。“同学之往见者，皆不肯见。住所亦无一定，往来飘忽，不可捉摸”^[14]。直到离日前夕，他才致袁一电，“切词披布腹心”^[15],首次对帝制提出异议。随后，即在石陶钧、张孝准等人的周密布置下，悄悄离开日本，经上海、香港转赴越南河内，直奔云南。
袁世凯接到蔡锷东京来电，大吃一惊。明知上当，却也无可如何，唯一的希望是唐继尧能践其拥护帝制的诺言，拒之于外，或击之于途。19日，他致电唐说：“蔡锷、戴戡偕同乱党入滇，应严密查访。”^[16]并于越南海防、河内、老街一带广布密探，以求截杀。然而，他哪里知道，这时的唐继尧已非两年前甚至两月前可比。就在他下令严防蔡锷入滇“煽乱”时，蔡锷一行即在唐继尧所派委员唐继虞、邓泰中的严密保护下，有效地挫败了蒙自道尹周沆、阿迷(今开远)知事张一鹍的行刺阴谋，安全到了昆明。唐却于次日复电给袁说：“皓两电均悉。昨据探报：蔡锷、戴戡到港，似有赴滇之意。当以两君行踪倏忽，莫测其情，经即飞电劝阻，昨复加派委员驰往探阻，未据报告。倘两君径行到滇，当确探其宗旨，如果有密谋情事，当正言开譬，竭力消阻。否亦令其速即离滇赴京，勿稍逗留。”并信誓旦旦地表示：“继尧宗旨夙定，布置周密，但得生命不受危险，绝不致有变故发生。”^[17]这对奸诈过人的袁世凯，真是莫大的捉弄。
蔡锷二次入滇，受到云南人民的极大欢迎。正如他自己所说：“锷经越入滇，注意颇属周到，不欲以色相示人。乃此秘密消息，不瞬息而传遍，盖船埠、车栈、旅馆均有人坐候，遂至无可避匿。抵滇之日，儿童走卒群相告语，欣然色喜。不数日，金融恐慌为之立平，物价亦均平静。”^[18]云南人民的信赖，增强了蔡锷反袁的信心和力量。抵滇当日，他便不顾旅途劳顿，立即开始了各项准备工作。他一面致电上海梁启超、贵州刘显世、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和四川将军陈宧的参谋雷飙等，或报告情况，或请示方略，或授以机宜；一面据京津所议，与唐继尧具体安排了先出兵后宣布，出其不意打击袁世凯的作战计划。按照这个计划，滇军一旅将于23日向四川进发，待其抢占川南各战略要地后，滇、黔同时通电全国，宣布独立。这中间，大概需要二十天时间。
但是，刚于12月18日秘密到达上海的梁启超突接有关情报说：袁世凯将以补贺日皇加冕为名，派周自齐为贺礼赠勋特使，赴日洽谈条件，以换取日本承认帝制。紧接着，江苏将军冯国璋又派人至沪传言，说他“盼滇速起”,且将“立应”^[19]。在这外交紧急、内助得人的情况下，梁启超感到有必要打破京津成议，提前发难；何况蔡锷、戴戡现已抵达云南，“滇局亦不能久持秘密”^[20]。于是，他一面通过日本驻华公使小幡运动日本政府拒绝周自齐赴日^[21];一面于20日托南京友人代发一电至唐继尧代转蔡锷：“外交紧急，袁将卖国，请即发动。”^[22]唐、蔡以为梁“已经在南京，冯华甫准备着就要响应了”^[23],加上袁世凯又严电唐继尧查缉蔡锷，一时“风声大起，迟恐生变”^[24],遂决定改变计划，及早发动。
21日，唐继尧在其寓所召集有蔡锷、李烈钧、任可澄、罗佩金、刘祖武、张子贞、方声涛、顾品珍、熊克武、黄毓承、殷承𤩽、由云龙、籍忠寅、刘云峰、杨蓁、唐继虞、李曰垓、戴戡、孙永安、龚振鹏、戢翼翘、但懋辛、周官和、王伯群、李雁宾、庾恩旸等云南省内外重要人士参加的紧急会议，当众宣读了梁启超的来电，指出：“宣布举义日期，不可再缓。”^[25]接着，蔡锷介绍了袁世凯阴谋称帝的经过和各方面反对帝制的情况。他说：“大家都是抱心非的态度，都怀疑这个皇帝是否做得成。至于一般的人，则没有不反对的。所以，只要云南起义，闻风响应者必多，袁氏一定被打倒。我们必先出其不意，从速发动。”^[26]与会者一致赞成，并共同议决举义步骤如下：1.先以唐继尧、任可澄名义致电袁世凯，令其取消帝制；2.届时无圆满答复，即以武力解决之。随后，蔡锷命戴戡宣读梁启超早在天津就起草好的讨袁通电，征求同意。多数人认为，由于袁世凯已于12月12日宣布接受帝位，因此原稿中“幸大总统始终持稳重冷静之态度，未尝有所表示，及今转圜，易如反掌”以下一段文字已不切时宜，须略加删改，方可为用。但戴戡坚持任公文章，他人不得更改一字，要改也要电请任公自己改。后经李烈钧调和折中，方同意由隶籍进步党的任可澄代笔。这表明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在这次护国起义中的确具有较大的权威性。接着，又讨论了军队命名和出兵方略等具体问题。对军队命名，蔡锷欲袭明永乐靖难之例，命为“讨贼军”或“讨逆军”,而吕志伊、李根源方面人士却提议“护国军”或“共和军”。李烈钧以元、二年有“共和党”之故，为避免误会，反对用“共和军”。李曰垓则从反对帝制和救国救民双重意义出发，主张采用“护国军”。讨论结果，一致采纳了李曰垓的意见。对于首脑机关，戴戡根据天津成议，提议设立元帅府，但遭到多数与会者的反对，认为如此即近于竞争权利，殊失大公。蔡锷也坚持应“力事谦抑，以待来者”,主张暂时“从缓”。最后议决仍采民国元二年旧制，“合并军、巡两署，恢复都督府，召集省议会”^[27]。至都督人选，因唐、蔡推让不止，只好公决唐留守，任中华民国云南都督府都督，兼中华民国护国军第三军总司令官；蔡出征，任中华民国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官，并推李烈钧任中华民国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官兼筹饷总局总办。其出兵总方略是：第一军北出四川，第二军东进广西，第三军居中策应，以四川为战略进攻的重点。
次日晚10时，唐继尧、蔡锷、李烈钧、戴戡、王伯群、殷承𤩽与上校以上军官及各机关长官在将军署举行宣誓典礼，一致表示：“拥护共和，吾辈之责。兴师起义，誓灭国贼。成败利钝，与同休戚。万苦千辛，舍命不逾。凡我同人，坚持定力。有逾此盟，神明必殛。”^[28]23日夜11时，唐、任署名的首通反帝制电报正式发出。电报操着进步党人的老腔调首先指出：“窃惟大总统两次即位宣誓，皆言恪遵约法，拥护共和。皇天后土，实闻斯言，亿兆铭心，万邦倾耳。记曰：‘与国人交止于言。’又曰：‘民无信不立。’食言背誓，何以御民。纪纲不张，本实先拔，以此图治，非所敢闻。计自停止国会，改正约法以来，大权集于一人，凡百设施，无不如意。凭藉此势，以改良政治，巩固国基，草偃风从，何惧不给，有何不得已而必冒犯叛逆之罪，以图变更国体。”要求立将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段芝贵、朱启钤、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袁乃宽等十二人“即日明正典刑，以谢天下；涣发明誓，拥护共和”,并以云南军民“痛愤久积，非得有中央永除帝制之实据，万难镇劝”为词，限25日10时以前答复^[29]。同日，唐继尧、任可澄、刘显世、蔡锷、戴戡等人并联名照录此电通告全国，请“一致进行”。24日，蔡锷、戴戡二人再电袁世凯，促其“迅予照准”唐、任“所陈各节”^[30]。
当然，唐、蔡等人十分清楚，袁世凯早已利令智昏，仅凭一纸通电，是休想让他取消帝制的。因此，电报发出后，他们并没有坐待袁的答复，而是加紧作武力解决的准备。24日，唐继尧继21日之后，再次任命了一大批下级军官，并放饷发械，积极做好出征准备。同日，又推吕志伊撰就对外照会五款。及25日期满，未见袁世凯的答复，唐继尧、任可澄、刘显世、蔡锷、戴戡遂联名发出二次通电，称袁世凯既为“背叛民国之罪人，当然丧失总统之资格”,并宣布他们“深受国恩，义不从贼，今已严拒伪命，奠定滇黔诸地，即日宣布独立”^[31]。
次日下午1时，唐、任召集省会所有各机关科长、各学校校长以上人员于第一师部大礼堂庄严宣告：为反抗袁世凯称帝，云南已宣布独立，希各照常办事。27日，唐继尧、蔡锷、任可澄、刘显世、戴戡及军政全体发布讨袁檄文^[32],历数袁世凯辛亥革命以后不仁、不义、不智、不信、不让等等丑行。31日，唐、蔡、任、刘、戴与张子贞、刘祖武联名发表梁启超手撰通电，宣布护国军的最终目的是：1.与全国民戮力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不发生；2.划定中央、地方权限，图各省民力之自由发展；3.建设名实相副之立宪政治，以适应世界大势；4.以诚意巩固邦交，增进国际团体上之资格。同日，唐、任并照会英、德、法、俄、日等国驻华公使、领事，发表类似辛亥革命时期湖北军政府所发的五点声明：1.帝制问题发生以前，民国政府及前清政府以前与各国所定结之条约均继续有效，赔款及借债均仍旧担任；2.本将军、巡按使占领地域内居留之各国人民，其生命财产力任保护；3.自帝制问题发生以后，袁世凯及其政府与各国所订结之条约、契约及借款等项，民国概不承认；4.各国如有助袁政府以战时禁制品者，查出概行没收；5.如各国官商人民有赞助袁政府为妨害本将军、巡按使之行为时，即反对之^[33]。蔡锷等人向全世界宣布：护国战争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