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安之本，惟在得人

贞观二年，太宗谓右仆射封德彝曰：“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比来命卿举贤，未尝有所推荐。天下事重，卿宜分朕忧劳，卿既不言，朕将安寄？”对曰：“臣愚岂敢不尽情，但今未见有奇才异能。”太宗曰：“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于当时，不借才于异代。岂得待梦傅说，逢吕尚，然后为政乎？且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德彝惭赧而退。(《择官》)

【鉴赏】　“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是唐太宗选拔人才的宗旨。类似的表达有“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崇儒学》)、“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择官》)等。太宗对右仆射封德彝讲了这一要点，让封德彝举荐贤才。封德彝以当今无“奇才异能”为由，没有推荐。唐太宗说，用人如同用器，各取所长。又举了周代的例子，说明哪个朝代没有贤才，只怕遗漏而不了解罢了。封德彝听了以后，惭愧地退出了。唐太宗相信，人才就在今世，随时留心，从新人、敌人那里，可以得到许多文武奇才。天下要长治久安，“惟在得人”。

“得人”就要有人才选拔的标准。唐太宗的标准有三个不问。一是不问士族与庶族，只要有才能都委以重任，意在打破魏晋门阀制度的界限。门阀制度胚胎于东汉，形成于魏晋，极盛于南北朝。当时家世声名是衡量身份的标准，只有祖辈做过大官，名望很高，且代代相传相继做大官的人，方能列入士族。魏文帝曹丕实行的“九品中正制”，选用官吏专看家世出身，成为世袭官僚。门阀士族又能通过相互通婚，构成一个世家大族的阶层，堵塞了庶族从政的道路，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状况。唐去魏晋南北朝不远，门阀制度还在社会各个领域发挥着它的影响。贞观六年(632年)，唐太宗对房玄龄说，山东的崔、卢、李、郑四个大姓虽已衰落，但依然骄傲自大，以聘礼多寡来决定是否与其他家族通婚。唐太宗选拔人才坚持士庶并举的方针，既有士族中的长孙无忌、崔礼源、杜如晦、高士廉、王珪、韦挺、李玄道等人，又有庶族中的房玄龄、侯君集、张亮、马周、魏徵等人。崔敦礼“世为山东著姓”，从中书舍人擢升为兵部侍郎，一直到兵部尚书。他的特长是“深悉蕃情”，这对急需抚平四夷的唐太宗来说，故“凡所奏请，事多允会”(《旧唐书·崔敦礼传》)。

二是不问官僚世家还是民间布衣，一视同仁。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马周。马周出身寒微，好学不倦，精通儒家经典。到长安做了中郎将常何的门客，常何在玄武门之变时立下了大功。唐太宗在贞观五年(631年)下令，文武百官都要上书陈时政得失，一介武夫的常何写不出奏章，便叫马周代拟。奏章共20条，条条与唐太宗的想法不谋而合。唐太宗很是诧异，召常何一问，方知是马周所写。当天就下令把马周召来，马周还没有到，“凡四度遣使催促”(《任贤》)。很快就被授予监察御史之职，后升为中书侍郎、中书令，此外他还兼任了皇太子李治的老师。来自民间的马周，既无裙带关系又无资荫可藉恩赐，但他深谙民瘼，所主张又切近社会的实际情况。欧阳修说，马周与唐太宗的君臣际遇，实在是太奇异了。马周“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非王佐才，畴以及兹”(《新唐书·马周传》赞语)。留意从布衣中“得人”，还体现在贞观年间五次下达求贤诏书，见于今人搜集的《唐太宗集》。“详求布政之方，莫若荐贤之典”(《荐举贤能诏》)、“务得奇伟，称朕意焉”(《求访贤良限来年二月集泰山诏》)。招致贤才是天下致治的重要措施之一，这比金银财宝更为珍贵，这是唐太宗的真实想法：“黄金累千，岂如多士之隆，一贤之重。”(《帝范·求贤》)其实，标准一和标准二都表明了唐太宗一个相同的用人观，即不问出身，唯才是举。

三是不问心腹故旧与昔日仇人，任用以是否有公心与才能为准绳。监察御史陈师合上了《拔士论》，说一个人的能力有限，不可能一人兼任数职。话说得比较含蓄，而矛头是针对“房杜”的。当时房玄龄与杜如晦两人共掌朝政，典章制度皆由两人裁定。唐太宗对戴冑说：“朕以至公治天下，今任玄龄、如晦，非为勋旧，以其有才行也。”(《杜谗邪》)信用心腹之人，对政治家来说是不足为奇的；但提拔昔日敌人阵营中的才能之士，非得有宽容之心不可。唐太宗在后一方面做得很是完美。最突出的例子就是魏徵，这在《任贤》的鉴赏中已有论述。贞观六年，唐太宗对臣下说：“我能弃怨用才，无羞古人。”(《新唐书·魏徵传》)即位之初，使用故旧中有才能之人，但不授其中庸才以官职。有人建议对他们授以武职，保卫宫廷。唐太宗没有接受，“惟有才行是任，岂以新旧为差”(《公平》)。这也是贞观君臣们的共识。魏徵在贞观十四年(640年)上疏时说：“若举得其人，何嫌于故旧；若举非其任，何贵于疏远。”(《君臣鉴戒》)三个不问，让唐太宗网罗了一大批谋臣猛将，形成唐初将相辈出、一代英杰云集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