艳电——汪精卫的降日宣言

汪精卫等人抵达越南河内后，先是分两处居住，后因联系不便，也不易保密，于是合并一处，移居河内西北八十余公里处一个名为“丹岛”的避暑胜地。时值隆冬，当地游客稀少，这正合汪精卫等人胃口。由于延误了出逃时间，无法继续按“重光堂”会谈约定的计划行事，他们只能暂时等待，以便同日本代表接头。
此时，日方也焦急地等待着汪精卫的消息。留在上海专候汪精卫行动情报的今井武夫，早已坐立不安。由于未能在约定时间内接到汪精卫方面的答复，他于12月7日离开上海，经福冈、台北转赴香港，直接与高宗武取得联系。至12月20日，今井终于得到汪精卫已经到达河内的确切消息，于是立即电告日本参谋本部，并转达汪精卫的要求，希望近卫首相发表早已准备好的对华声明。
东京时间1938年12月22日晚8时20分，近卫文麿在首相办公室举行记者招待会，宣读了一份简短声明。声明首先重弹老调，称“日本政府，本年曾一再声明，决定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但接着词锋急转，宣称：“同时，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现已感到，中国各地，复兴的气势澎湃而起，建设的趋势，日盛一日。当此之时，政府向国内外阐明同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的总方针，以求彻底了解帝国的真意。”^[1]显然，这标志着日本对华政策再度施出政治诱降的故伎，此次声明亦被世人称作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这次声明中对“新生的中国”提出三项原则：“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谋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接着又进行具体阐述，所谓“善邻友好”,“中国方面首先必须清除以往的偏狭观念，放弃抗日的愚蠢举动和对满洲国的成见。换言之，日本直率地希望中国进而同满洲国建立完全正常的外交关系”。所谓“共同防共”,“日本认为，根据日德意防共协定的精神，签订日华防共协定一事，实为调整日华邦交之急务。鉴于中国现实情况，为充分保证达到防共的目的起见，要求中国承认在防共协定继续有效期间，在特定地点驻扎日军进行防共，并以内蒙地方为特殊防共地区”。所谓“经济合作”,“即要求在日华平等的原则上，中国承认帝国臣民在中国内地有居住、营业的自由，促进日华两国国民的经济利益，并且鉴于日华之间历史上、经济上的关系，特别在华北和内蒙地区在资源的开发利用上，积极地向日本提供便利”。声明还宣称，上述原则只是日本对中国要求的大纲，同时认为，“日本只要求中国作出必要的最低限度的保证，为履行建设东亚新秩序而分担部分责任”^[2]。
近卫声明的三原则，表面上看重申了重光堂密约中与汪精卫集团的约定，然其实际内容却已大大超出原先约定的范围。这主要是由于日本国内的对华强硬派已不满足于“重光堂”密约的条款，要求增加更多内容。他们对《日华新关系调整方针》进行了多次补充修订，最后经11月30日御前会议通过，成为日本的一项国策。其中关于“善邻友好”项下的具体内容就有七条之多，如“日满华三国在政治、外交、教育、宣传、贸易等各方面，应废除那些破坏相互之间友谊的措施，消除其原因，并在将来禁绝这种情况”;“三国的外交，以相互合作为基本原则”;“三国应在文化的融合 、创造和发展上互相合作”;“新中国的政权形式应根据分治合作原则加以策划”;“蒙疆，规定为高度防共自治区域；上海、青岛、厦门，根据既定方针，规定为特别行政区”;“日本应在新中央政府派遣少量顾问，协助其建设，特别在紧密结合地区或其他特定地区，应在必要的机关内配备顾问”^[3]。由此可见，日本完全把“新生的中国”当做殖民地或附属国看待，所谓“善邻友好”,不过是欺骗舆论的宣传而已。其他两项原则中亦有许多具体的苛刻条件。为掩人耳目，近卫在声明中故意使用含混不清的外交辞令，制造日本确有和平真意的假象。对此，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负责“汪兆铭工作”的影佐征昭等人亦感不满，他们预感日汪之间的“和平运动”前途茫茫。
近卫声明发表后，重庆国民政府立即加以驳斥。12月23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指出：“日首相近卫二十二日晚发表之声明，其内容与以前日方历次声明并无不同，亦即日本破坏中国独立完整，关闭中国门户之基本政策丝毫未变。” ^[4]26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的总理纪念周上，发表题为《揭发敌国阴谋阐明抗战国策》的长篇讲演，驳斥第三次近卫声明。蒋介石指出：近卫的声明，“表面是空泛支离，而骨子里实在是暗藏着机械利刃”;“这是敌人整个的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企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自白，也是敌人整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讲演对“日本目前有整个吞噬中国的决心”作了深刻揭露：“大家要注意他所谓新生中国，是要消灭独立的中国，另外产生一个奴隶的中国世世受其支配。”“目的在什么呢？以防止赤祸的名义，控制中国的军事，以拥护东洋文明的名义，消灭中国的民族文化，以撤除经济壁垒名义，排斥欧美势力独霸太平洋，再以日满支经济单元，或经济集团的工具，扼制中国经济的命脉。大家试想建设东亚新秩序这七个字之下，包藏着怎样的祸心。简单一句话，这是推翻东亚的国际秩序，造成奴隶的中国以遂其独霸太平洋，宰割世界的企图的总名称！” ^[5]这段分析，恰好击中近卫声明的要害。
在讲演中，蒋介石还特别提醒说：“我深恐世上或者还有一小部分人，不明了他这种烟幕后面所包藏着的祸心，还以为他所提出的并不怎么样苛酷，所以特地将敌国日本的用心整个的揭露一下，让国民知道警戒，也让世界友邦明了日本的野心阴谋，充其极量行将搅乱世界贻祸人类到什么地步！”^[6]这实际上也是向擅自跑到河内的汪精卫一伙发出警告。对汪精卫的出走，当时蒋介石的心情甚为复杂。当确知汪精卫于18日抵达昆明，19日午后“已离滇飞航河内”之后^[7],蒋介石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闻汪先生潜飞到滇，殊所不料。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不顾一切，藉口不愿与共党合作一话，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岂是吾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惜之至！惟望其能自觉回头耳。”^[8]蒋已经清楚汪精卫出走的真实原由，但在公开场合，蒋对汪精卫离渝只做了如下说明：“汪先生出国系养病，无政治意味，尤无如外间所传，代表军委会或政府与日人议和之使命。”^[9]
汪精卫自重庆出走之后，便不再讳言其与日方谋和的立场。12月19日汪精卫临赴河内前，曾向龙云“道出真语，谓与日有约，须到港商洽中日和平事件”^[10]。抵达河内后，次日便致电张群称：“弟拟对和平及防共问题以去就争，事前因种种困难，未及征兄同意，故请对弟之行止，绝不必加以考虑云云。”^[11]12月23日即近卫发表声明的第二天，汪精卫还电请龙云转致蒋介石一电：“邃密。在渝两次谒谈，如对方所提非亡国条件，宜及时谋和以救危亡而杜共祸，详容函陈。弟兆铭。梗。”^[12]当时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曾去电劝汪勿公开主和并赴欧休养，但汪精卫亦复电称：“日本所提非亡国条件，应据以交涉谋和平，拟向中央以去就力争云云。”^[13]28日，汪精卫又致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国防最高会议，建议接受近卫三原则，函中宣称：“今日方声明三项，实不能谓无觉悟，我方如声明，可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而努力折冲，使具体方案，得到相当解决，则结束战事，以奠定东亚相安之局，诚为不可再失之机矣。”同时，他还别有用心地煽动说：“至于国内，除共产党及惟恐中国不亡、惟恐国民政府不倒之少数人外，想无不同情者。”^[14]可见，汪精卫已经决心与仍主张对日抵抗的国民党中央当局决绝，在对日妥协投降的路上一意孤行。
与此同时，汪精卫对如何答复近卫声明也反复思考，几经研究，最终定稿，决定以致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执监委的意见书名义发表。12月29日，陈公博、陶希圣携稿子从河内赴抵香港，并在次日的《南华日报》上公开刊登。因汪精卫在电文末尾签署的时间是“艳(29日)”,该电文于是被世人称为“艳电”。
汪精卫的 “艳电”开头即别有用心地篡改中日战争的性质，将中国人民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生存而顽强抗击日本侵略的正义立场，歪曲为“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用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再进而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15]。经过铺垫，汪精卫笔锋一转，认为近卫第三次声明恰巧满足了中国的要求。为欺蒙国人，“艳电”依照近卫三原则的次序逐条加以分析。对于“善邻友好”,宣称“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日本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对于“共同防共”,宣称“前此数年，日本政府屡曾提议，吾人顾虑以此之故，干涉及于吾国之军事及内政，今日本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对于“经济提携”,宣称“此亦数年来日本政府屡曾提议者……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郑重阐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并阐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16]。
随后，“艳电”开始表达自己的观点，电文称：“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将乞和说成是达到抗战目的之途径，对此汪精卫自己也感到心虚，尤其是当百万日本侵略军仍在中国大地上无恶不作之时。于是，他在“艳电”最后针对日本出兵等问题，装模作样地提出了一些要求：“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必须如此，中国始能努力于战后之休养，努力于现代国家之建设。”^[17]
汪精卫发表“艳电”后，林柏生等人毫无顾忌地紧随其后，他们利用手中控制的《南华日报》,连篇累牍地刊载文章，推销“和平”理论，说什么“历史上无不和之战，否则双方须有一方灭亡”。林柏生更以“理论权威”的身份，对“艳电”进行分析解释，强调要认识“艳电”的“重要意义”,吹捧汪精卫此举是“对党对国”“尽其责任之所当尽”,“决非徒唱高调所能为力”,叫嚷“凡我同胞，当解此旨，求其贯彻”^[18]。
汪精卫的“艳电”公开表明了响应日本近卫声明的立场。它的发表，使国人认清了汪精卫的真实立场和本来面目。汪精卫等人原打算首先尽力拉拢云南的龙云、广东的张发奎以及广西、四川等省的地方实力派，挖空蒋介石的墙脚，同时借此增强自身实力。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在侵华日军的配合下，当汪精卫公开打出“和平”旗号时，由龙云发表拥汪通电，再由张发奎起而响应，接着广西、四川的地方实力派纷纷行动起来，在这些尚未被日军侵占的地方造成汪精卫集团的天下，以便同日本交涉和平。因此，“艳电”发表之后，汪精卫即于12月30日向日本提出四点希望：一、“日华两国在完成新东亚建设的基础以前，尽量与英美列强避免磨擦是重要的，因此当前对这些列强不要引起纷繁的事端”;二、“在军事发动以前的三至六个月期间，希望日本方面每月援助港币约三百万元”;三、“对北海、长沙、南昌、潼关等地日本军作战的行动，以获得政治效果为目标”;四、“彻底轰炸重庆”^[19]。汪精卫显然希望借助日本的军事力量，摧毁中国军民的抗战信心，扩大自己的“和平”队伍，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
叛国投敌毕竟不得人心。即便是汪精卫寄予厚望的龙云，也没有跟随而去。龙云之所以对汪表示效忠，主要因为汪是国民党副总裁，因此需要巴结，以稳固自身地位，而绝不是愿意随汪赴汤蹈火。汪精卫出逃之际，龙云表面上仍很客气，但随即就向蒋介石报告汪的行踪，以示自己与汪的行动没有关系。其他地方实力派也不愿轻易把自己绑在汪精卫叛国投敌的马车上。
“艳电”的出笼，不仅未能使汪精卫实现欺骗宣传之目的，反而暴露了其险恶用心，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汪讨逆运动迅速在全国掀起。“艳电”见报当日，正在香港的国民党元老何香凝即发表文章予以驳斥：“其所提各点，措辞恍惚，均只从如何执行‘日本政府所提议者’出发，将近卫声明响应一番，不特民族气味全无，连做人的良心都已丧尽。”她还呼吁国民“万不要被这些荒谬论调迷惑”,“万众一心，向着胜利的坦途迈进”^[20]。在香港之国民参政员张一麐、胡景伊、陶行知等联名给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蒋介石发电报，请开除汪精卫所任各公职^[21]。海外华侨也纷纷来电，痛斥汪精卫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赞同日本提出的亡国条件，“不仅为总理之叛徒，抑且为中华民族之国贼！”“此而不诛，何以励众，更何以根绝效尤！”他们坚决主张“宣布其罪，通缉归案，以定国法，而定人心”^[22]。
国民革命军第一、三、四、五、九等战区的高级将领及所辖各省政府机关，以及广西、甘肃、广东、湖南、江西、山东、新疆、河南、浙江、湖北等省政府官员与民众团体，一致通电要求对汪“明令通缉究办”。 西南地区原先为汪精卫集团看好的那些地方实力派也不甘落后，接连通电声讨。广东的张发奎、余汉谋等人指斥“艳电”是“谬论谬辞，为敌张目”,“挠阻抗战，淆乱是非”,要求对其“明正典刑，以肃纪纲”^[23]。
汪精卫的投降主义嘴脸遭到全国各界的声讨，国民党当局也作出了相应处置决定。1939年元旦，国民政府发布《重申严惩民族叛逆令》,宣布对侧身傀儡，潜作汉奸，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宁为国人所共弃者，责成军事委员会切实查明，按照《惩治汉奸条例》严缉惩办。当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举行谈话会之后，召开了中常会临时会议，讨论汪精卫的“艳电”及对汪的处置。与会者对汪的行为极端愤慨，一致通过“永远开除汪兆铭党籍的决议”,撤除其一切职务。会议指出：“汪兆铭承本党付托之重，值抗战紧急之际，擅离职守，匿迹异地，散发违背国策之主张。艳日(二十九)来电，竟主张以敌相近卫根本灭亡我国之狂悍的声明为根据，而向敌求和；一面腾之报章，广为散发，以建议中央为名，逞摇惑人心之技。而其电文内容尤处处为敌人要求曲意文饰，不惜颠倒是非，为敌张目；更复变本加厉，助售其欺。就其行为而言，实为通敌求降；充其影响所及，直欲动摇国本。”^[24]蒋介石的态度也很坚决，他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去年十二月廿六日之演讲词与本日开除汪精卫党籍案发表，已奠定国基，克服国难矣。为汪电开谈话会，下午召集临时中央常会及驻渝各中委讨论汪电，决议开除其党籍，解除其一切职权。元旦决定此案，实足为党国之大幸也。”^[25]国民党中央的上述决议，表明走上投降主义不归路的汪精卫集团，已经不可能再对国民政府坚持抗日立场起到阻碍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