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部农谭

戏曲论著。清焦循(生平见《剧说》条)撰。成书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是焦循在柳荫豆棚之下和乡邻谈论“花部”剧目的札记。清李斗《扬州画舫录》云：“两淮盐务，例蓄‘花’、‘雅’两部，以备大戏。雅部即昆山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统谓之乱弹”。中国古代戏曲发展到清中叶，地方戏曲蓬勃兴起，但文人雅士视为鄙俚，绝少留意和论述。焦循不同流俗，明确提出“梨园共赏吴音，而余独好花部”。在《花部农谭》的序文中，他更明确地宣称：“此农谭耳，不足以辱大雅之目”。以“农谭”命名其书，足见其不屈从时俗的艺术独好和胆识。“花部”戏之所以受到焦循的推崇，就在于其文“质直”而富“性情”，“其音慷慨”，使人看后“血气为之动荡”。焦循本着对“花部”戏的特殊爱好，选取了其中十部著名的剧目，叙其本事，并加以考证和评论。其中他最推崇的是《赛琵琶》和《清风亭》。他认为“彼谓花部不及昆腔者，鄙夫之见也”，他竭力赞扬《赛琵琶》，认为“高氏《琵琶》，未能及也”，由此可见其对“花部”之“独好”。在对具体剧目的评论之中，也反映出焦循的艺术见解。如论述历史剧，他指出历史剧要正确处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不能“抄袭”历史，认为明人传奇《八义记》之所以不成功，原因即在于“直抄袭太史公”，以致于“板拙无聊”。主张历史剧一方面不能“抄袭”历史，进行艺术的虚构，一方面又要大体符合历史真实，不能南辕北辙。在剧评中，焦循较重视戏剧的矛盾冲突和戏剧效果等问题，要求剧作能以“侈谭故事”达到“鼓掌解颐”的艺术效果。在人物形象塑造的问题上，焦循十分注重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如他论《赛琵琶》中的陈世美，在表现其弃妻、逐妻、杀妻的同时，“须于其极可恶处，看他原有悔心。名优演此，不难摹其薄情，全在摹其追悔。当面诟王相、昏夜谋杀子女，未尝不自恨失足。计无可出，一时之错，遂为终身之咎，真是古寺晨钟，发人深省。高氏《琵琶》，未能及也。”这正是《赛琵琶》在艺术上高于《琵琶记》之处，也是焦循之所以“喜之”的原因。《花部农谭》不仅提供了许多民间地方戏曲的珍贵史料，而且提出了不少关于戏曲批评的真知灼见，尤其作为研究地方戏曲的第一部专门论著，在中国戏曲史和戏曲批评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有焦氏原稿本及《怀豳杂俎》本。收入《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八)，1959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