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黄佳酿熟 一醉一陶然

陶然亭在北京的南城偏西，是一个有山有水、湖光山色相映成趣的地方。园中的湖泊东与龙潭湖相对，北与三海相望。全园占地面积59公顷，近300亩湖面占公园面积的三分之一。
湖泊从园北一个叫窑台的地方，向南分东西两面伸展，构成一个不规则的长椭园形，环抱着一个葫芦形的小岛，陶然亭就在这小岛的西南端。现在，挖掘湖底的泥土堆成的七座连绵起伏的小山早已是郁郁葱葱，一派盎然生机。陶然亭声名也因人们的吟咏而远播全国。
陶然亭的历史颇值得咀嚼。
问江藻：是亭还是轩？
江藻字鱼依，又名用侯，湖北汉阳人，懂建筑，且长于诗文。清康熙时曾任工部官员，监修过紫禁城中太和殿。有《太和殿纪事》、《龙岩县志》、《陶然亭诗草》等著作问世。陶然亭就是他建的，因此，又称“江亭”。陶然亭是三间敞轩，为什么是轩却名亭？对此，有两种说法。我国历史上有十里一亭的制度，建亭供路人休息。封建士大夫自称为“宦海游人”,到这敞轩中聚会，就是在宦海中的临时休息，故以亭名之。江藻在《陶然吟》序文中说：京城南隅有慈悲庵，居南厂之中。康熙乙亥岁，余以工部郎官监督厂事，公余清暇，登临览观，得至其地。庵不数楹，中供大士像，面西有陂池，多水草，极望清幽，无一点尘埃气，恍置身于山溪沼沚间，坐而乐之，时时往游焉。因构小轩于庵之西偏，偶忆白乐天有一醉一陶然之句，余虽不饮酒，然从九衢尘土中来此，亦复有心醉者，遂名曰陶然，系之以诗。另一说法云：先有亭，后改亭为轩，而名称依旧。
辽金石幢自安详
陶然亭在慈悲庵西厢。慈悲庵是一座创建于元朝的古刹，曾叫“招提胜境”,也称观音庵。清康熙二年(1663)重修。殿前阶下有一石碑，上刻“创于元，沿于清”字句。陶然亭未建之前，慈悲庵只是一座靠近苇塘的孤庙，正如翁方纲楹联所说：“烟笼古寺无人到，树倚深堂有月来。”
慈悲庵的院落南北向，山门上有一块长方形的石额，上刻“古刹慈悲禅林”。门内檐挂着一块横匾，有江藻手书“陶然”二字。入山门是三间南殿、三间北殿还有一排后配殿。南殿叫准提殿，供准提菩萨；北殿叫观音殿，有三大士塑像。陶然亭小轩在庵里偏西处。
慈悲庵有一个著名的金代石幢，为金太宗完颜晟天会九年(1131)的遗物。这是一座有5尺来高的八面形的石塔，上面刻着间错排列的五尊佛像，还有三段梵文咒语。金幢上的佛像，个个螺髻袒胸，脑后有火焰纹圆光，盘腿而坐，神态安详，各佛手势不同。
庵东跨院有文昌阁，阁前还有一辽代石幢，全名叫“慈智大德师佛顶尊胜大悲陀罗尼幢”。它立于辽寿昌五年(1099),幢文记载慈智大师寿昌四年三月九日圆寂、五年四月十三日葬于辽南京城的东郊，石幢就是慈智大师坟上的纪念物。
文昌阁阁下原供奉梓潼帝君(道教所奉主宰功名、禄位之神)、魁星(奎星，主宰文章兴衰之神，其形头似鬼，一足后翘、一手持笔、一手持斗，笔点中之人便会中举)。阁上奉祀玉皇大帝，故清朝年间进京应试的举人入试之前蜂拥而至，求神佑护。
陶然亭在慈悲庵最西，是一三间敞轩，外加游廊，南墙是江藻《陶然吟》和其族兄江臬《陶然亭记》两块嵌于墙上的石刻，北墙原有樊增祥《彩云曲》、《后彩云曲》和张大千的《彩云像》。
诸公衮衮皆才彦
元明时陶然亭水泊错落，为一萧索荒野。至清代，蒲渚参差的窑台成为京都士人登眺的胜地。一些诗人以窑台有伤清雅，改称“瑶台”。几百年来，秋雨春风中流传着不少文人佳话。
窑台西有古庙称龙泉，寺旁有野凫潭，极其清幽，明英宗正统年间智林和尚重修过这座小庙，后来在清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年间又几经修缮。这小小的龙泉寺当年香火颇盛，也留下许多故事。龚自珍有一首七绝：“朝借一经覆以簦，暮还一经龛已灯。龙华相见再相谢，借经功德龙泉僧”。记述了他向龙泉寺住持僧借经阅读之事。写有长达二十卷的《国策地名考》的史学家程春海，清嘉庆年间就长期借住龙泉寺编撰此宏篇巨制。为此，学者阮元曾邀著名画家戴熙绘制了一幅《龙泉寺检书图》纪念他，许多同代名人都在图上题词。清末许多维新人士都到过陶然亭。变法失败以后，谭嗣同、刘光第、杨深秀、杨锐、林旭、康广仁六君子被西太后下令杀害于宣武门外菜市口，康有为胞弟康广仁牺牲后，灵柩就曾存于龙泉寺。变法重要人物谭嗣同出生在离陶然亭不远的烂漫胡同里，长大后在北半截胡同浏阳会馆的“莽苍苍斋”写下许多著述。他从小就在兄长带领下到陶然亭游玩，看到的是清末中国的衰败景象，他十二岁时，瘟疫同时夺去了他母、姊、兄三位亲人，他从此随父在外飘泊十余载，再回陶然亭畔时已是二十八岁。重登窑台，思绪联翩，他不禁写下一篇《城南思旧铭》,深深地叹息道：“……余于城南，乌乎忘情，又乌乎与言哉！”“明明城南，如何云忘？城南明明，千里恻怆！”谭嗣同为中国的变法图强奔走呐喊，年仅三十三岁即为中国血洒城南。
事隔十五年后的1913年，袁世凯欲窃国称帝，怕著名革命党人章太炎(炳麟)反对，章太炎从上海一到北京，袁就派宪兵将他监视起来，并不准他发表文章，章太炎只得决定南下。与共和党朋友们话别时，他们以骂袁作酒令，“一人骂则众人饮，不骂者罚”。1914年1月6日，章太炎即将南返，却被袁派出的宪兵押解到陶然亭龙泉寺软禁起来。章太炎在这里两次绝食，“以死争之”,并写下了《致袁世凯书》。在龙泉寺被监押一百四十余日后，押至钱粮胡同一旧宅，直到袁世凯死去，才重获自由。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领导湖南公民驱张总请愿团到京，陶然亭是他召集会议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邓中夏、周长宽、易克嶷等人，在陶然亭讨论驱张斗争的问题，并在慈悲庵古槐下合影留念。1920年8月16日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曙光社”、“人道社”、“青年互助团”、天津“觉悟社”五团体代表二十多人，在陶然亭慈悲庵准提殿后西配殿中召开了联席会议，李大钊、周恩来、邓颖超、郭隆贞、刘清扬等出席了会议，确定了“到民间去”的道路。
国画大师齐白石曾有一幅《月下寻归图》,题诗曰：“草庐三顾不容辞，何况雕虫老画师。海上清风明月满，杖藜抉梦访徐熙。一朝不见令人思，重聚陶然未有期。深信人间神鬼力，白皮松外暗风吹。”诗与画记下了齐白石与徐悲鸿的一段友谊，徐悲鸿以艺术学院院长身份，三次登门邀白石作艺术学院国画教授，二人结下深厚友谊。后徐悲鸿因无法忍受保守势力围攻，愤然辞职南下，齐白石为他送行并作诗画相赠。二位大师与陶然亭有深厚感情。齐白石八十二岁重游陶然亭，又购下锦秋墩一块墓地，打算百年后葬于此。
陶然亭畔锦秋墩北坡前松林中，有两座合为一体的墓地，就是高君宇石评梅墓。高君宇是中国早期的共产党人，三十岁时因阑尾炎猝发而去世，人们根据他生前遗愿将他安葬于陶然亭畔。石评梅三年以后也追随高君宇而去，仅二十六岁。人们将她葬在她一往情深的爱人身旁，为他们竖起两块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墓碑。
龙泉寺东南角不远处曾有一座龙树寺，因这里曾有一状如龙爪的古槐，故名。旧名兴诚寺，唐代所建。明朝名臣杨椒山弹劾严嵩被害，灵柩就曾停放于此。清道光年间，僧人海昌因崇拜杨椒山气节，特重修寺院，供奉杨的画像，一时名动京师。张之洞在湖北学政任满回京后，亦常邀文人名士来此作诗酒之会。张之洞，同治进士，历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等职，是晚清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他曾反对过崇厚与沙俄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在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任上都有政绩。1895年他曾捐五千金列名北京强学会、上海强学会，而次年北京强学会遭禁时，他却下令查禁上海强学会及《强学报》,并撰《劝学篇》,把当时资产阶级维新思潮的传播说成是“邪说暴行、横流天下”,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反对戊戌变法，吹捧清朝政府。
张之洞常邀人同游龙树寺，在此进行学术辩论等党人的“清议”活动。他们也分南北两派，张之洞为北派首领，推崇李鸿藻。张曾有《龙树寺》、《龙树寺西楼》等诗，并出资在寺内建了一排厅堂，因近倚危楼、遥对苇荡，故名“蒹葭䔟”,又在“蒹葭䔟”东侧建别墅一座，名“抱冰堂”。他死后，其弟子在抱冰堂供奉了他的画像。
窑台荒冢千古谜
陶然亭锦秋墩有两个并排而立的小冢，一曰香冢，一曰鹦鹉冢。这两个小冢有许多故事和传说。香冢前曾有石碑一通，上刻铭文曰：“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明月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灭，一缕烟痕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铭文之后有绝句一首：“飘零风雨可怜生，香梦迷离绿满河。落尽夭桃又浓李，不堪重读瘗花铭。”这哀婉动人的文字，记述了什么样的故事呢？有人说曾有一外省举子来京会试，与歌妓蒨云相恋，举子却无力救蒨云出苦海，一富商欲买蒨云作妾，蒨云无奈自刎身亡，举子悲痛欲绝，用这一抔黄土埋葬了这位姑娘。又有人说，这里埋的不是蒨云而是京师名妓李蓉君，更有说是乾隆宠妃香妃。有些传说则带点政治色彩，说清人入主中原，令汉人更衣改冠，一明朝遗老在此设一衣冠冢，并假托美人香草之名祭奠之。也有人说这香冢并非衣冠冢，是清一御史的奏章，因不得皇帝赏识，故弄此玄虚，埋于此地。更有人说，这香冢中埋葬的，不是他物，恰恰是进京应试的书生们把玩了一生的纸墨笔砚、诗文试卷。当中痛楚，何人能体会？
鹦鹉冢与香冢并肩而立。相传就是那个叫张春陔的清御史，同时作两小冢，埋下了奏章谏书。又传说晚清时，一学者名邓完白，携一白鹤一鹦鹉到京，邓对它们十分珍爱。不料，一天他正与好友张惠言闲谈，他家的大狸猫却将鹦鹉咬死，邓完白痛惜倍至，张惠言建议说：“尝闻陶然亭有鹦鹉冢，现今已然不存，你何不将此鹦鹉埋入，以续前人故事呢？”于是，这里成了真正的鹦鹉之冢。
锦秋墩还有醉郭墓，醉郭名瑞，北京西郊人，庚子之变中破产，流落街头，讨钱买醉，并沿街演唱“庚子拳变”前因后果。死后，北京报界名人彭翼仲集资将他葬于此，碑阳为彭手书碑名，碑阴有林琴南撰、祝椿年书的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