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应丰 将军吟

作者简介 莫应丰，湖南益阳人，1938年生，当代著名小说作家。1961年肄业于湖北艺术学院，同年参军。曾在广州军区文工团担任过乐队演奏、作曲工作，后任文工团创作员。1970年从部队转业后至湖南长沙市文化工作室 (文化馆)工作，任文学创作组组长。1978年调至湖南潇湘电影制片厂任创作员。1989年2月病逝。生前为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莫应丰从1972年起开始文学创作，以写作短篇为主，后专事长篇创作。从1972年至1979年，先后出版有《小兵闯大山》、《走出黑林》、《风》、《将军吟》等长篇小说。《将军吟》197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获中国首届 “茅盾文学奖”。
内容概要 南隅市。空军新编第四军团司令员彭其的家，歌声高亢，琴音响亮。司令员的女儿湘湘与文工团歌唱演员赵大明的爱情关系正在进一步的发展之中。但他们并不感到由衷的快乐。一种莫名的惆怅与隔膜无形地横亘在他们中间。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正在这两个年轻人的心中掀起不同的波澜，也使这个幸福的家庭失去了已往温馨宁静的气氛。赵大明从军团政治委员的女儿陈小炮的不慎失嘴中得知，一向耿直磊落的彭其司令员在空军的一次高级会议上，向空军最高领导吴法宪提出了激烈批评，对此，北京的有关人士极为不满。彭其的这一举动，犹如一颗定时炸弹，使所有知情的人都感到震惊、恐惧与不安。赵大明经过深思熟虑，在度过一个不眠之夜后，决定暂时斩断和彭家的联系，站到了以“革命家”范子愚为首的造反队伍中。彭其的秘书邬中更落入了恐慌之中。经过和妻子刘絮云的反复论证，决定重新找一个靠山。于是，邬中及其妻子很自然而且顺利地投入了军团头一号人物，北京方面的红人，宣传部长江醉章的怀抱，为其效犬马之劳。在江醉章的唆使下，一心只想造反的“革命家”范子愚，早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与狂喜，像一条暴怒的狗，随时准备扑向目标。彭其对将要发生的一切早有预感，他决定对这批革命狂给予初步的教育。兵团大规模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终于到来了，范子愚们首先把目标确立为冲击政治部大楼。按照彭其预先的布置，范子愚们没有成功。赵大明也参加了这场斗争，在他的努力下，这场造反才没有一败涂地。范子愚等一百多人被暂时关起来，他们荒唐无知的行动本来有足够的理由对其绳之以法，但彭其并不想那样做，他只想让他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革命。他以自己四十多年的党性和年龄，以血与火的经验，和他们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流。赵大明等亲耳聆听了老将军激动人心的人生与革命的教育。但别有用心的江醉章却把彭其长达四个多小时的讲话录了音。至此，兵团的革命运动的锐气，在彭其等人的人格与党性面前，遭受了初步的挫折。江醉章等更深刻地认识到，不打倒彭其，兵团的革命运动便无法开展，而这个时机正在到来。为此，在其精心策划下，突然袭击，以反革命为名，揪斗了彭其的老战友，兵团管理处处长胡连生，只因他公然顶撞并痛斥江醉章等专门搞鬼，专门害人，公然表示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感态度。面对胡连生被突然揪斗，彭其异常震怒但却无能为力，他感到魔鬼正闯入军营，一座无形的大山正向他压来。他充分认识到了这场斗争的艰巨性与复杂性。在彭其的暗中保护下，胡连生被从造反派手里保释出来，暂时获得了人身自由。而暗地里，江醉章正在罗织罪名，在北京方面的授意下，加紧了迫害彭其的阴谋活动。胡连生事件发生不久，他们竟在光天化日之下，突然绑架了彭其并秘密地关押起来。彭其的家属也遂遭迫害，被下放到农场进行改造。在江醉章的信任与重用下，赵大明被责以整理彭其的“黑”材料，在整理过程中，他发现所谓的“篡党夺权”的录音是伪造的，他陷入了被蒙蔽后的巨大痛苦之中，经过一系列活生生的教育后，他开始警觉起来。在掌握了彭其的“黑”材料后，彭其被带到北京继续交待其罪行，而江醉章因为打倒彭其有功，被北京方面委以四兵团政治部主任。目睹这一切，彭其的老战友政治委员陈镜泉无能为力，无法提供哪怕是细微的保护，他压抑着内心巨大的痛苦，不得不任这一切继续进行下去，并不得不充当兵团革命的领导者，审查彭其的直接负责人。彭其对此备感失望，陈镜泉的软弱表现深深地伤了他的心。在北京，彭其不卑不亢，拒不认罪，被撤销了一切职务后留在了北京。在风雪交加的除夕之夜，彭其借酒浇愁，醉后不慎从桥上摔下来，恰被路过的老工人赵开发救起，原来这人竟是赵大明的父亲。赵大明也赶到家中，见此情景又惊又喜。在父亲的教育下，他彻底悔悟，越发感到了这场革命的破坏性与罪恶性，他决定保护彭其。失去了江醉章信任并被一脚踢开的“革命家”范子愚，只身进北京抢功，被一致拒之门外，落得流浪街头。在北京看大字报时，无意中发现江醉章原来是曾经变节的叛徒。他想关键时刻要挟江醉章。彭其的腿伤愈后，又被送回南隅继续交待罪行。江醉章欲置彭其于死地，命已升为兵团党委办公室主任的邬中亲自处理这件事。遵照江醉章的指示，邬中把彭其秘密关进了一间又湿又阴的石头小屋，对其进行肉体与精神上的双重迫害，把直接看管彭其的任务交给了赵大明。无奈，赵大明只有从命。范子愚掌握了江醉章历史材料的事终于让江醉章知道，他反戈一击，把范子愚打成了反革命分子，范愤怒绝望而后堕楼自杀。对此早有留意的赵大明在范自杀的现场获取了有关江醉章的材料，并巧妙地带了出来。他决定复员并把材料转给了陈镜泉政委，陈镜泉恍然大悟后陷入了更深更痛苦的自责中，但是，一切都已无法挽回；胡连生遭迫害、彭其被治罪，副司令被迫害自杀，整个部队从机关到前线已全部瘫痪……在陈镜泉痛苦悔恨之时，在北京的周总理打来了电话，要接彭其去北京，以免其继续遭迫害。彭其又恢复了自由并重新焕发了生命的活力。与亲人战友们一一告别后，登上了去北京的飞机。目送彭其的专机起飞，陈镜泉突然感到天旋地转，终于昏倒在机场草坪上。
作品鉴赏 作为诞生在灰暗土壤里的一棵生命树，《将军吟》的出现，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讲，都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乃至中国当代文化思想史上的一个奇迹。它的出现本身，它的成功与缺憾，贡献与不足，都值得我们给予特别的关注与探讨。面对这一充满了悲剧情感，同时也充满了自我剖析精神的作品，你无法保持局外人的镇静，无法掩藏自己的灵魂；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永远不会死去的文本，它在毫不妥协地把我们提升到自我证明的人生状态后告知我们： 什么是真正的艺术及艺术秉赋。这一切皆来自思想的芦苇对于混沌世界的困惑，对于铁一样真实坚硬的意识形态生活的怀疑和抗拒，来自个体存在与群体活动的对峙与较量。《将军吟》讲了一个有关文化大革命生活的故事。现在看来，这个故事的价值并不在于它从正面表现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从而给历史留下一面镜子，而在于这个故事本身所蕴含的深度超过了正常的历史理解力与想象力。与正面的时代生活相比，作者的笔端显然更多而且频繁地沉溺在个人生活的世界里，显然更倾向于个人的情感反应与心理态度，在谁也说不明白的非理性的颠狂、盲目、任意、破坏与无能为力的状态中，时代成为了一个沉重的阴影，成为了一个“魔鬼”:是什么“魔鬼”跑进来作怪使一个堂堂的集团军司令竟失去了掌握小小会场的权利？是什么“魔鬼”的凭附使得每一个人都不属于自己使生活失去了基本的秩序？像马尔克斯笔下的那场加勒比的飓风，时代在这里变得神奇并富有“魔力”。对这种魔力作者无力索解也无须索解，解决人与历史的尴尬也许是人类社会永远的责任，能够发现这种境遇并表现出来昭之芸芸众生，对一个小说家来说，已经近乎一种刻意与苛求了。在这个意义上，《将军吟》已经让新时期之初一连串的艺术动作相形失色了，莫应丰在1976年的思考令当今所有进行文学操作的人都感到了沉重的失语。然而，作品的深度并不仅限于此，与社会批判双重进行的是对构成基本社会单位的个体生存活动的审视与分析，在社会生活的背景上，拷问了自我的灵魂，通过对个体诸生相诸心态的陈列，让我们看到了潜伏在每个人心中并相机出来表演的“魔鬼”:原始本能的恶欲。贪婪、自私、破坏……正是这些阴暗不安的成份，才使得人在更多的时候失去掌握自己的机会而去听从冥冥之中的魔鬼的笛音。但可悲的不是人无力抵抗“魔鬼”的诱惑，而是根本不肯倾听自我心灵的回声，根本不去营造自己的意志之墙来阻碍“魔鬼”的出入。彭其司令员的秘书邬中、门诊部护士刘絮云、“革命家”范子愚、文工团员邹燕……这一干小人物之所以纷纷参与到一场罪恶中去不能自拔，就在于他们对社会生活流的主动委身与自觉投靠。最能够说明问题的就是那个经常被剧中角色所感动得落泪的话剧演员邹燕，在参与对老红军胡连生的斗争时，良好的本能使她面临惨剧的发生时竟控制不住落下眼泪，但她宁可选择去厕所擦去软弱可耻的眼泪后继续斗争，而不选择听任眼泪流下来，选择自己的良知。从这个角度看来，所谓“文化大革命”悲剧乃至任何一场历史悲剧的发生与延续，作为社会个体的每一个人，也许都该担负不可推卸的罪责。遗憾的是这一思想在1976年以后许多年里的中国文学和思想理论的发展中都无法找到回声，只在一部八旬老人写就的《随想录》里才达成共识。这种结果不能不引人深思。《将军吟》最初创作于1976年3月至6月，正值“文革”行将结束的前夕。但是，像“文革”最初的岁月一样，社会意识仍然处于盲目肯定的状态，残缺的感性的迷狂仍然凭附并占据着全体的社会心灵，“革命”胜利后新生活的幸福还像一轮初生的太阳令人陶醉。一切都罩在和平神圣的光圈里，新时代消息杳杳无期。作者所面对的就是这种近乎绝望的虚无和永恒，除了自己的心灵和眼睛之外，他无所借助也无复依傍。在这样的条件和环境下能够产生上述否定的思想并把这一思想表达得如此细腻，恐怕不是单凭一种单纯的冒险精神所能达到的，也不是所谓“写真实”的创作方法所带来的正效应，而应归纳于一种深刻的艺术哲学思想：真正的艺术不应是时代生活的寄生品，不是对传统的重复，而应为时代形象、为传统提供一种可资参照的价值体系； 它缘于一种毫不媚俗的独立意志，缘于对表象性质的思维方法的摒弃，缘于艺术家对自我心灵连续不断的倾听与辩析。离开了这些原则，艺术将失去所有的庄严而沦为一种肤浅的风雅形式，成为一张空洞的标签。《将军吟》正是在这些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本。除此之外，《将军吟》做表达体系、表达机制也基本近于完整而健康，生动如生的人物形象，叙述基调的沉著与抒情，语言风格的清新与朴实，连共时性组接中呈现历时性流动的结构等等，都具有自己个性的特征而较少当时文学习尚的影响。只有在个别人物形象的塑造特别是在宣传部长江醉章的形象上，明显地存留了“反面人物”时代特征，明显地接受了阶级斗争文学意识的影响，这是避免不了的。任何具有独立意志的作家在枝节的细节方面都免不了趋俗，否则就是“超人”了。但在逻辑上，“超人”根本不存在。这样看来，《将军吟》的缺憾是必然的，是命里注定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