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粤矛盾与两广事变

蒋介石与新粤系之间的矛盾冲突由来已久。早在大革命时代，蒋介石就与胡汉民派因政见与权力之争，而发生过种种暗斗。1925年8月20日，著名的国民党左派人物廖仲恺遭暗杀。在办理“廖案”时，蒋介石暗助汪精卫，迫使涉嫌的胡汉民离开广州赴俄考察。此后一年多，作为国民党元老的胡汉民，却一直远离权力中心。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时，胡出而与蒋合作，积极参与反共清党，并担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后因不满于西山派把持“特委会”大权而前往欧洲考察。1928年秋，胡汉民归国，再次与蒋介石合作，出任国民政府的立法院长，直至1931年2月被蒋介石软禁于汤山。在此前后，蒋、胡因对党权、军权的争夺，也因各自个性的不同，政治见解与政治手腕的差异，使得二人的合作总不能做到默契，反而矛盾愈演愈烈，以至公开决裂。
胡汉民在失去了近八个月自由后，最终于1931年10月获释，旋经上海转赴香港。从此，胡汉民与蒋介石分道扬镳，并以两广地方实力派为后盾，公开进行反蒋活动。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顽固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一味对日妥协退让，对内则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胡汉民则充分发挥自己的理论特长，对蒋氏的内外政策展开猛烈攻击。1933年1月，胡汉民创办了《三民主义月刊》, 自任主编，并发表了大量文章，抨击南京政府应付日本的惟一主义，就是“从无抵抗、无责任、无办法的三无主义到不抗、不和、不守、不走的四不主义”①。他明确指出， “中国今日，只有攘外的问题，没有安内的问题”,“惟攘外可以安内”,“我们的生路只有一条，就是对日作战”。并郑重宣告：“假如政府不抗日，那我们便说惟有推翻不抗战的政府。”②胡汉民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统治亦大张挞伐，指斥蒋氏“篡夺中国国民党党权之不足，还想运用其‘偷天换日’之故技，去三民主义而代之以所谓法西斯蒂主义。”③他痛斥“法西斯蒂运动，实在是现代政治上最反动的运动”④,表示“绝不能与法西斯蒂的反动运动并存”。
除理论宣传外，胡汉民还进行了大量的倒蒋活动。1932年，他联络西南及海外反蒋人士，组织了“新国民党”。胡汉民为该党领袖，邹鲁为书记长，以国民政府西南执行部为代理中央机关，主要负责人有萧佛成、邓泽如等。该党以抗日、反蒋、“剿共”三大主张为其纲领，曾积极扩充其组织，一度产生过较大的影响。胡汉民一向相信，“惟有以西南结西南，始足以确实齐一西南各省之步骤，既以自保此干净土，亦即为来日推进大局也”。⑤为此，他多方奔走，希图形成粤、桂、闽、滇、黔、川、湘“西南七省大联合”的局面。1933年初，有六省派代表赴广州商谈联合反蒋事宜，并讨论了西南的外交、国防、建设诸问题，一时声势颇为浩大。年底，福建事变爆发后，胡汉民、邹鲁等人又尝试借机组建西南联合政府，与南京政府公开抗衡。1935年，胡汉民在广州仲元中学筹办了“政治经济讲习班，”秘密培训反蒋骨干力量。胡汉民派进行的种种反蒋活动，受主、客观因素的制约，最终都遭到了失败。但蒋、胡之争对两广事变的爆发，却具有潜在的催化作用。
新粤系的另一派，以李济深为首，主要人物有蔡廷锴、蒋光鼐、陈铭枢、徐景唐等。他们与蒋介石的矛盾，也产生于大革命时代。从黄埔军校建立到出师北伐，李济深一再受到蒋氏的排挤打击，二人之间由相互不满而生龃龉，逐渐发展到明争暗斗、彼此倾轧。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李、蒋争斗更趋激烈。1927年8月，蒋介石宣布下野，宁粤对立局面出现。11月，张发奎、黄琪翔在广州发动兵变，“欢送李济深”。次年1月，李济深虽然夺回广州地盘，但其地位已呈不稳状态。随后，就编遣军队问题，蒋李矛盾迅速激化。1929年3月，蒋介石悍然将李囚禁于汤山，并“永远开除党籍”,剥夺军政大权。从此，李济深失去了昔日的军队、地盘，逐渐由军事实力派转变为政治实力派。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被迫于1931年12月第二次下野，李济深始获得行动自由。1932年5月，蒋介石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并将蔡廷锴、蒋光鼐的第19路军调至福建去“围剿”闽西红军。1933年，陈铭枢从海外回国，积极联络各反蒋派力量，终于在当年11月发动了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陈友仁、黄琪翔等人成为事变的核心领导者，他们建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布告、条例，确定了新政府内政、外交等方面的政策、主张。然而，福建人民政府只存在了五十多天，次年1月中旬即宣告失败。李济深等人只好移居香港，继续从事抗日反蒋斗争。1935年7月，他们在香港正式建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简称“大同盟”)。12月，大同盟发表政治纲领，要求“争取民族独立，树立人民政权”⑥,并提出了以抗日与反蒋为中心的八项具体行动纲领。大同盟还出版了《大众日报》、《民族阵线》、《战线》等刊物，积极开展宣传活动，以扩大其影响。1936年1月，李济深等发表了《对时局宣言》,认为抗日与反蒋乃民族革命战争“不可分离的任务”⑦,呼吁各党派、各民众团体共同建立抗日反蒋的联合阵线，与日寇和蒋记南京政府进行坚决的斗争。可见，李济深派虽然缺乏军事实力和稳固的地盘，但反蒋的决心却十分坚定，他们支持与参加两广事变，乃势所必然。
新粤系中控制广东军政实权时间较长者， 自然当推陈济棠派。该派以陈济棠为核心，主要人物有余汉谋、陈维阁、李汉魂、香翰屏等。陈济棠原属李济深一派，1929年3月，李济深遭囚禁后，陈氏取而代之，迅速掌握了广东军政大权，逐渐自立门户，成为称霸一方的“南天王”。陈济棠夤缘主粤不久，即与蒋介石貌合神离。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踌躇满志，以为“本党统一中国之局势已经形成，叛党乱国之徒，今后决无能再起。”⑧然而，所谓的“统一”只是昙花一现。旋因蒋氏强扣胡汉民，在国内外掀起轩然大波，各反蒋派人物云集广东。在陈济棠的武力支持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决定在广州开府，并誓师北上讨蒋。当此宁粤分裂之际，陈济棠表现得异常活跃，他不断发表反蒋言论，并借机招兵买马，加强了自己对广东的统治。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在强烈的舆论压力下，蒋介石以“从速实现团结，完成统一”⑨为幌子，宣布下野。1931年12月31日，广州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各委员召开联席会议，通电取消广州的“非常会议”及国民政府，并按照广州国民党四全大会决议，决定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即西南两机关)、“西南军事分会”及“西南财政委员会”等机构，权及两广等省。至此，表面上全国复归统一，但两广的半独立局面却依然故我。
1932年1月，蒋介石复出，进一步打击、削弱各反对派力量。在此后的四年多时间里，陈济棠在广东刻意“整军经武，改革政治，发展经济，阐扬文化”,希图以增强实力来维持割据局面。对于蒋介石的“剿共”政策，陈济棠则采取暗中对抗、消极应付的办法，并与红军签订秘密协定，约定双方就地停战，解除封锁，互通情报和互相通商等。在这段时间里，蒋、陈之间基本上相安无事，但矛盾依然存在，一旦遇到某种因素的刺激，双方必然要重起干戈。
自1931年到1936年，尽管两广联合与蒋为敌，但双方并无大的军事行动。这种和平对峙局面的形成，虽说与两广当局侧重发展自身实力有关，但也得缘于其他种种因素的相互牵制。此时，蒋介石正全力“围剿”工农红军，而日本帝国主义则由东北而华北，步步进逼，南京政府内忧外患交至，自救不遑，实无暇顾及西南。至于两广方面，粤、桂两系均无力单独行动，双方也并非合作无间，联合之举极难出现。虽然蒋介石时刻密切注意着西南，但既碍于国人反对内战的压力，又顾忌着胡汉民的声望，自然也不便轻动干戈。两广当局对此洞若观火，便巧妙地利用胡汉民做招牌，以西南两机关为门面，以攻讦南京政府对日妥协投降为口实，采取“反蒋不反中央”的策略，与蒋氏遥相对峙。
然而，到了1935年时，红军主力已全部撤离闽赣根据地，蒋介石对粤陈用兵，已无后顾之忧，遂决心解决广东问题。陈济棠深知蒋的用意，便暗中积极准备，决心以武力反蒋。1936年1月5日，胡汉民由欧洲东归。蒋介石为了拆除西南两机关的后台，特派司法院长居正等人赴香港迎胡入京。陈济棠闻讯，派其兄陈维周赴南宁与李宗仁、白崇禧共商对策。随后，两广方面也立即派人赴港迎胡，希望胡汉民进驻广州，领导反蒋。1月25日，胡汉民终于拒蒋之邀，返回广州，受到陈济棠、李宗仁等人的热烈欢迎。此后，胡汉民与萧佛成、邹鲁等粤港两地的国民党中委，屡屡发表反蒋抗日的演说。一时间，两广抗日反蒋的呼声日益高涨。章乃器后来曾回忆说：“在西南事变发生前的广西的民众运动，虽然不能适合我们的理想的标准，然而至少是有相当的基础的，对于青年的压迫和思想的束缚，广西可以说是比国内哪一处都比较的开明。”⑩西南两机关的领袖，也不时有抗日的言论发表。如1936年4月18日，李宗仁发表《论中日问题》一文，提出了著名的“焦土抗战”思想，并断言中日战争“我不独无战败之理由，而战后之胜利必属于我”(11)。两广抗战情绪的高涨，更为蒋介石所嫉恨，对西南半独立的局面也就更加难以容忍。
5月12日，胡汉民在其妻舅陈融家中下围棋，因构思过度，突然从坐椅上倒下。送医院后方知是患脑溢血，抢救无效，延至下午7时40分去世。胡汉民的猝死，使两广顿失政治靠山，宁粤关系遂由此而急转直下。
对蒋介石来说，胡汉民之死，使两广失去了政治灵魂，从而为自己提供了解决两广问题的大好时机。他获悉胡的死讯后，于5月13日电陈济棠，请派陈维周赴京晤谈。次日，陈维周飞南京见蒋，蒋告诉他：“中央将讨伐广西，惟维持广东现状，请维周兄转告伯南(陈济棠字伯南),中央只要求广东予以大军过境的便利。”陈维周在南京还探悉到蒋介石彻底解决西南的三大原则：一、彻底解决广西的李、白，由中央协助广东出兵；二、驱逐萧佛成等反蒋的元老离粤；三、广东仍维持原来局面。这明显是想挑起粤、桂之间的磨擦，再设法各个击破。
本来，胡汉民一死，陈济棠即六神无主，心烦意乱，正急盼与广西的李、白速商对策。陈维周返报，使他大惊失色，忧心如焚：“中央既可授意广东解决广西，又何尝不可反其道而行？”他思虑再三，为之惴惴不安，深感今后两广局面决难长久维持。粤桂唇齿相依，唇亡则齿寒，广西既失，广东还能幸免吗？与其坐待中央部署妥当，各个击破，曷如先发制人，以争取生存。在他看来，“惟一可借口向中枢作兵谏的，便是掮起抗日大纛，要求中央领导抗日”;何况蒋介石现正有事于西北，而日寇侵逼又未有穷已，恰是用抗日名义进行反蒋的“绝好时机”。这时，广西方面特派白崇禧、黄旭初、潘宜之、刘斐等人飞粤吊丧。白崇禧一行抵穗后，从5月14日起，与广东的陈济棠、邹鲁、萧佛成等召开西南党政军联席会议，连日商讨反蒋问题。白崇禧虽然在公开场合表示，目前国难深重，对内决不能用兵，因为同室操戈，罔顾外患，恐难获得国人同情；但私下与陈济棠密谈时，却极力夸张蒋介石的统治已是危机四伏，并估计蒋氏难以调集到足够兵力来对付两广。他表示，只要广东起兵反蒋，广西决不置身事外，一定予以全力支持。同时，他还预作谋划，认为两广一旦起兵，抗日的口号一定会获得全国舆论的支持，恐怕连蒋介石也没有理由反对。在军事上，两广可直捣武汉，然后用当年太平军的战略，顺江东下，攻取南京，夺取中央大权后，再作第二步行动。白氏纵横捭阖的言辞，使陈济棠如饮甘醇而飘飘然，终于决定主动行动。
5月16日，陈济棠宴请白崇禧、黄旭初及粤方要员，席间表示，继续贯彻以前主张，绝不因胡汉民逝世而有所变更。当晚，他在自己的梅花村公馆召集其高级将领余汉谋、张达、缪培南等人，密商反蒋事宜。19日晚，他又召集在穗将领开会，以统一思想。在会上，陈济棠慷慨陈辞：“抗日反蒋是我们一贯的主张，这是救国要道舍此莫由，环顾国内，只有我们可以担当这个重任，也是义不容辞的。”(12)但各将领的反应并不热烈。
对于两广的密谋，蒋介石洞若观火。5月18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临时会讨论胡汉民丧葬一事，决定：一、推居正、许崇智、孙科、叶楚伧、李文范、傅秉常、褚民谊、朱家骅八位委员代表中央前往致祭，由居正主持其事；二、举行国葬；三、定本月25—27日为全国公祭日。同时，王宠惠奉蒋介石之命到粤吊丧。5月20日，王向陈济棠提出了“宁粤团结”的五条件：(一)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取消；(二)以上两机关负责成员愿入京供职者，中央妥予安排；愿出国者，将给以旅费；(三)改组广东省政府，省主席林云陔调京任职；(四)陈济棠的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改为第四路军总指挥，各军师长由军委会重新任命；(五)统一币制。若接受上述条件，无异于将广东军政权力拱手送给南京，陈济棠自然予以拒绝。同一天，李宗仁从南宁急飞广州，会同两广要员筹商对策。此时，陈济棠态度十分坚决，表示将不惜采取单独行动；李、白认为：“粤桂不能各行其是，”遂决定联合反蒋。5月23日，国民党中央祭胡代表居正等八位委员与吴铁城及韩复榘的代表徐彦之抵达广州，即与陈、李、白商谈胡氏国葬及“合作救亡”等问题，宁粤关系已是紧张万分。
5月26日，两广负责人与居正等八人赴从化会商时局及宁粤合作办法。不知听了谁的劝告，陈济棠突然又动摇起来。然而，两广的酝酿准备已是箭在弦上，经李、白略加劝说，陈济棠便在次日与李、白发出通电，反对日本增兵华北，并称要延纳各方抗日反蒋人士。再经几日的续商，两广反蒋大计已定；30日，白崇禧先返南宁，在广西准备一切。6月1日，白崇禧在广西党政军扩大纪念周上，正式宣布抗日救国；当天，西南两机关决议：任命陈济棠、李宗仁组织抗日救国军西南联军，以陈、李分任正、副总司令，各辖原第一、第四集团军。至此，两广六一事变正式爆发。
6月2日，西南两机关以“冬”电致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电称：“日本侵我愈亟，一面作大规模走私，一面增兵平津，经济侵略、武力侵略同时迈进。”“时危势急，敝部等认为非立即对日抗战，国家必无以求生。”“乞一致主张，即行督促中枢领导全国从事抗日”。同时，又以同样内容通电全国。6月4日，陈、李领衔率西南全体将领数十人向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军委会发出“支”电，表示拥护“冬”电，要求“为国家雪频年屈辱之耻，为民族争一线生存之机！”“迅予改颁军号，明令属部北上抗日”。随即，两广实行动员，向湖南进发。当此时，西南方面的兵力为：陈济棠部约70个团20万人马，广西约10万人马；广东有空军六个中队，江防舰艇数十艘，广西空军约三个中队。蒋介石的兵力则较为分散，除去驻防黔、川、康、陕、豫、闽、浙、苏及北方抗日前线的部队外，真正能用以对付两广的兵力约20万人马。两广在军事部署上，对闽、黔采守势，对赣、湘取攻势，分由粤、桂军准备进攻江西与湖南，并在两省与各邻省边境地区构筑有防御工事。蒋介石则以驻贵州之薛岳部威胁桂北边境，以驻福建的蒋鼐文部威胁粤东，调甘丽初部集中衡阳，以陈诚、卫立煌部集中湘、赣边境，并调集海空军，准备以海陆空协同作战的姿态来应付事变。
两广事变的进程可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广东为中心。“冬”、“支”两电发出后，陈济棠等一面在舆论上给蒋介石施加压力，一面积极展开军事行动。6月5日，陈致电蒋介石，敦促他“迅予领导全国实行出兵抗战”。两广要员纷纷进行公开演讲，倡言“反对内战，抗日救国”。广州、桂林、梧州等地曾爆发了反日大示威，抗日的集会、游行遍及两广的大中城市。受其影响，上海、北平、汉口、南京也爆发了盛大的反日游行；《大众日报》、《永生周刊》、《时代论坛》、《救亡情报》、《国难新闻》、《学生导报》、《南方青年》等抗日救亡刊物纷纷发表专论，要求国民党中央接受两广要求，“掉转枪口向北”,并吁请各地方当局联合起来，一致抗敌。一时间，声势浩大的抗日宣传热潮席卷全国。上海各界救国会指出：“西南当局的表示，是‘一二·九’以来民众救国运动的直接效果，半年来抗日战士的奔走呼号，终于得到了中国一大实力派的公开赞同。”(13)《时代论坛》则说：“我们认为不管西南这次出兵的动机如何，但他们的主张是正确的，因为抗战是中国今日每个中国人应有的义务。对西南的出兵，不仅不应阻止他，诬蔑他，而是应该劝他、督助他、拥护他。”(14)
比起强大的宣传攻势而言，两广的军事行动则并不成功。6月8日，西南联军攻入湖南境内，“欲一举下长沙而趋武汉”(15)。白崇禧为此曾多方联络何键，希望湖南能响应西南的行动。次日，蒋派陈诚急赴长沙，同时将中央军两个师运抵衡阳。白氏争取何键的计划终归失败，只好令第四集团军暂停前进。入湘既已受阻，两广在军事上显然就难有作为。
面对两广的政治、军事攻势，蒋介石一方面极力争取舆论的支持，一方面则对陈济棠的部下进行收买、分化。6月8日，蒋在中央机关总理纪念周上发表谈话，表示中央并无乘机解决西南的企图；又以“实现团结”,完成救国志愿为旗号，希望两广要员能“踊跃参加”即将召开的五届二中全会，“共决大计”。次日，蒋复电西南各委员：“华北危急，诚如电言，救亡御侮之道，中央与诸同志初无二致。惟须有一致之步骤、整个的计划，乃不致授人瑕隙， 自招分崩。……希饬所属各部队，勿因轻率之自由行动，致误救亡之大计。”西南方面于11日发出“真”电，对此逐一反驳：“中央若果有御侮决心，则日本正在华北增兵，何以不见中央向北开动一兵一卒，而反将北方及中部各省驻军纷纷向粤、桂压迫。”同一天，白崇禧派韦云淞去广州，向李、陈建议在广州成立抗日救国政府，以资号召。陈济棠却因粤省人心浮动，港币对粤币比价飞涨，震惊之余，仅同意设置抗日救国军事委员会，而不敢正式开府。6月份两广事变，就这样在密云不雨中走了下坡路。
时局发展到7月，奇峰突起，急转直下，蒋介石的收买政策立时见效。7月4日，余汉谋决定投蒋反陈，并率其第一军将领一面向蒋请示，一面调军准备对陈济棠“兵谏”。当天，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率飞行员四十余人，驾驶数十架号称国内无敌的广东飞机投蒋。至7月20日，广东空军的飞机全部飞抵南昌，转归蒋氏所有。7月13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唐绍仪等31名中委的提议，明令撤销西南两机关。同时，又通过了《组织国防会议及粤桂两省军事政治之调整案》,将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余汉谋吸收为国防会议会员，指定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负责整理全省军事”,陈济棠则被免去本兼各职。
7月14日，余汉谋在大庾军次宣誓就职，通电拥护中央，敦限陈济棠在24小时内离粤。16日，余即率军向韶关、翁源挺进，陈济棠部退集军田，斗志全消。眼见众叛亲离，大势已去，陈济棠无奈于7月18日乘英舰“蛾”号离穗赴港。临行前，他致电余汉谋：“救国责任，广东治安，袍泽维系，偏劳吾兄负其责。望善为之，以补吾过。”(16)然后将军政大权交李扬敬、林翼中暂代负责， 自己悄然离去。至此，宁粤对峙六年的局面于斯告终。
陈济棠离粤时，李宗仁亦乘轮到达梧州，7月19日转乘汽车回到南宁，两广事变乃进入第二阶段，重心自然移到了广西。此前，在7月1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下令免去陈济棠本兼各职的同时，却任命李宗仁、白崇禧为广西绥靖正、副主任，这显然是蒋介石安抚广西的手法，却也暗含着将来保持广西现状之意。粤陈迅速垮台，使广西更形孤立，李、白深感桂系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左思右想，只得决定对蒋采取和缓姿态，以资暂维现局。但同时仍调兵遣将，准备万一蒋方以武力图桂，则不惜背水一战，宁愿玉碎也不屈服。而此时的蒋介石，认为与广西作战乃不得已的下策，故只以大军围逼，“在军事上只作戒备，决不进袭”(17)。7月20日，李、白分电吴忠信、张定潘、黄绍竑，表示粤局变生仓卒，广西仍坚持抗日主张，如中枢真诚抗日，则广西军民竭诚拥护，务期毋负初衷，乞将此意转达。李、白从7月20日到25日给中央的电报中，都流露出缓和之意，并电告军委会，拟于8月1日就任广西绥靖正、副主任，请中央派员监誓。
蒋介石开始时决定和平解决广西问题，故只以武力包围，欲迫李、白就职即罢战言和。但李、白在十余天后才有就职的表示，而熊式辉、杨永泰、钱大钧等人在蒋耳边频频言战，认为现在正是调虎离山，压迫李、白离桂，从而彻底解决广西的千载一时之良机；蒋介石因此而态度陡变，“顿食前言”。7月25日，国民政府发布明令，免除李、白广西绥靖公署正、副主任之职；另任李宗仁为军委会常务委员，白崇禧为浙江省主席；特派黄绍竑、李品仙为广西绥署正、副主任，负责处理桂局善后。很明显，蒋介石此举是要强使李、白离桂，彻底削除其兵权，根本摧毁桂系的老巢。当晚，李、白在南宁召集军政首脑举行紧急联席会议，决定拒绝中央的“乱命”,必要时决一死战，“成败利钝，在所不计”。随后，蒋介石一面再三电催李、白速就新职；一面调集大军，由顾祝同指挥汤恩伯、薛岳等军窥伺桂北，陈诚的第18军循西江而上，余汉谋军进逼桂南，何键部则进逼桂林，“一时大军云集，自四面而来的不下四五十万人，剑拔弩张，遥遥向广西逼近”(18)。桂方亦不示弱，迅速将部队扩编为44个团，“弓上弦，刀出鞘，预备与中央军一决雌雄”(18)。
7月29日，李、白在南宁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扩大组织，筹备成立军政府。次日，再开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于8月5日组织军政府，内定李宗仁为主席，李济深为副主席，白崇禧为全军总指挥，蒋光鼐、蔡廷锴、刘芦隐、林翼中等任政府委员。此时，蒋桂两军在边境地带已然交战，大规模的内战似乎一触即发。然而，全国人民反对内战的呼声不断高涨，蒋桂双方均不能不有所顾忌。程潜、黄绍竑、刘斐等人则多方奔走斡旋，力主蒋桂言和。蒋亦深知，战争一旦打响将不可收拾，陷进西南泥坑，势必无力处理西北及绥远问题。通过国共秘密谈判，蒋介石也了解到中共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对自己的态度更有了变化(即不主张反蒋),再加上冯玉祥等人的一再劝说，种种因素汇集起来，使蒋的态度又迅速软化下来。
8月11日，蒋偕宋美龄、陈布雷飞抵广州，召集长官会议，研究和平解决桂局办法。经过黄绍竑、刘斐的穿插联络，双方初步接触后，蒋提出了解决广西问题的主要条件：(一)白崇禧就浙省主席职，或出洋考察；(二)李宗仁暂留广西；(三)桂政局由黄旭初主持；(四)桂军由中央另颁番号，改编为六个师。17日，李品仙将上述条件带回广西，李、白立予拒绝。当天，李、白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一)召集非常会议；(二)设立“中华民国人民抗日救国军政府”,由李宗仁任主席，白崇禧、蔡廷锴为副主席；(三)组织军部，李任总司令，蔡、白分任第一、二两路军前敌总指挥。8月20日，蒋介石在黄埔召程潜、陈诚、余汉谋、熊式辉、黄绍竑等举行会议，决定派唐星、邓世增、舒宗鎏赴南宁议和。翌日，此三人飞抵南宁，传达蒋介石的议和新条件：(一)黄绍竑仍任广西绥署主任；(二)白崇禧必须出洋，浙省主席名义仍保留；(三)黄旭初留任桂省主席；(四)桂军改称第五路军；(五)中央军不开入广西，但党务由中央派员整理。李、白为了试探蒋氏的谋和诚意，特提出五项条件，交唐、邓、舒于22日带回广东。这五项条件是：1. 解放救国言论及救国运动；2. 撤南下之兵北上抗日；3. 从速决定抗日救国计划及实施时期；4.李留任广西绥署主任，黄绍竑仍回任浙省主席；5.第1条实现，第2条开始，即宣布就职。23日，刘斐赴穗与蒋谈判，蒋基本同意李、白所提条款，表示收回调李、白离桂的成命，由中央补助广西若干财政与复员经费。随后，程潜、居正、朱培德、王宠惠等代表蒋方，与广西继续进行谈判。至9月4日，广西方面决定，只要蒋答应抗日，又保证维持广西现状，即罢战媾和。遂提出议和方案八条：1.重申解放抗日救国运动及言论、集会、结社自由；2.撤退南下各军，恢复各方交通；3.确定抗日计划及时期，务求在最短期间实现；4.李宗仁任广西绥靖主任，并保留第四集团军；5.白崇禧以军委会常委名义出国考察；6. 广西党政人事一仍其旧；7. 广西军队保留三个军，军费由中央补助；8. 以上各条除第三条保密外，余均电蒋以谈话方式宣示国人。当天下午，居、程、朱等携此方案返粤复命，蒋大体采纳。9月6日，国民政府明令：改派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特任军委会常务委员；黄绍竑仍任浙省主席。至此，两广事变卒以和平解决而告终。
紧接着，广西善后问题也逐次进行。9月9日，陈诚赴桂整理军事，桂军改为第五路军，下设五个师，由王赞斌、周祖晃、覃连芳、苏祖馨、贺维珍分任师长。9月14日，李、白发出和平通电，略谓：“宗仁痛念国家危亡，激于良心职责驱使，爰有前此请缨出兵抗战救亡发动，惟一目的即欲以行动热忱吁请中央领导，俾能举国同仇，共御外侮”,“今后一切救国工作自当在中央整个策略领导之下，相与为一致之努力。”16日，李、白与黄旭初在南宁分别就任桂省绥靖主任、军委常委及桂省政府主席职。17日，李宗仁与黄旭初、程潜、黄绍竑等飞抵广州见蒋，“自此大家言归于好，共赴国难”(19)。蒋闻李来，不惜降尊纡贵，先赴“继园”登门拜访李氏，并“与李同摄一影，消息传播，薄海欢跃”(20)。
历时三个月的两广事变，是在中华民族危机步步加深的情况下，国民党营垒中的一次大分裂；就某种意义而言，也可以说是国民党中抗日救国之贤豪，“不满蒋氏降日卖国之所为，而蹶然揭出正义之旗耳”(21)。虽然西南的反蒋，不免夹杂有权位地盘等不正当的动机，但在客观上对全国抗日救国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对逼蒋抗日也起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