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与草原文化

广袤的蒙古草原是我国北方许多游牧民族休养生息的历史舞台。他们一个个在历史上开拓了雄伟壮丽的一页，又一个个在历史舞台上消失了。而今只有一个活跃在蒙古草原的民族继承着草原文化的全貌，这个民族曾以其巨大的冲击力从草原步入了中原，并一统中国，然而并没有像建立了清代的满族那样将自己的语言、习俗及全部文化消失殆尽，而是保留了与农耕文化交相辉映的丰富多彩的游牧文化——这，就是伟大的蒙古民族。
蒙古的称呼，始见于《旧唐书》,称为“蒙兀室韦”,根据《史集》所载，“蒙古”最初读音是“MuinKu”,与《旧唐书》所记读音完全一致。《松漠纪闻》进一步考证云：“朦古”为《旧唐书》之“蒙兀”,可见，“蒙古”与“蒙兀”是同名异译。关于蒙古的译名，各种文献记载不少于三十种。韩儒林先生的考证颇有见地，他认为：“满语中的Monggo,大概可以代表金代女真人对蒙古的称呼，这应该是蒙古该名的由来”(韩儒林《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关于蒙古族的起源，至今是国内外学者非常感兴趣而又争论不休的论题。其中以匈奴说、突厥说、东胡说较为普遍，以东胡说更能达到共识。宋人洪皓在《松漠纪闻》中说：“契丹事迹云‘朦古国’,皆属东胡部族。”清人屠寄在《蒙兀儿史记》中云：“蒙兀儿者，室韦之别种也，其先出于东胡。楚汉之际，东胡王为匈奴冒顿单于所破杀，余众并走，保险以自固，或为鲜卑，或为乌桓，或为室韦、契丹。在南者为契丹，在北者为室韦。……至唐，部分愈众，而蒙兀室韦北傍望建河，望建即完水，今黑龙江也。蒙兀之名始见于此。蒙古本呼忙豁仑，异文作蒙瓦、盟古、盟骨、朦古、盲骨，今通作蒙古，蕃语无正字。”东胡指公元前2世纪以前活动在于今内蒙古东部的游牧民。其中包括乌桓、鲜卑、乞伏、秃发、室韦、库莫奚、契丹、吐谷浑、蠕蠕、慕容、拓跋等。3世纪末东胡王被匈奴灭杀后，余部称乌桓，居乌桓山。另一支称鲜卑，依鲜卑山而居。公元4世纪末在今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一带有契丹部，在大兴安岭鲜卑山地区有室韦部。《隋书》记载：“室韦、契丹之别类也。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室韦。”《旧唐书》亦云：“室韦者，契丹之别类也。”魏收《魏书》卷一百云：室韦“语与库莫奚、契丹、豆莫娄国同。”《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云：“北有室韦者，盖乌桓东南鄙余人也。”大量的史料说明，从东胡到契丹室韦都是一脉相承的，属同一系统而不同名号的民族。那么，为什么说蒙古族源于这一系统呢？
“室韦”原是古代民族的部落群”“蒙兀室韦”原住在黑龙江上游以南，额尔古讷河以东的大兴安岭山区，“其部落傍望建河居”(《旧唐书·室韦传》)。拉施特·哀丁的《史集》里也谈到：蒙古“各部落起源于遁入额尔古涅·昆的两个人，由于生息繁衍，其氏族人数渐众。”正像魏收和拉施特·哀丁所介绍的那样，鲜卑人和古代蒙古人在移往草原之前，其故地均为群山环绕，他们感到地窄人众，要翻越高山。蒙古人需要翻山越岭，鲜卑人也要经过九难八阻。而这一地域即额尔古讷河流域，更确切地说，即在额尔古讷河与石勒喀河的汇流处。拉施特·哀丁谈到：拙赤合撤儿(成吉思汗之弟)父子的驻地位于额尔古纳河和呼伦湖流域的满洲里和海拉尔附近。所以从地域上说，蒙古族与鲜卑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蒙古语与契丹语、东胡语存在着承继关系。清末蒙古史学者沈增植把鲜卑语和蒙古语做了详细的比较，认为：“蒙古语与鲜卑语相差无几”(沈曾植《海日楼札丛》卷二)。法国学者伯希和认为，室韦与鲜卑两个译名所本的原文是相同的，似应为Serbi、Si-rbi或Sirvi。这就是说，两族的族名是相同的(伯希和《吐火罗语考》,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57年版)。近年来，学术界研究契丹文字有了重要突破。在解读契丹文字的时候，学者们得出结论：契丹语属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族。《中国古代北方各族简史》认为：“契丹语属阿尔泰语，是中世纪蒙古语系统。”例如契丹语意为“寒冷”、“阴凉”,即使现代蒙古语亦称寒冷为xiten。语言是区别一个民族的重要标志，语言相同的或相近恰恰说明这两个民族的渊源关系。”
古代契丹民族信仰天神。相传古时有一神人乘白马浮土河(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境内的老哈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泛潢水(今内蒙古昭乌达盟锡内的西拉木伦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神人与天女结为夫妇，生子八人，繁衍为契丹八部，故契丹族以白马神取象天神，每行军和春秋时祭祀，必杀白马青牛以祭天地。蒙古族信仰的萨满教也崇拜天神。在文献里，对天神的记载有多处。在《蒙古秘史》、《蒙古黄金史》、《史集》、多桑《蒙古史》里尤为突出。他们开始只是把天作为自然现象本身来崇拜，尔后把它系统化、体系化，并带有了强烈的社会色彩。蒙古包的门一律开向东南，这不仅可以避西北风，而且遵循游牧民族以日出方向为吉祥的传统，是尊重天神的具体表现。古代契丹族风俗房门也皆向东。《五代史·四夷附录》云：“契丹好鬼而贵日，其大会聚，视国事，皆以东向为尊。”蒙古族崇拜天神、崇日拜日的习俗与古代契丹族是一脉相承的。
东胡族系有抢婚的习俗。《隋书·室韦传》载：“室韦人婚嫁之法，二家相许，婿辄盗妇将去，然后送牛马为聘，更将归家。待有娠，乃相随还舍。”抢婚制是古代氏族外婚制的反映。蒙古族也有这种习俗。明《夷俗记·匹配》条载：“时将昏矣，妇将乘骑，妇则乘骑避匿于邻家，婿亦乘骑追之。获则挟之同归家，不然，则追至数百里。一、二日不止也。倘追至邻家，婿以羊酒为谢，邻家仍赠妇以马，纵之于外，必欲婿从旷野获之。”可见抢婚制习俗在游牧民族中的渊源关系。
鲜卑人中有保存祖先系谱的习俗。据《魏书·帝纪》载，拓跋鲜卑人能够逐代列举其远祖成帝毛(生活年代大约公元前200年)至始祖神元皇帝力微的十五代系谱。波斯史学家拉施特特别注意到蒙古族也有这一习俗：“蒙古人自古以来就有记住自己族源和氏族的习惯。因为他们和其他部落不同，没有可资训诫子孙的宗教和信仰，所以父母对每一个新生孩子，都讲述祖先和氏族的情况。他们总是守着这样的规矩，直到今天这个规矩还受到他们的尊重……”(转引自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社会历史室1978年)又据《蒙古秘史》记载，13世纪时蒙古人能够逐代列举他们的远祖孛儿帖赤那至成吉思汗的23代人的系谱。蒙古族继承了鲜卑人牢记祖先系谱的传统。与蒙古族这种传统相媲美的，是阿拉伯人，有的民族这种传统已不明显。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尽管蒙古族吸收了原来活动于大漠南北的不少民族成分，其中既已融合了古匈奴人，也有曾“威服塞外诸族”的突厥人的后裔，更有近亲东胡族系的诸后裔，但纵观其民族的形成过程，蒙古人的直系祖先，应是和东胡的鲜卑、契丹同一族语的室韦各部落。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匈奴、东胡、芮芮、突厥都来去匆匆，进了历史博物馆，而蒙古民族屹立依然，究其原由，与农耕文化相交映的游牧文化是其立足至今的丰厚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