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治派在善后会议中的活动

善后会议期间，联治运动在西南实力派的鼓动下再度兴起。如前所述，西南实力派曾对参加会议持犹豫态度，他们之所以参加善后会议，唯一的理由在于会议可能向他们提供宣传实施联治主张的机会^[1]。故会议开始不久，唐继尧、赵恒惕便发出通电，主张联治^[2]。钟才宏、萧堃、郭同等随即在会上提出《确立联治政制为改革军财各政之标准以解纠纷而谋统一案》。该案由若干具体议案组成，其要旨有三：一、欲谋求国家的真正统一，亟应着眼于军政、财政，谋根本之改革；二、欲改革军财两政，“不可不先将中央及地方权限确定，以为标准，而欲划分中央与地方之权限，以吾国土地之广大，民族之殊异，除采用联治制，使地方得自由发展，而各区仍互相联结，以成复合之绝大共和国外，无他道也”;三、设立临时联立参政院，以各省区之“公意”,取代临时政府的“独裁”^[3]。
与此同时，褚辅成提出了善后会议五个重要议案中的第四项议案，并征得费行简、周钟岳、彭养光、马君武等十二人连署，原案名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草案》,顾鳌等提有修正案。该案之要旨，在于不满现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主张设国务院，执行国家最高行政权，并将由段祺瑞担任临时执政，集总统府和国务院权力于一身的集权制，改为国务院所由构成的三十三位执政的“合议制”^[4]。褚案与联治案可说是相互支持的议案，该案的提出，显系对段政府的挑战，其要害在于以分权取代集权。诚如《晨报》评论所言，褚案“使果实行，则现当局地位直从根本推翻”^[5]。
议案提出后，联治派为谋求会议通过作了大量努力。褚辅成等在京联治派人士，除向善后会议递交提案外，还研究制定了实施联治的方法：(1)宣布提倡联治与政局攸关，所标名目，为确立联治政制及改革军财各政之标准。目的在于解决纠纷，谋全国统一，解除南北误会，共定国是。(2)所定联治方法，将来在善后会议或国民代表会议提出讨论，征得多数意见，方能表决实行。(3)联络各省会员时，先征求其对联治的意见，敦劝加入或赞助实施。(4)在征得九省以上会员同意后，即在京召集联治讨论会，共同组织此项机关，以为急办联治之表示。(5)与各会员接洽妥当后，即向中央方面疏通^[6]。与此同时，在京联治派与各地联治派密切配合，共谋进行。上海部分联治分子，就曾在“一品香”集会，提议以滇、黔、粤、桂、湘南五省区为联治试验区，与北方划界而治。试验期限为三年，如行之有效，即请东北加入，为西南东北之大联治。如行之无效，亦可免北伐南征阋墙相斫，以保国家元气^[7]。
3月22日，因湖南省议会代表王克家来京，在京联治派代表沈钧儒、褚辅成、张耀曾、钟才宏、潘大道、朱清华、谷钟秀等五十余人聚会中央公园水榭，商议联省自治运动方法及组织进行事宜。议决组织“联治同志会”,并起草简章九条，以利进行^[8]。与此同时，湖南省议会议长欧阳振声根据省议会决议，发起组织“全国各省省议会联合会”,嗣以“省联”名义，向善后会议提出以联省自治为解决时局纠纷促进全国统一的方案。3月24日，各省省议会联合会在北京成立，随即开始政治活动^[9]。
联治派虽力谋实现其主张，但内部亦出现裂痕，有所谓“军人派”与“政客派”之分。军人派有唐继尧、赵恒惕、陈炯明等，政客派有唐绍仪、褚辅成、杨永泰等。二者利害不同，行为取径各异。军人派如滇唐、湘赵之代表出席善后会议，以及王九龄就中央教育部长之职，皆系向中央表示有合作之可能。“故彼等无推翻现政府之决心，只有未来之希望而已”。后者唯一的目的，在于设法掌握中央政柄，“故于现政府，当然采取攻击态度。思借此联治二字，以为武器”。两派标识虽同，目的实异，这直接影响到联治运动的发展^[10]。
对于褚辅成的议案，政府派人士极为敏感，主张涉及改制问题，“与其由善后会议提出议决，不如由政府自动的拟一大纲，提交该会同意，借以表示善后会议不能有此提案权”。奉张对褚案亦不以为然。在善后会议第十次会议上，因褚案列入议程，东三省代表以不出席会议加以抵制，致使大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召开，显然是贯彻奉张意志的结果^[11]。《顺天时报》的文章称褚案为善后会议的“暗礁”,颇能揭示其间的关系^[12]。在善后会议第十三次大会上，经政府派会员提议，按照议事细则第十六条之规定进行表决，结果褚案以超越善后会议权限而被搁置^[13]。
对于旨在加强地方权力的自治运动，段祺瑞本无不慊，其就职时的“马”电，有“促成省宪”之语。段既赞成省宪，当然没有理由反对地方自治^[14]。惟此次联治案之提出者“均为西南实力派代表”^[15],也就引起了段祺瑞的警惕。
为对付西南联治派，段祺瑞及其同僚可谓煞费苦心。西南代表共计九人，若不将褚辅成算在内，则其代表只有八人^[16]。其人数虽仅八人，“而段祺瑞视之，则不啻数千人，所以欢迎之者，较欢迎孙中山，殆有过无不及”。除饬沪宁、津浦、京奉三路特备专车迎迓外，并饬沿途军警加以保护。且令所过地方之长官如卢永祥、王揖唐、郑士琦等，于其经过之际，为之照料一切。同时并着齐岳英、沈成栻、任传榜与之同行，护送进京，以示优异^[17]。
段祺瑞之所以“居滇黔桂代表为奇货”,据《申报》记者分析，原因有三点：第一，当时联省自治运动，发展迅速，虽在北京以政学会为中心的联治党，其背景不全在西南各省，然其运动之起点，则确以湘鄂粤桂滇黔川赣为之，其中最有可能被运动者，则为湘桂滇黔。为阻止联治运动进行，必须竭尽其力拉拢。第二，滇黔桂等省，位在西南极端，若不拥戴段氏，“则段氏虽有长鞭，亦不及马腹，驭之以刚，既非势之所能，则怀之以柔，情殊不能自已。今滇黔桂之代表，既应招联袂而来，自不能不加以異款，使其心悦而诚服”。第三，滇唐会师武汉之说，虽半含宣传性质，而鄂萧川熊联唐以解决坐镇武胜关的王汝勤之风闻，则不可轻视。故为阻止滇川鄂联络以倒王起见，亦不能不特别重视滇黔代表。“质言之，段之重视滇黔桂代表，半为打消西南各省之联治计划，又其半则为维持王汝勤之地位。打消联治计划，乃为未来统一全国巩固中央政府权力计，而维持王汝勤，则为监视豫胡与鄂萧之联络，及鄂萧与西南之联络计也”^[18]。
段祺瑞对联省自治的态度，从湖南省议会代表王克家在善会期间与许世英的一席谈话中可以更清楚地窥见。王问：“合肥对于联省自治的问题，意见到底怎样？”许答曰：“合肥对于联省自治四字，是很怀疑的。他的意思，说省自治可，县自治可，镇乡自治也可。惟于‘省’字头上冠一‘联’字，是不懂得的。怕的说联省，是省与省联变成兼并割据。怕的说联省自治，只管各省，不管国家，只管地方，不管中央。若说联省便是为国家，为中央，可以办到统一，这个当做注解，说明白，不若用联自治，反为好些。”^[19]
不过与褚辅成提出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草案》相较，联治案已属温和，对段政府构成的威胁亦相对较小。故段政府对于联治主张最初只是设法疏通。3月29日晚，许世英、姚震、章士钊、王九龄、段宏业、汤漪、陈宦、张树元等联名邀请联治派在绒线胡同“某宅”会谈，表示政府方面亦赞成联治主张，“但以兹事体大，未便在善后会议中解决，仍留待国民会议较为上策，以为缓兵之计”^[20]。
30日，段祺瑞复电滇唐、湘赵，解释不在善后会议中讨论联治问题的原因：“联治之论，实获我心，此次政局改造，其唯一途径，在使国宪省宪，同条共贯。祺瑞于去年十一月来京就职，即经马电明揭此义。今年二月，于善后会议开会之日，复经郑重宣言，并条举促成省宪方法，期于次第实施，与来电主张，初无二致。但盼制宪机关，早日成立，根本大法，早日观成，吾辈协力改造之精神，亦早日实现。则长治久安之局，将从此奠其始基。否则纵横捭阖，所谓联治者，非形同割据，即互相侵扰，末流之失，变本加厉，亦所当防。”^[21]
直接出面反对将联治案列入善后会议议事日程的是汤漪。汤氏素主联治，曾与张耀曾等发起筹组联治同志会^[22],但此时却站在段政府立场。他在对电通社记者谈及此事时称：“第五案(联治案)为本人民国十一年以来所主持者，自欲早观其成。但本人以为现在之善后会议，无权议决此案。须于国民代表会议时，提出讨论，较为得当耳。”^[23]汤漪虽未就联治案的内容加以评论，但其从会议权限角度提出的意见，对于搁置或否定联治案，无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联治案遭到反对，除上述原因外，尚与吴佩孚有一定关系。吴迷信武力统一，对于联治，本不赞成。兵败之后，感叹夙志难以实现，不得不接受主张联治的湘赵等人庇护，以谋再起^[24]。他曾明确表示：“中国欲求治理，武力统一外，即联省自治之一法。”而联治派有感自身力量薄弱，极力联络南北军阀，作为后援。在军阀心中，联治乃割据之谓，担心自身地位不稳固的军阀，“既闻可以公然割据，岂有不赞许之理”^[25]?双方一拍即合，暂时走到了一块。
然而，联治主张与张作霖不甘只作“关外王”的野心是冲突的。吴氏欲借重湘赵等联治派，谋求东山再起，更使奉张别无选择地站到与联治派对立的立场。而奉张的反对，则成为联治案在善后会议获得通过的最大障碍^[26]。联治案提出不久，对该案持反对态度的奉、吉、黑、热及卢永祥方面的代表就曾公函赵尔巽，请勿提交大会议决，得到赵的支持^[27]。加之国民党方面因唐继尧等借联治之名，“冀攘夺地盘，殊与民党主义背驰”^[28],亦持反对态度，使联治派感受到巨大的外在压力。
由于联治派内部军政两系的分野及外部反对，联治案虽经提出，其在善后会议通过的前景已十分暗淡。为改变窘境，西南代表竭力对政府方面进行疏通，但未见效果。在此情况下，西南方面提出联治问题未解决前，不能开议国民代表会议条例；甚至提出以联治案与国民会议条例交换的计划，即以通过联治案为条件，换取联治派对通过国民代表会议条例的支持，否则将不投票支持国民代表会议条例^[29]。奉天及政府方面代表则合力反对，甚至不容联省自治案列入议事日程^[30],致使联治案未能在善后会议上获得通过。
修正临时政府组织案和联省自治案被否决，意味着西南联治派未能实现参与善后会议的初衷。在这种情况下，联治派一方面电催唐继尧在滇组织联治政府，对执政府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则以退出善后会议南下相要挟^[31]。组建联治政府的计划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而退出善后会议的要挟，因西南联治派的代表不过寥寥数人，即便全都退出，也不会对会议产生多大影响，故“政府方面对此并不十分重视”^[32]。因而，对西南实力派来说，怀着推进联治的目的参加善后会议，无异参与了一场只会输不会赢的政治赌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