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御将》原文、赏析和鉴赏

苏洵

噫！方韩信之立于齐，蒯通、武涉之说未去也。当是之时而夺之王，汉其殆哉！夫人岂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则曰：汉王不夺我齐也，故齐不捐，则韩信不怀。韩信不怀，则天下非汉之有。呜呼！高帝可谓知大计矣。

《御将》这篇文章观点鲜明，论述细密，题为“御将”，重点放在论御“才将”上，这是实出难点，也是从多数出发，与《任相》相比，此文更加简劲有力。

“御将”即驾驭将才的方法。文章开头片言居要，开宗明义地提出“人君御臣，相易而将难”的命题。人君驾驭臣下，驾驭宰相容易而驾驭将军却困难。本议“御将”，却带出个“相”字，有意识地对比而起，突出了御将的这个“难”字。为什么御相容易，在《任相》一文中，他指出：宰相是“节廉好礼不可犯”的人。实际呢？“相”不直接掌握军队，欲罢免之，“策书至而布衣出府免矣”。但将帅握有实权，要撤换他就不那么容易了。但苏洵认为御将之“难”，并不完全指此，主要是从“将”的这类人物的特色来论定的。“将”有什么特色？苏洵认为“将有二：有贤将，有才将，而御才将尤难。”至此，相、将双提，从“相易”逼出“将难。”从“将难”转出“御才将尤难。”层层缩小，将论点提出来了。开头便曲折多姿，下笔不凡。

提出论点后，苏洵论证时仍采取双提单收的办法，论证怎么御将的问题：御相以礼，御将以术。一个“礼”字，一个“术”字，明确地提出方法、为什么御相以礼呢？这由相的选用标准决定的。因为“相必节廉好礼者为也，又非豪纵不趋约束者为也。”(见苏洵《任相》)为什么御将以术呢？因为“为将者大概多才，而或顽钝无耻，非节廉好礼不可犯者也。”(见苏洵《任相》)。这也是从“将”的一般特质决定的，将有“贤将”、“才将”两种，驾驭者以“术”，但其内涵不同。“御贤将之术以信，御才将之术以智。”术的精髓，是“信”是“智”。既简单，又明确。苏洵认为“御贤将”像御宰相一样的容易。故说：“不以礼，不以信，是不为也。”只是御才将难，故说：“不以术，不以智，是不能也。”礼与信，是努力可以做到的；术与智，即使努力也未必能做到。这种笔法，真如老吏断狱，一字之下，概括明确，没有任何含糊的地方。可见文笔苍劲、有力了。文章至此，再次归结为“御将难，而御才将尤难。”这是文章的第一层，初步论证了论点。

第二层，苏洵用自然界的动物来论证。马牛羊鸡犬豕是人类饲养的六畜。在久远的年代，六畜也是野生动物。在野生动物中，虎豹用爪抓、嘴咬，马用蹄踢，牛用角触。马牛能家养，虎豹却不能成为饲养的家畜。苏洵认为是先王明晓虎豹善抓善咬，人类不易制服，所以杀死或赶走它们。有蹄的能用缰绳拴住，有角的能用楅衡制住。(楅衡，拴于牛角尖上的木头。) 能被人力控制住的马牛，先王便不忍弃置，想法使用它们。如果因马有蹄、牛有角就像对虎豹那样或杀或赶，那么天下就没有千里马、人类也没有可资穿戴的兽皮和骑乘的工具了。苏洵从自然物的利用，论证凡是有用之材，便尽量去其有害的因素，而利用其有用的因素，以此印证对将才也如此，消除其短而用其所长。如果因有其短就弃之，天下便无将可用了。这种从自然物来做论据的办法，能使文章收到浅显易懂的效果，也能使文章显得生动、活泼。

从自然界之物，自然地联系到人：“先王之选才也，自非大奸大恶”尽管有其短，没有不想用术制之的，尽量保全其有益的才能以利于适用。何况是将才，就不要用“廉隅”、“细谨”等标准去要求他们。廉隅，指行为方正； 细谨，指细心谨慎。只看他们的才能如何罢了。苏洵接着用历史上的名将作论据，证明自己的观点。汉代的卫青、霍去病、赵充国，唐代的李靖、李勣是贤将。汉代的韩信、黥布、彭越，唐代的薛万彻、侯君集、盛彦师是才将。贤将很少，那么退而求其次，“得才者任之可也”，才将难御，怎么驾驭他们呢？ 文章转入第三层。其文气如剥茧抽丝，层层深入；又如开闸放水，顺渠而下，时时都有新的境界。

第三层论述“御”的方法：“结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丰饮馔，歌童舞女。以极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简而言之，恩威并用。苏洵常常在辩驳中阐明自己的观点，这里又重用此法。在讲到“用恩”时，先虚设两种议论： 一种认为“不如勿先赏以邀其成功；”一种主张“赏所以使人，不先赏，人不为我用。”是先赏好呢？还是不先赏好呢？ 苏洵用“是皆一隅之说，非通论也”一句话予以否定。然后提出是否先赏、后赏，应该从“将”的实际出发。将的才能有大小，才小者志小，才大者志大。“人君当观其才之大小，而为制御之术以称其志。”再用养千里马与养鹰作类比论证：千里马，志在千里。不会因“一饱而废其志”。所以对千里马要食物充足，羁络整洁，住新马厩，浴清泉水。养鹰则不然，它抓一雉，就喂一小雀，它捕一兔，就喂一老鼠。让它知道，不尽力击搏就没吃的。如千里马就得先赏。如鹰就不必先赏。意思是说，将才大的要先赏，将才小的不先赏。从辩驳中，初步说清了自己的观点。为让观点服人，又用汉高祖刘邦御将的史实加以证明。一见韩信、黥布、彭越，立即授以上将、王侯、相国的高官显位，尽管当时三人并无功于汉。最后得三人之力将项羽困于垓下。当时，天下未定，而三人已富极，贵极。因为汉高祖知道三人志大，不使之“极于富贵，则不为我用。”即使让他们“极于富贵”了，没有消灭项羽，他们也不会因富贵而停息不前。汉高祖对樊哙、滕公、灌婴等人就不同了，他们只有攻取一城、克陷一阵，然后才增其爵禄，否则，一年也不提拔一次，直到项羽败亡，天下大定，樊哙等人才得封侯。这不是汉高祖的吝啬，而是知道他们才小志小，不先赏赐，他们不会怨恨。先赏赐了 他们反而不会进取了。

最后，“方韩信之立于齐、蒯通、武涉之说未去也。当是之时而夺之王，汉其殆哉”等等，用韩信的事实证明汉高祖的处置得当，进一步论证了御将的方法。韩信自立齐王，蒯通以相人术去说韩信，让韩信警惕，否则会遭杀身之祸。韩信认为自己功多，汉高祖不会负心于他，拒绝了蒯通的劝说，武涉是项羽的使者、他受命去同韩信讲和，答应楚、汉、韩三分天下，韩信拒绝了。当此之时，刘邦身边有人劝刘邦夺去韩信齐王的头衔，汉高祖说：“大丈夫当什么假齐王。封为真齐王吧。”谁不想三分天下而得其一？但韩信说：“汉王不夺我齐也。”即信任刘邦，感激刘邦。当初，汉王刘邦舍不得将齐地赐给韩信，韩信就不会怀汉王的恩，韩信不怀恩，那么，天下就不会归汉家所有了，这一层是从刘邦用韩信的效果出发，来论述对将之才大者，不仅要先赏，而且要厚赏。也就是前边说的“结以重恩，示以赤心”。姜凤阿曰：“老苏善读史，看破高祖驾驭英雄之术。特作此论。”道出此篇主旨。(见《三苏文选》)

综上所述，这篇文章在写作上可以总结三点。一是“御将”是正面论述驾驭将才的问题，一般而言，摆出一二三几条理由就行了，但苏洵不然他虚设论敌，从驳难中去论证自己的观点。这样，文章就自然显得有针对性，有论辩力了，从行文而言。也比平板的正面论述显得生动活泼。一是每个关键处所的论证，常常是提出论点后，先用自然物来作论据、然后进而用史实论证。这种类比方法，既使艰深的道理显得通俗易懂，又达到了反复论证的目的，由于一是“物”，一是“人”，即使讲的道理一样。却又无重复之感，三是采用层层深入的方法，既突出了重点。又能兼及其他，读此文，如入构筑精巧的园林，每进一层，别是一番景象，但又前后勾连，浑然一体，令人味之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