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东轩记》原文、赏析和鉴赏

苏辙

元丰三年，十二月初八日，眉山苏辙记。

这篇文章写于宋神宗元丰三年 (1080) 十二月初八，是苏辙就任筠州盐酒税监吏时作。元丰二年八月，苏轼被人参劾以诗“谤讪新法”的“乌台诗案”被捕入狱，苏辙上书神宗皇帝，请求以自己官爵为苏轼赎罪。次年苏辙即由应天府 (今河南商丘县) 判官贬为筠州 (今江西高安县) 监盐酒税。这篇记文记叙的就是他就任该职后早出晚归，繁忙劳累的生活，以及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求仕还是求学的思想矛盾，反映了他在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下苦闷、徘徊的心境。同时从作者深刻率直的自我思想剖析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苏辙诚笃善思，敏悟求进的一个性格侧面。

这篇《东轩记》与两年后写的《黄州快哉亭记》，虽在同一贬所，写的同是亭楼记体文，风格却迥然相异，《黄州快哉亭记》写得词采飞扬，情怀浩荡；《东轩记》却写得平实、质朴，甚至格调略嫌低沉、黯淡。文章结构可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自然段，采用叙述写法，作者自述到任时面临的困境和就职后紧张忙碌的生活，而以“东轩”的辟建和闲置穿插其间，借以叙事。文章首句“余既以罪责监筠州盐酒税”，交待了作者就任新职的缘由，是“罪谪”，只此一言，失意感已溢于辞间。贬所又是一副什么样呢？“未至，大雨。筠水泛滥，蔑南市，登北岸，败刺史府门。”几句简略的叙述，便将当地严重的水灾情况写出来： 在作者到来之前，筠水泛滥，淹没了南岸的市场，漫上了北坡，冲坏了州府的大门。而盐酒税监所，面临江边，“水患尤甚”，作者到达贬所时，连安身之处都没有，只好请求上级，借用户部巡察使衙门暂居。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冬十二月，才将“敝不可处”的盐酒税制所“支其欹斜，补其圮缺”，修复起来； 又“辟听事堂之东为轩，种杉二本，竹百个，以为宴休之所”，这就是篇名所说的“东轩”。“宴休之所即休息消闲的地方，在其周围种了百来棵竹木，简直可称得上一小片竹林，花费如许劳动营建“东轩”，是为了有一个幽雅清静之地，以供读书休憩，也能看出作者是个喜爱闲静的人。可是实际情况怎样呢？ 文章用一“然”字转折，与建轩意图相对照，构画出监盐酒税小吏紧张嚣扰的生活。原来监盐酒税职事是三个人的工作，作者来后，其他两人“适皆罢去”，这样三个人的事情落到一个人的头上。宋朝实行盐酒专利制度，利润较大的盐酒买卖由政府掌握，不许民间经营。所以，作者白天在市场上要“鬻盐沽酒”，做盐酒生意，又要收市场上猪、鱼等交易的税。以“斯文”之身厕于商贾之间，已是难为；再加宋朝实行“磨勘”法，根据官吏的功过行能定期考核，决定擢升还是降迁，苏辙为了完成规定的征税额，还要与商贩们去“争寻尺以自效”，其烦难窘迫之状可以想见。寻尺，古代长度单位，一寻等于八尺。表明作者毕竟不是寻常商贩，在蝇头小利上与商人斤斤计较，讨价还价，来完成自己的事务。同时也见出其斟酌用词，是力求准确的。白天如此紧张忙碌，到了晚上，一天下来，“筋力疲废”，“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而一天亮，又要“复出营职”。当初不惮劳苦营建的东轩，原想闲散时读书歇休时用，而今只是“每旦暮出入其旁”，终不能安于其内，所以“顾之，未尝不哑然自笑也”。这种失笑，可说是无可奈何之笑，自我揶揄身不由己之笑，自是苦味居多。

在接下的第二部分，包括第二、三两个自然段，作者以颜回、孔子为楷模，结合自己自监盐酒税以来的生活体会，对照参悟，展开议论，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作者首先以颜回安贫乐道的高行，对照检讨自己“未闻大道、沈酣势利”的过去，表示了向往“颜氏之乐”的道德境界。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论语》一书中多有孔子称叹颜回的言论，在“雍也”一章中孔子赞道：“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经过这段盐酒税小吏的生活体验后，作者理解孔子之话有了新意，以前对于颜回守贫不仕的行为不以为然，认为即使做个“抱关击柝”的阍者或者更夫，也尽可自谋生养，“何至困辱贫窭，自苦如此？”自来筠州后，整天“勤劳盐米之间，无一日之休。“虽然想离开喧嚣熙攘的市场，摆脱繁杂琐碎的事务，回到东轩这个“道德之场”，而每被杂事“动而留之”，这种身不由己的状况使作者苦恼厌倦，身为学者，读书省身己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今沉埋于琐事繁务之中，无暇进修思索，引起作者深深的缺憾，从而认识到“颜子之所以甘心贫贱，不肯求斗升之禄以自给者，良以其害于学故也”。文章至此，作者一声喟叹，怀着自愧弗如的悔恨心情，阐释对于颜氏思想道德的新认识，“及其循理以求道，落其华而收其实，从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为大，与生死之为变，而况其下者乎！故其乐也，足以易穷饿而不怨，虽南面之王不能加之，盖非有德不能任也”，“落其华而收其实”，意思是花落实生，喻循理求道己入门阶，臻于登堂入室之地步。“不知夫天地之为大，与生死之为变”，暗指颜回身居陋巷，贫苦勤学，只活了31岁便早死；此言谓颜回勤学乐道，穷厄生死皆忽漠不顾。在极赞颜回高行之后，作者“自视缺然”，准备磨洗浊污，晞圣贤之万一”，又“欲庶几颜氏之乐，宜其不可得哉”，表达了对颜子仰之弥高而难以攀达的卑躬之诚。

颜子是隐者的楷模，孔子则是仕者之标范。孔子一生积极用世，周游列国，推行其说，而连连碰壁； 其位高至鲁司寇，低为乘田、委吏，“惟其所遇，无所不可”，能上能下，安之若素，所以文中称其为“达者”，而作者也对此望莫能及，认为难以企及。此时受到职事桎梏，身难由己，作者颇有退隐之心，但因是受谴来此，“势不得去”，只希望“岁月之久，世或哀而怜之，使得归休田里，治先人之敝庐，为环堵之室而居之。然后追求颜氏之乐，怀思东轩，优游以忘其老。”这段话诚心写来，直白胸臆，可说是作者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情绪黯淡，杂以凄凉之感。一年前，苏轼因诗获罪，下絷狱中，险遭杀身之祸； 出狱后，兄弟二人接连受黜，政治阴影一直未散，贬所水灾后的凋敝境况，职事的繁忙难为，身体的劳累困顿，前程的黯淡无光，诸多打击、困厄接踵而至，作者苦闷、抑郁、消沉、乃至萌生退隐之心，应该说是十分自然的。而这点愿望，作者在当时也是“非所敢望也”，反映了对于当时政治迫害余悸未消。据说苏轼出狱后的一段时间里写诗时也是有所噤声，苏辙更是谨慎之人，所以这篇作品虽然反映了诸多不顺心事，却毫无愤激之辞，在委婉平和的叙述与议论中，我们看到的是善于思索，勤于上进、温良敦厚的作者形象。

文章总的风格表现为沉静淡泊，叙事议论层次清楚、井井有条，用词准确，语言简练。第一段辟建东轩一事镶嵌文中，既承连到任后水灾严重无居可处的困顿，又衬托就职后难以自主不能进学的缺憾，自然和谐，珠连玑转，起到疏通脉络、突出主题的作用。作者长于议论，善于运用抑扬、对比手法，使议论中心突出、鲜明。例如欲扬颜子安贫乐道的高行，先以“抱关击柝，尚可自养，而不害于学”之说跌之，而后举出体会证明入仕实害于学，从而赞美其甘心贫贱以求学问的高尚品质。又如欲写颜氏之乐，先举一般士子“沈酣势利，以玉帛子女自厚”之乐，两相对比，高下自现。这样议论，使文章富有变化，生动鲜明。作者这种敞开心扉、坦率真诚的自我反省，使本文成为一篇难得的封建官场忏悔录，具有发人深省的思想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