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逼迫张、杨继续“剿共”

张学良、杨虎城的联共抗日活动，蒋介石早就得到国民党特务的密报。对张、杨违抗“攘外必先安内”基本国策的行为，蒋是根本不能容许的；可是由于两广地方实力派发动“六一”事变，出兵湘南，与南京形成武装对峙局面，1936年夏秋季节，蒋不得不集中力量对付两广，一时无暇顾及西北。当蒋解决了两广事变，消除了后顾之忧后，立即把目光转向西北。
广西问题刚刚解决，蒋介石就于10月22日来到西安。尽管当时华北的局势岌岌可危，日军已大量增兵华北，并正在唆使和支持蒙伪军进犯绥远，蒋介石仍逼迫张、杨继续进行“剿共”内战。他在下榻的临潼华清池分别召见张学良、杨虎城，宣布继续“剿共”的计划。张学良性格豪爽，明确表示反对继续“剿共”,向蒋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并说这不只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东北军全军的主张。杨虎城性格深沉，只是委婉地说他个人服从命令没问题，但下面官兵的“剿共”士气低落，抗日热情高涨。蒋向张、杨表示他的“剿共”计划不变。
10月27日，蒋介石到王曲军官训练团，对五六百名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军官们说，我们革命军人要“分清敌人的远近，事情的缓急。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是不革命”。国家对这些人“是要予以制裁的”^[1]。
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五十岁生日。10月29日，蒋由西安前往洛阳，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名为“避寿”,实则调兵遣将，部署新的“剿共”内战。几个月前被调到两湖地区对付两广事变的那些蒋的嫡系部队，如今又奉令北返，三十来个师集结在平汉铁路的汉口至郑州段和陇海铁路的郑州至灵宝段，随时可开往陕甘；而万耀煌所部第十三师则将开往陕西咸阳。蒋还决定，如张、杨不服从他的“剿共”命令，就把东北军、十七路军调离陕甘，让他的嫡系部队前来担任“剿共”任务，由原福建绥靖主任蒋鼎文任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卫立煌、朱绍良、陈继承也被任命为一个方面的总指挥。
蒋在洛阳期间，张学良曾两次前往诤谏。第一次是与阎锡山结伴同去，二人向蒋祝寿后，劝蒋停止内战，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遭到蒋的严词拒绝和斥责痛骂。蒋在洛阳阅兵后在礼堂训话，张学良在台下听讲，蒋除大骂共产党是大汉奸外，还痛斥“主张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张“聆听之下，如凉水浇头”,“沮丧万分，回至寝室，自伤饮泣”^[2]。
绥远抗战爆发后，张学良于11月27日给蒋写了一份“请缨抗敌书”,要求率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开赴绥远抗击日本侵略，又遭到蒋介石拒绝。
为部署新的“剿共”内战，蒋介石于12月4日从洛阳再次来到西安。此时，蒋的高级军事将领陈诚、卫立煌、蒋鼎文、陈继承、朱绍良等也陆续来到西安。蒋到西安后，开始实施他的“剿共”计划。由于张、杨向蒋反映广大官兵积极要求抗日，“剿共”士气低落，他这次来西安后便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师旅长以上军官一个一个地召到他的住地华清池训话，要求这些军官带领部队积极参加“剿共”。他还对东北军军官们许诺，他一定带领大家抵御外侮，收复失地，打回老家去，但首先必须服从他的“剿共”命令。他向张、杨提出两个办法供他们选择。第一个办法，服从“剿共”命令，把东北军、十七路军全部开往陕甘前线，进剿红军；第二个办法，张、杨如不愿剿共，则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十七路军调往安徽，把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剿共。显然，这两种办法，张、杨都不能接受。在民族危亡迫在眉睫，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深得人心，抗日救亡运动走向高潮，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局面已经形成的条件下，蒋介石逼迫张、杨继续“剿共”,这成了引发西安事变的根本原因。诚如周恩来后来所说：“历史应该公断，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