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年来笔一枝 不为索靖即张芝”

书友和知音王世镗于1933年病逝后两年，于右任赋《挽积铁子王鲁生先生四首》,以寄念情。其中“三百年来笔一枝，不为索靖即张芝”句，对王世镗草书艺术作了高度的评价。而于右任的草书，也可以此诗句来评述。
在《标准草书 ·自序》中，于右任说：“余中年学草，每日仅记一字，两三年间，可以执笔。”可见他对识草这一关是下了大功夫的，并由此体会到掌握草法之艰难，萌发了构建“标准草书”这一艺术蓝图的想法。于右任最早接触到草书是在少年读私塾的时候，私塾先生把所谓的王羲之《十七鹅》草书帖让学生们临写，“每一个鹅字，飞、行、坐、卧、偃、仰、正、侧，个个不同，字中有画，画中有字，皆宛然形似，不知其原本从何而来”。(《牧羊儿自述》) 1927年前后，他开始广泛搜集历代草书及其论著，进行潜心揣摩和研究，结果发现一大草书文化现象，即草书《千字文》在历代草书中最为繁多，且可构成时序性发展的系列。他收集到的草书《千字文》,包括刻石拓本和墨迹本，有一百多种。另外，著名的皇象 《急就章》松江本，也曾归他收藏。
1932年，于右任邀集同好，在上海成立了 “标准草书社”,至1936年这四年间，一批爱好草书的同仁在他的主持下，开展了前无古人的草书标准化研究。沈尹默也曾到他寓所共同探讨，并作 《题于右任 〈标准草书〉 歌》:“高论尝闻静安寺，整齐百体删草字。美观适用兼有之，用心大与寻常异。……爱此标准草书名”(《沈尹默论书丛稿》)。
研究工作刚开始，于右任 “每以书之编制与旨义语人，人多以通汇章、今、狂，以成书，字不同姿，人不同习为难事”。(刘延涛《标准草书·后序》)又常告诫草书社同仁，选字毋取死笔，钩字勿作死笔，说：“二王之书，组织未必皆巧，而各有奇趣，甚者愈拙而愈妍，以其笔笔皆活，随意可生姿态也！试以纸覆古人名帖仿书之，点画部位无差也，而妍媸悬殊者，笔活与笔死也。”(刘延涛《于右任临标准草书千字文后序》)当《标准草书》集字双钩百衲本于1936年7月编成，由汉文正楷书局出版时，于右任亲撰“自序”,对特标“标准”、特选“千字文”作了说明。“吾国习称，文之善者曰文豪，草之善者曰草圣，谓之重视草书也可，谓之高视草书也亦可。故善之者，或许其通神，或赞其入道，或形容其风雨驰骤之状，或咨嗟其喜怒情性之寄，而于字理之组织，则多所忽略！”于右任以“标准”来强调“字理”,其原则： “易识”、“易写”、“准确”、“美丽”。这四条原则，把草书生存的文化本义——易简、草书发展的文化走向——审美及草书依赖的文化素材——汉字(准确，即是草字的构成必须合字理，不准确便为天书)都概括到了，我们切不可把“标准”理解为四原则中的一项 “准确”。
于右任发现草书《千字文》在草书艺术的发展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说：“隋唐以来，学书者率从文习起，因之草书名家多有千文传世，故草书社选标准之字，不能不求之于历来草圣及其千文，一因名作聚会，人献其长，选者利益，增多比较，二因习用之字，大半已俱，章法既立，触类易通”。这第二条实际已点明草书 《千字文》何故会构成隋唐以来的时序性系列。可惜未对其稳定草法的作用作进一步阐发，更未能从文字内容与书法艺术的关系上对其作本质意义的探索。但百衲本所选之草字，不以名贤为限，体现了于右任博大的文化胸襟。“字无论其为章为今为狂，人无论其为隐为显，物无论其为纸帛为砖石，为竹木简，唯期以众人之所欣赏者，还供众人之用。”这一艺术胸怀，源于他的平民出身，源于他录碑学碑的深刻体会，源于他反封建的革命思想，也源于他跟王世镗的结识。

于右任 《草书千字文》

王世镗，字鲁生，号积铁老人，天津人，专心于草书，尤重章草，对世传的《草诀歌》深有研究，集百衲本《稿诀》刻石于汉中。拓本传出，被人掩名诡称私藏古碑拓本，以行欺世谋利。王世镗人微言轻，起诉无力，反遭一些所谓书法家的恶意中伤。他以卖字为生，1932年替汉中驻军段象武旅长作书。但段象武虽学过于右任书体，却看不出王世镗书作的长处，便将其寄给了于右任。于右任接书，立即发电给驻军军部，说是当今之世不可多得的佳作，务必速将书家送来南京。王世镗到南京后，于右任极为高兴，“尽出室藏”,供王世镗进一步深研草书，完成了《稿诀集字》定本。于右任一方面帮他重新起诉《稿诀》被盗名案，得以胜诉；另一方面嘱人收集散在民间的王世镗书迹，视他为书友、知音。当时有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于右任身居要职，一代书界名流，却与一介布衣莫逆相交，似有失身份。于右任对此一笑置之。可惜，王世镗居南京一年即病逝。于右任料理其后事，集印其书法，亲题署 “王世镗先生遗墨”。于右任撰、王世镗书的 《于母房太夫人行述》模勒上石，原涂改、圈钩之处一任依旧可见于右任对他的一片心迹。1957年，于右任 《喜见居延汉简出版》,吟七绝三首，其二：“故友书家王世镗，心魂日日在敦煌；及闻得宝居延海，垂死犹呼木简香”。难怪当初有人要说：“鲁生得右任而书名益显，右任得鲁生而笔意倍高。”
《标准草书》至1967年，先后共出版发行过十次，不包括1949年后的大陆版。于右任对其修订达五六次，是他倾注大半生心血的艺术结晶。
毛泽东对 《标准草书》十分赞赏。1959年10月16日，他要秘书田家英把已有的各种草书字帖清理出来，集中放到他的起居室，指名包括“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毛泽东生前曾称赞过两位现代书法家，一是沈尹默，一是于右任，认为于右任草书写得很好，有骨力，《标准草书》是很有意义的，要学草书就非先学《标准草书》不可，可作为草书的入门之径。还有《草诀歌》,这两本帖对学好草书极有用。
正当于右任在政务之暇专心于草书标准化研究，以推广这一“利器”的时候，抗日烽起，他夜泣一诗，倾诉心声： “艺成不济世，翻致百忧集；因之早屏除，戮力赴时急。……抱器苦日短，得时复操执。草圣秘其传，大法无由立；吾能助学人，闻一以知十。……嗟尔痛臂翁，发白中夜泣！”(《痛臂翁·1938年1月8日晚臂痛偶成》)他曾对人说：若使吾能专意竟斯功，一切皆可放下。这就是爱国老人于右任的复杂而矛盾的文化心态。他一边积极投身抗日救国，一边忙中偷闲，提毫疾书。1937年深秋，周恩来和朱德在南京拜访于右任，请他为正在筹办的《新华日报》题写报头，他欣然应允。第二天，负责《新华日报》筹办工作的潘梓年送去了宣纸。于右任趁兴一口气写了十九幅，交潘梓年带回选用。在武汉和重庆，他也总要抽闲习书，常临书隋人章草《出师颂》帖，一写就是五十多张。
于右任的草书绝大多数均为字字独立的今草，偶尔才有连笔二三字的，但气势博大而带有狂意，点画质朴劲节且似章草，厚实凝重而又流畅洒脱，拙巧合为一炉，小草、大草、章草合为一炉。如“文官不爱钱武夫不惜死天下太平矣”,以他深湛的碑体楷书功夫，化为草体，不见章草的波磔，却时时露章草的笔意。于右任的草书，给人的视觉感受很有速度感，似运笔疾飞，但细细审之，又处处见留驻，形成了体圆笔方的艺术形象，与他的碑体楷书的体方笔圆的特色，恰成鲜明的对比。如《与开明千文四条屏》,神灵如飞的速度和笔笔用劲节的力度，交融一体，十分耐看，构成了独具风格的“于体”,艺术性极为丰富，调和了诸种似相矛盾而又辩证统一的书法审美成分。
从于体楷书的体方笔圆到体圆笔方的于体草书，说明于右任深谙孙过庭《书谱》“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 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
于体草书寓巧丽浓烈于简约质朴之中，犹如茅台、汾酒，看似清澈如水，品则醇厚芬芳。其简约之旨，正体现了他在《标准草书》中所提出的四忌：忌交、忌触、忌眼多、忌平行。并强调以 “变化”和形断意连的“应接”来表现巧丽浓烈的一面，对明清以来的连绵草和历史上的一笔草，则取其理而摈其法，申明： “威而不猛，亦是发人深省。盖媚如无骨，与夫剑拔弩张，俱失之也！”

于右任草书

威而不猛，就是于右任书法艺术最鲜明的个性风格。由此观照其书法的点画形象和艺术意象，才能品得真味。
于右任在1941年还创办了 《草书月刊》,至1948年共出六期，是当时国内唯一的一本研究草书的刊物。草书社、《标准草书》、《草书月刊》和于右任的草书创作，构成了他中年以后的书法文化倾向——明理变法，振兴草书。他在《标准草书》中说：“古人论画，谓其无定法，而有定理，吾谓书道亦然。法与理异，法可因人之习惯秉质为转移，理则心同而皆同也。”又强调：“广草书于天下”,“发扬民族传统之利器”,为当今急务。
于体书法的个性特征，不仅表现在他的碑体楷书和寓碑意于帖草的草书上，更表现在他的行书中。在他中年学草的同时，他把草帖的流畅潇洒和纵放奔腾，巧妙地融入扁方奇险、质朴刚劲的碑楷之中，形成了奇宕非凡的碑帖合一的行书。这在《右任墨像》(1932年友声文艺社印行)及以后的作品中时时可见。他始终不受碑帖优劣纷争的干扰，兼蓄并取。他的楷书是以碑面示人，笔意藏帖；他的草书是以帖面示人，笔意藏碑；而他的行书，则以碑帖调和的点画形象，直接诉之于视觉，气格和艺术的成熟性远在赵之谦之上。赵之谦是清末始创用碑的体格写行书的著名书家，但拘泥于刻意的心态之中，缺少一点豁达、洒脱，举重而不轻。而于右任的行书，举重若轻，北碑的横势运动和传统帖学行书的纵势运动，被泥牛入海般地消解了，特别是字内布白和字外布白的空间分割，实在妙不可言。他把一些点画结构，或置紧或置疏，跌宕奇逸，使字形边缘构成非方非圆的不规则状，既形成了字内布白的气息冲突，又形成了字外布白的气息冲突，这两种气息冲突在形断意连、笔连形割(割白)中开合聚散，构成一种大气磅礴的气流运动。这一大气磅礴的气流运动，似乎是有一巨手在一片平静的空中所搅动产生的。这一搅动的轨迹，就是黑色的点画。而黑色的点画，笔笔精到，意力俱在，不疏不猛不霸不重，挥运自如，既随心而动，又俱入笔理。至晚年，于右任的草书也达到了这一境界。
马叙伦《石屋余沈》有二处提到于右任的书法。“上海西爱咸斯路(今名永嘉路)一店中，有镜框中盛于右任书陶诗一幅，余每过必伫观之。盖与予称其杭州湖滨题碑字相类，真迹也。然谛视此为绣成，工手亦不恶矣。近有两派恶书，即学右任与康长素者也。于、康字皆不恶，康犹胜于远甚。然二人似恃其善书，有玩世之意。亦有所作随意为之，亦入恶道者。故流遂致于此。”(《于右任书》)又说： “于右任能书，自谓其书如梨园之客串。其书实有自来，而太无纪律，摹古自造，亦两不足。……其近作转不如前，由太随便也。” ( 《张静江书》)
确实，于右任中年习草后，有一些书作因平时应酬而写得较为随便。但不能依此而论定于右任的书法艺术成就。论书当论其精者，且应观其一生之轨迹。就如评陆游诗，《剑南诗稿》并非篇篇为佳作。“玩世之意”,“康犹胜于远甚”等语，更失之偏颇。于右任何曾 “玩世”?康有为书法极具个性，才气横溢，得力于《石门铭》,但举笔施力施气太甚，时露笔疏锋疏之弊，视觉形象先声夺人，而乏耐人寻味之深意。这一点，康有为就不如于右任了。
综上所述，于右任的书法确实可以“于体”为名，他一生的书法创作、书法研究和书法活动，包括寻碑捐碑、举荐王世镗、创立草书社、编定 《标准草书》、创办 《草书月刊》等，奠定了他在现代书法史上的一代大家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