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自志

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自鸣天籁，不择好音，有由然矣。松，落落秋萤之火，魑魅争光；逐逐野马之尘，罔两见笑。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 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甚者：人非化外，事或奇于断发之乡；睫在眼前，怪有过于飞头之国。遄飞逸兴，狂固难辞；永托旷怀，痴且不讳。展如之人，得毋向我胡卢耶？然五父衢头，或涉滥听；而三生石上，颇悟前因。放纵之言，有未可概以人废者。松悬弧时，先大人梦一病瘠瞿昙，偏袒入室，药膏如钱，圆粘乳际，寤而松生，果符墨志。且也：少羸多病，长命不犹。门庭之凄寂，则冷淡如僧；笔墨之耕耘，则萧条似钵，每搔头自念：勿亦面壁人果是吾前身耶？盖有漏根因，未结人天之果；而随风荡堕，竟成藩溷之花。茫茫六道，何可谓无其理哉！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嗟乎！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阑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康熙己未春日。
古代文言小说自汉魏六朝志怪、唐代传奇两度繁荣以后，日渐式微，其后虽间有佳作，但终不能拔戟自成一队，延及清代，文言小说创作之风复炽，《聊斋志异》“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并有两代文体之长，以异军突起之势，独领风骚，成为一时无两、空前绝后的古代文言小说第三个高峰，可谓广陵绝响。
《聊斋志异》是一部发愤之作，孤愤之书，见作者自志即知。这是蒲松龄在康熙十八年(1679)此书大体初备时所写的一篇序文，其后，小说屡有增删损益，直至暮年方告定稿，此书可以说熔铸了蒲氏毕生的心血。在这篇四百余字的自序里，作者把《聊斋志异》创作的动机、过程、思想交待得一清二楚。文章伊始，追溯了以鬼狐神怪为题材的搜奇记异之作古已有之，言外之意，作者创作此书是有先例可援的，并称自己才疏学浅。人微位卑，因而备受世人揶揄。正因为个人的坎坷际遇，才使他写下了这部感愤之书。“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淡鬼”,干宝，晋人，著有《搜神记》,专记古今怪异非常之事，“以发明神道之不诬。”这里作者谦称自己虽然没有干宝那样的才华，但颇好搜求奇异；黄州，指苏轼贬居黄州，喜人谈鬼以解郁闷，“有人能谈之，则强之说鬼，或辞无可，则曰：‘姑妄言之。’闻者无不绝倒。”(见叶梦得《避暑录话》)这里作者意谓自己和东坡情趣一样，喜欢听到鬼神故事。所以， “闻则命笔，遂以成编。”长期留心搜求裒集，加以“四方同人”“邮筒相寄”,因此日积渐多。在这些比“断发之乡”、“飞头之国”还要怪异的故事中，寄寓着作者的襟抱和对人生的理解：“遄飞逸兴，,狂固难辞，永托旷怀，痴且不讳。”由此可见其创作心态之一斑。接着，作者把自己的蹉跎偃蹇归咎于宿命，由于自己是“面壁人”转世，所以今生遭遇如“落落秋萤之火”,“逐逐野马之尘”是前生注定，因此也就不足骇怪了。在困踬场屋、文战不胜的劣境下，作者不顾谋食日拙，挚友规劝。世俗讥讪，坚持《聊斋志异》的写作而不中辍，“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正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他在《戒应酬文》中写道：“尔乃枯寂，耐寒威，凭冰案，握毛锥，口蒸云而露湿，灯凝寒而光微，笔欲搦而管冷，身未动而风吹，吟似寒蝉，缩如冻龟，典春衣而购笔札，曾不供数日之挥”,这是他创作生涯日艰而雄心不泯的绝好注脚。就这样，数十年如一日，“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明白道出《志异》为托物言志，怨悱感愤之书。他在赠友人的一首诗中写道：“新闻总入鬼狐史，斗酒难浇磊块愁。”作者孤愤者何？蒲氏十九岁时考中秀才，弱冠掇芹，少年英发，以为青云在襟袖间，“取青紫如拾芥”,前程未可限量，谁知，此后屡试不第，“三年复三年，所望尽虚悬”,直到七十一岁才援例出为贡生。蒲氏负旷世之才而终生不遇，蹭跌潦倒、困于穷厄，文章憎命，而袖金输璧之徒反而腾达，公道不彰，安得不愤？此其一也。作者生活于民间底层，耳闻、目击、身经贪吏蠹役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之事多矣，作为孤鲠耿介之士，焉能不愤？此其二也。但是，他深谙世情，在文网高织、冤狱遍地的康乾“盛世”,风雨如磐，只能藉恍惚幻妄的曲折方式托深心于笔端，以微知著，抒发满腔义愤，宣泄胸中抑郁不平之气。在写法上，蒲氏自有他蹊，饮异拔新，“出于幻域，顿入人间”,托笔鬼狐，实写人生。他“惊鹜八极，心游万仞，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针砭时弊如浮世绘，写尽诸般众生相。情发于中而形成于外，大足新人耳目。尽管一些友人对他的写作誉以“董狐岂独人伦鉴，干宝真传造化功”,但在这些人的心目中，仅视志怪之作为“小道”,没有真正认识到《志异》的价值。这也是作者如霜打寒雀、冷袭秋虫一样发出“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感喟的原因。“青林黑塞”指杜甫《梦李白》诗中的“魂来枫林青，魄返关塞黑。”这里作者拈来借用，意指世间寡有知音，只有到阴间去寻觅了。寄托如是，可谓“亦足悲矣！”
《志异》的第一个赞誉者是作者的同乡、位居台阁的诗坛盟主王士祯。王士祯在《戏书蒲生12聊斋志异>卷后》的诗中写道：“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对蒲氏创作意旨似有所悟而终未言明。蒲松龄以原韵奉和，诗云：“志异书成共笑之，布袍萧索鬓如丝。十年颇得黄州意，冷雨寒灯夜话时。”对受人曲解颇有感怀。
蒲氏生前《聊斋志异》未能梓行，仅以手抄本在朋友间辗转相传。至乾隆年间第一个刻本青柯亭刻本出现后，流播海内，喧腾众口，一时纸贵。哲人其萎，生前寂寥，身后辉荣。《负喧絮语》说：“《聊斋志异》一书，为近代说部珍品。几于家弦户诵，甚至用为研文之助。”由此可见其享誉之高。《志异》刊行之后，摹仿者踵起，如沈起凤之《谐铎》、和邦额(闲斋氏)之《夜谈随录》、长白浩歌子之《萤窗异草》、袁枚之《子不语》(《新齐谐》)、宣鼎之《夜雨秋灯录》等等，不一而足，袭用蒲氏书名者尚有六种之多，还有一书名《女聊斋》(见陈汝衡《说苑珍闻》)。但众芳摇落，仅师《志异》意匠，而孤愤之旨全失，远不能望其项背。
在古代小说史上，《聊斋志异》几乎可以说是一部有褒无贬的佳作。何以谓“几乎”?因为“《聊斋志异》风行逾百年，摹仿赞颂者众。顾至纪昀而有微词”(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乾嘉时，位高学博的纪晓岚写了一部名为《阅微草堂笔记》的书，有意与《志异》相颉颃。纪氏弟子盛时彦在为其恩师《姑妄听之》的跋文中引述纪氏的话说：“《聊斋志异》盛行一时，然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在纪氏看来，著书之笔应是《世说新语》那样的魏晋笔法，“尚质黜华，叙述简古”,而《志异》“一书而兼二体，所未解也。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今燕昵之词、媟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之？又有未解也。留仙之才，余诚莫逮于万一；惟此二事，则夏虫不免疑冰，”这就是“灼然与才子之笔，分路而扬镳”的由来。由此可见，二人著述的立意是大相径庭的。纪氏所云“留仙之才，余诚莫逮于万一”,确有谦谦林下之风，但他著书的目的在于“大旨要归于醇正，欲使人知所劝惩”,正如盛跋所云“虽托诸小说，而义存劝戒”,一个著书是为了诲道设教，义在劝惩，曲终奏雅，以礼法为归；一个著书是宣泄抑郁孤愤，痛诋时弊，志在鞭挞，创作目的的不同是两人所处地位和际遇不同使然，不足为怪。但是，纪氏不懂得“描写委曲”、“描绘如生”正是小说艺术魅力之所在，他不懂得小说创作的ABC,因此，他的《阅微草堂笔记》不仅不能与《聊斋志异》并驾方轨，双星同曜，其地位是大逊《聊斋志异》一筹的。
《聊斋志异》接纳诸流，化腐为神，小说备人鬼之态，兼真幻之长，聊托物以幻化，寓至情于奇想，终于成为我国古典文言小说的极致，这也是它历久不衰，众口相沿，葆有永恒艺术生命力的根本原因。当我们把《聊斋志异》作者自志的意旨了然于心，明晰了作者的苦心孤诣，那么，蒲老夫子在九泉之下也就不会为谬无知音而视为憾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