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媚娘传

黄兴者，新郑驿卒也。偶出，夜归，倦憩林下，见一狐拾人髑髅戴之，向月拜，俄化为女子，年十六七，绝有姿容，哭新郑道上，且哭且行。兴尾其后，觇之，狐不意为兴所窥，故作娇态。兴心念曰：“此奇货可居。”乃问曰：“谁氏女子，敢深夜独行乎？”对曰：“奴杭州人，姓胡，名媚娘，父调官陕西，适被盗于前村，父母兄弟，俱死寇手，财物为之一空，独奴伏深草，得存残喘至此。今孤苦一身，无所依托，将投水而死，故此哭耳。”兴曰：“吾家虽贫贱，幸不乏饭𫘸粥，荆妻复淳善，可以相容，汝能安吾家乎？”女忍泪拜谢曰：“长者见怜，真再生之父母也。”随至兴家，复以前语告兴妻。妻见女婉顺，亦善视之，而兴终不言其故。时进士萧裕者，八闽人，新除耀州判官，过新郑，与新郑尹彭致和为中表兄弟，因访致和；致和宿之馆驿。黄兴供役驿中，见裕年少，迭宕非端士，且所携行李甚富，乃语妻曰：“吾贫行可脱矣。”因欲动裕，数令媚娘汲水井上，使裕见之。裕果喜其艳也，即求娶为妾。兴曰：“官人必欲娶吾女，非十倍财礼不可。”裕不吝，倾赀成之，携以抵任。媚娘赋性聪明，为人柔顺，上自太守之妻，次及众官之室，各奉绿罗一端，胭脂十帖。事长抚幼， 皆得其欢心。 由是内外称誉，人无间言。其或宾客之来，裕不及分付， 而酒馔之类，随呼即出，丰俭举得其宜。暇则躬自纺绩，亲缲蚕丝，深处闺房，足不履外阈。裕有疑事，辄以咨之，即一一剖析，曲尽其情。裕自诧得内助，而僚寀之间，亦信其为贤妇人也。未几，藩府闻裕才能，檄委催粮于各府。媚娘语裕曰：“努力公门，尽心王事。闺闱细务，妾可任之。惟当保重千金之身， 以图报涓埃之万一，慎勿以家自累也。”裕颔之而别。 因前进，宿于重阳宫。道士尹澹然见之，私语裕吏周荣曰：“尔官妖气甚盛，不治将有性命之忧。”荣以告，裕叱之曰：“何物道士，敢妄言耶？”是年冬末，粮完回州署。时届春暮，而裕病矣，面色萎黄，身体消瘦，所为颠倒，举止仑皇。同寅为请医服药，百无一效，然莫晓其染疾之因。周荣忽忆尹澹然之言，具白于太守。太守以问裕，裕曰：“然！”于是谓同知刘恕曰：“萧君卧病，皆云有祟，吾辈不可坐视。”刘曰：“盍请尹道士而治之乎？”守即具书币，遣周荣赍诣重阳宫，请澹然，澹然曰：“渠不信吾语，致有今日。然道家以济人为事，可吝一行乎？”便偕荣至，守出迎，以裕疾求救为请。澹然屏人告守曰：“此事吾久已知。彼之宅眷，乃新郑北门老狐精也，化为女子，惑人多矣，若不亟去，祸实叵测。”守惊愕曰：“萧君内子，众所称贤，安得遽有此论哉？”澹然曰：“姑俟明朝，便可见矣。”乃就州衙后堂结坛。次日午，澹然按剑书符，立召神将，须臾邓、辛、张三帅，森立坛前，澹然焚香誓神曰：“州判萧裕，为妖狐所惑，烦公等即为剿除。”乃举笔书檄，付帅持去。其文曰：
上清杀伐雷府分司，照得：二气始判，而天高地下， 自此奠其仪；三才已分，而物化人生，亦各从其类。念幅员之既广，慨狐魅之滋多，缉木叶以为衣，冠髑髅而改貌。击尾出火以作祟，听冰渡水而致疑。所以百丈破因果之禅，大安入罗汉之地。再思多佞，难逃两脚之讥；司空博闻，能识千年之怪。况萧裕乃八闽进士，七品命官，而敢荐尔腥臊，夺其精气，投身驿传之卒，作配缙绅之流，恣乌合而弗惭，怀豕心而未已。绥绥厥状，紫紫其名，过可文乎？言之丑也！郡城隍失于觉察，权且姑容，衙土地乃尔隐藏，另行究治。其青丘之正犯，论黑簿之严刑，押赴市曹，毙于雷斧。使虎威之莫假，庶兔悲而有惩。九尾尽诛，万劫不赦。耀州衙速令清净，新郑驿永绝根苗。长闭鬼门之关，一准酆都之律。布告庙社，咸使风闻。
俄而黑云滃墨，白雨翻盆，霹雳一声，媚娘已震死矣。守卒僚属往视，乃真狐也，而人髑髅犹在其首。各家宅眷，急取其所赠诸物观之，其绿罗则芭蕉叶数番，胭脂则桃花瓣数片，以示于裕，裕始释然。尹公命焚死狐，瘗之僻处，镇以铁簡，使绝迹焉。然后取丹砂、蟹黄、篆香与裕服，而拂袖归山，飘然不顾矣。裕疾愈，始以娶媚娘事告太守，遣人于新郑问黄兴。兴已移居，家道殷富，不复为驿卒，盖得裕聘财所致耳。始略言嫁狐之实于人。询者归，具以告太守。众乃信狐之善惑，而神澹然之术焉。
本篇选自《剪灯余话》卷三。《剪灯余话》是仿《剪灯新话》之作，“所载皆幽冥人物，灵异之事。”《胡媚娘传》所记也是这样的事，它与六朝隋唐志怪有血缘关系；但叙事之完整，文采之烂然，是远胜于六朝隋唐志怪的。
在志怪小说中，狐狸常常成为主人公。《战国策》里就有“狐假虎威”的寓言。人们往往把它作为狡猾的象征，从而赋予它以人格。《玄中记》说：“狐到一百岁，礼北极而变化为男女淫妇以惑人。”《酉阳杂俎》也说：“狐欲为怪，必取髑髅置首，摇之落者，弃去不顾，不落者戴之，始变化而为人。”由于狐狸的外形和习性，再加上封建社会对妇女的偏见，狐狸往往被写成是迷惑人的女性。
胡媚娘的名字显而易见是由谐音转化成的，她原是“新郑北门老狐精”,幻化成一个“绝有姿容”的女子。她先随驿卒黄兴，后又跟进士萧裕。她“为人柔顺”,“勤于女红”,“躬自纺绩，亲缲蚕丝”:而且谨于行动，“深处闺房，足不履外阈”;并且明晰事理，能决疑事。连萧裕的僚属“亦信其为贤人”,可谓“德、言、功、容”四德俱全，但仍难逃脱被“震死阛阓”的下场。原因就是由于她是一个狐精。
作者本意不过是杜撰或记录下一则异闻，以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但我们亦能从中悟出一些道理。故事虽然讲的是狐怪，但故事的情节内容却是作者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现实社会的反映。因此，我们不能仅仅把它看作是一篇志怪，而还要看到里面所包含的社会现实成分。
胡媚娘在作者眼中的罪过是幻形惑人。但从整个故事看，她不过只是渴望人间的生活，而且处处以封建社会的妇道约束自己，既没有倾人家国，也没有伤人害命，说她是一只狐精，不如说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间妇女。虽然她谨言慎行，却仍不为社会所容，终于难逃灭顶之灾。那位尹澹然道士与法海为一流人物，他并不仅是好事，而是封建道德的维护者，是黑暗势力的化身。作者虽然在字里行间，表现出一点对胡媚娘的同情，但对尹道士的举动则大事渲染铺张，表现出赞赏的态度，可见作者的思想很不高明，与蒲松龄同情弱者，斥责强暴的思想实在不可同日而语。这就严重地损害了作品的思想性。
作品中的二位男士形象——黄兴和萧裕，作者对他们都是有所訾议的。特别是驿卒黄兴，品质极为低下。他窥见了胡媚娘的秘密，却把她当作“奇货”,先屯积下来，遇到好价钱就甩卖出去。他终于设计使萧裕上钩，以“十倍财礼”将媚娘卖给他，作了一桩脱贫致富的买卖。能做出如此伤天害理之事，不用置辞，黄兴其人的无耻贪婪的嘴脸，就已跃然纸上。
萧裕虽然是进士出身，但也“迭宕非端士”,作者做这样的描叙是有深意的，是对假道学的讽刺。萧裕所以要向胡媚娘“求娶为妾”,原因是“喜其艳也”,萍水相逢，当然谈不上任何爱情。虽然当道士告诫他“妖气甚盛，不治将有性命之忧”时，也斥责说：“何物道士，敢妄言耶”;但当真的应验时，他又主动去请道士来除妖，这就暴露出他极端利已的心理，这与《聊斋志异》《小谢》中的卢生相比高下立见。
作为《剪灯新话》的续作《余话》在艺术上也比《新话》稍逊一筹，但作者“学博才高”、文思敏赡。叙事举重若轻；而文字“秾丽丰蔚，文采烂然”,尤善铺张，如尹澹然杖剑施法一节，笔浓墨酣。写媚娘心理尤委婉有致。写萧裕品行把握得也十分合度。尚有唐传奇的风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