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甸杂英：内韵外意

音乐，是表情艺术。在各个艺术部类里，音乐表现情感的幅度最大。斯梅塔纳的《沃尔塔瓦河》有汹涌澎湃的撞击波；门德尔松的《船歌》却带给你微波粼粼的清凉；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用沉郁的动力感引导你陷入深深的思索；舒伯特的《摇篮曲》用温和的律动送你进入静谧的梦乡；柴可夫斯基的《悲怆》播散的悲哀几乎能笼罩整个世界；施特劳斯的圆舞曲却催促你挪动舞步汇入狂欢的海洋。与此相反相成的是，音乐在表现含蓄美方面似乎也优越于其他艺术部类。当然，在这方面各民族传统音乐艺术的追求方式和由此而形成的艺术风貌都是不尽相同的。最明显的是，当西方调动节奏、音量、织体等各种因素着力挖掘音乐的各种表现力时，中国传统音乐却另辟“曲径”通“幽处”,利用音乐艺术的抽象性，绕开直畅，执着地追寻含蓄美，在这一个点上，开掘出自己的美学特色。
遮蔽情感
在四川宜宾、重庆一带，流行着一种当地称作“神歌”的山歌。其中最流行的一首是《槐花几时开》曲调与歌词一样随意、疏淡。姑娘那炽热的情意，在听似淡化实则遮蔽的艺术处理下，愈益动人，愈益令人难以忘怀。陕北民歌《三十里铺》是一首著名的情歌，在遮蔽情感方面也颇有特色。最后两句实际上是歌曲的最动情处，但它的词是羞怯的，曲是收敛的，这样处理反倒在观众情绪中达到了高潮。中国传统悲剧《窦娥冤》里“斩窦”一场戏，是该剧的高潮，可是在昆剧里，窦娥的双手在胸前带着一副很漂亮的铐，一点儿也不影响演员的形体美，那时断时连的哀婉唱腔，更是给人一种沉甸甸的郁闷感。古琴名曲大、小《胡笳》表现的是战乱中被劫掠的落难才女肝肠寸断的愁苦，但它的音调即没有对比鲜明的节奏变化，也没有大起大落的波动旋律。这一类含蓄美是有意给激情蒙上一层纱幕，以达欲扬故抑的效果。

梅花几时开

三十里铺

关汉卿《窦娥冤》

淡化情感的含蓄美，其成功作品必须拥有一个前提，即真正浓烈的情感内涵。《胡笳》便拥有文姬夫人淹没身心的苦情。故土和子女都是她人生最大的惦念。当年战乱中被掳往胡地，使她苦熬于思乡之情。待曹操派人把她接回祖国，却又造成她与亲生骨肉的生生离散。这是无法消解的裂心之苦。曲中所表现的这份苦情，尽管是淡化处理，却是浓缩收敛，而非避情不诉。也就是说，不是声嘶力竭地嚎啕，而是掩面暗泣；不是血淋淋的悲惨场面，而是殷红的一两滴鲜血。因此这部分含蓄美具有实在的表情意义，是中国式的悲剧手法——用淡淡的哀愁引导欣赏者深化参与。悲剧手法，向来被认为是艺术领域的大手笔，它在人们的感觉中造成一种深沉的反弹力。西方音乐涉及悲伤主题的音乐，情绪的外在张力很大，那悲苦往往是令人震荡的；中国式的悲愁情绪往往含蓄得多，如《二泉映月》,从第一句就把人带入一种沉沉的哀愁。但这种愁不是向公众的呐喊、控诉，它是一种深埋在内心的挣扎，其情绪张力是内在的。如果说，西方擅长用摧毁、撕碎美好等大悲剧手法展示艺术魅力的话，中国恰恰是擅长用淡淡的哀愁带人进入无尽的遗憾。同样是深沉的反弹力，一个震撼，一个隽永。中国的少数民族音乐也不乏含蓄美倾向，如蒙族的长调民歌情感深沉而内在；朝鲜族与傣族音乐就像这两个民族的温柔个性一样细腻、含蓄。

二 泉 映 月

笑谈忧患
山西民歌《五头赶车》是一首长工受苦歌，词中说道：“我的名儿叫五头，我在财主家里把苦受，赶着一挂四套车，什么时候才熬到头。当家的外号叫半道沟，一肚子黑水往外流，实在是难伺候。年年四季把苦受，赶着个马车日夜走，啥时候才熬到头？”但是，它的曲调却非常欢快，大有“黑色幽默”的味道。山西这块土地素有黑色幽默的传统土壤，喜欢在说笑话、打趣中褒贬时弊，小说《李有才板话》里多有描述。六十年代，山西有些地方社员们家家墙上挂着的广播匣子天天歌颂形势大好，社员们却吃不饱饭。有人就合辙压韵、轻描淡写地说“墙上挂的个戏匣子，社员们饿的个细脖子”,当下引起哄然一笑。笑谈背后是痛苦、是不满、是牢骚。这种苦中作乐的歌子，山西很多，其它地方也不少。这也不失为一种含蓄。因为既然含蓄的实质是与直率、浅露相反的“隐”,笑谈忧患当然也不失为一种“隐”——对真实情绪的“隐”。用笑作屏障，遮掩的是深埋心底的痛苦、郁闷、失意、失望、乃至绝望。这种笑谈忧患的含蓄，是达观的中国人所特有的，也是中国底层老百姓所特有的。中国人的生活寄托以现世为主，连从外面传入的宗教——佛教都在这片土地上变得此岸化了。所以人们对于在现世遭受的不幸，没有向来世寻求解脱的习惯。而作为不识字的底层劳作者，他们也没有像文人们那样在琴、棋、书、画里寻求超越的手段。于是，他们只得用笑谈忧患来自我解嘲。这种笑谈，因有笑的遮掩而不显怨、怒的火药味，于是，没有触怒官方、权贵而横遭人祸的危险。这种笑谈，因不动肝火而不伤自己的身体。恰恰相反，这种笑谈，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宣泄的作用。因此也就部分地得到了对苦痛的解脱。音乐自身原本就具备宣泄功能，笑谈忧患的民间歌曲达到了双重意义的宣泄，而它们的艺术价值上，便增添了一重含蓄美。
编织意境
民族管弦乐曲《春江花月夜》与它的原形——琵琶曲《夕阳箫鼓》同为脍炙人口的名曲，但前者比后者多了一份尘世的热闹，《夕阳箫鼓》里才纯然是“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给人的心中投下一片大自然的静谧。滚奏、扫弦与轮指所带起的动感，也只是“花影层叠”、“洄澜拍岸”的山水意境，而绝非人间的喧嚣。
最具中国特色的含蓄美，就存在于这样一类并非表现喜怒哀乐具体情绪，而独独追寻弦外之音的音乐中。弦外之音，“指由含蓄音乐所唤起、经静思而至的一种与‘道’相系，通向宇宙本体、通向人生自由的意味、境界、神韵。近于中国文论、诗论、画论中的言外之意、象外之象、韵外之致、味外之味等概念”。(费邓洪《含蓄与弦外之音》)这类诗句如“寒沙蒙薄雾，落月去清波”,它传递给读者的并非具象的“沙”、“雾”、“月”、“波”,其意在传递这些字句编织的朦胧感。这朦胧感虚幻、浩缈，如同“空”,却比“空”充盈；如同“气”,又比“气”有韵致。这就是意境。它是艺术的着意追求，却又自然得犹如大自然本身。制造气氛是音乐艺术的强项，因此它在创构意境方面有着强于其它艺术部类的优势。由于音乐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便先自有了非物质的一面，不像绘画、雕塑，甚至诗歌那样总离不开一定的物质载体。音乐独具遁世的优势。西方正是利用音乐的这一优势，与“上帝”沟通的。中国却仰仗它去完成“天人感应”、“天人合一”。
在中国传统音乐中，编织意境首推古琴。古琴的音量小，本身就有着抑制收敛的特性。它的音色既不亮也不圆润，听起来很松散，大有消解人世间种种烦忧，遁入虚空的感觉。甚至可以说古琴的音响(包括音量、音色)本身就具有朦胧感。因此，无论古琴演奏什么乐曲，带滚沸的《流水》也好，带杀伐之声的《广陵散》也好，这份朦胧感都始终不同程度地附着其上，更何况古琴的演奏技法大都服务于进一步编织意境。古琴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占据着一席重要的地位，在相当多的人心目中，它几乎就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或中国古典音乐文化的象征。这一事实的背后，潜藏的意义是：中国文人追求含蓄美的执着，集中地体现在对古琴的钟爱、珍视、及至推崇的态度上。古琴的存在与至尊至贵的地位，是中国审美倾向的选择。也就是说，对古琴的钟爱，最明显地表明了中国文人含蓄美的审美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