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场辛苦磨成鬼”

以场屋考试为主要形式的人才选拔制度，其考场条规十分严格，到了后期，几乎森严得可怕。康熙时规定考生入场，只有穿拆缝衣服，单层鞋袜，可带小凳、食物、笔砚等。但自乾隆九年顺天乡试出现重大科场舞弊案后规定：考生入场只许戴单层毡帽、穿单层袍褂，皮衣要去面，毡衣要去里、单层袜，单层裤、薄底鞋。凡卷袋不许装里，砚台不许过厚，笔管要镂空、水注要用瓷的、木炭只许长二寸，蜡台要用锡的，只许用单盘的，糕饼、馒头都要切开，考篮要编成玲珑透眼、上下如一的规格。在点名时，差役排成两行，还要把考生的衣襟，鞋袜全部脱下重新搜查一次，严格的连肛门里也要查看。经过这种非人的检查之后，方准考生入场。接着呜炮三响，贡院大门和龙门就马上关闭、加锁，交由监卫人员把守。宣布考试后，考官再将考卷从号房的缝隙中送给考生，紧张的考试才正式开始。号房每间高六尺、深四尺，宽三尺，无门。东西两面的砖墙离地一至二尺，砌成上下两层砖缝，上有木板数块可以移动。白天将木板分成两层，上层是桌、下层是凳，晚上将木板并到下层，就是一个简易的床铺。凡在考试期间，考生们吃饭、睡觉、写文章，都离不开这几块木板，因此，人们称它为“生命板”。考生坐在号房里，要求头、脚都露在外面，好监视，正如囚徒一样。为了监视考生的活动、在考场的东西南北各有了望楼一座，在贡院的四周有围墙两层，外墙高一丈五尺，内墙高一丈，围墙四周，编设荆棘，因此人们把贡院又称为“棘闱”。在考试的时候，每一位考生还有一名考君专门监视。对这严格的科场清规及繁琐的程序，考生们叹息道：“三场辛苦磨成鬼，两字功名误煞人。”形象地揭露了考场的艰难与辛酸。
明代有一位举子，叫艾南英，他自十八岁参加科举考试，历时二三十年，一生都未入仕，饱尝了考场的艰辛，在他年老以后，特写了一篇回忆文章，以嬉笑怒骂来述说考场的艰辛。
据他说：科举考试有五大考。第一考叫季考，每季都要举行，这属于郡县官员的考试，主要是考核课程和基础知识，其实是考背功。其二曰观风，凡是朝廷的大员或者御史来到郡县，都要选拔优秀的学生举行一次观察性的考试，这是向上级展示本郡县的教育质量和学风、士风。其三是岁考、这是中央派驻地方的督学专门对学生进行的一年一度的常规考试，很类似通考的性质，具有促进地方教育，地方甄别人才的作用。其四为科举考试，即三年一次的大比考试。这一考又分作三段两级，县上选拔优秀的学生送到郡，州郡选拔优秀的学生送给省督学，在督学那里通过了考试，算完成了童试，就是取得了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之后才进入国家正规举行的科举三级考，即乡试、会试和殿试。如果能进入正规考试的乡试，这已是考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不知要付出多少寒暑的辛劳，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十年寒窗。此后进入科举的漫长的鏖战。有的人会鏖战几十年而没有结果。
考试的规矩也很多，非常严格。就拿非正规科试的督学试来说，府衙中响过三通鼓之后便开始检查考生。在冬天，哪怕是冰天雪地，所有考生都要站立门外，解开衣服，露出胸怀，左手拿着笔砚，右手提着脱下来的布袜，听郡县的主考人唱自己的名字，然后按顺序走到督学面前。每一个考生有两名搜军，得脱得一丝不挂，从头发到脚跟，全得检查。经过一番折腾，就是身体非常结实的考生也都冻得浑身颤抖。而督学大人则穿着朝廷亲赐的红袍，围着暖烘烘的铁炉，在悠然自得地“观风”。到夏天，不管天多酷热，考生都得穿着厚布衣站在太阳下等待检查，检查完毕已是汗流夹背。等考试开始，几百人在考场中，从身上蒸发出来的汗味熏得考生头晕脑胀，但又不敢喝一口水，因为凡是离开座位，就要在你的考卷上用红印打上记号，这样一律按考试作弊论处。所受的罪，常人无法想象。考试开始，一个教官宣读题目，这是第一道续；然后一个书吏拿着牌子，上面写着题目，下面巡视一圈，这叫重听；有时题目还未看清，书吏一闪而过，考生只得凭运气而考。考场上，东西南北四角上各有一名了望军，死死盯着每个考生，如果发现有四顾说话者，他们便用朱印打在考生的卷边上，这叫越规，文章考得再好也一律降一等。由于考场座位的狭小，搞得腰酸背痛，即使小便都不得自由，谁都害怕那个红标志打在自己的卷子上。还有的为了防止夹私，一律将砚台收到督学那里，发给每人一块青石，这青石滑得不能沾墨，写起来非常吃力，一篇文章未完，手脚已经酸痛无力，很难坚持到考试结束。考试时，如果运气不好，坐在屋檐之下，碰考下雨季节，雨水倾注，只得以衣裳挡着卷面，卷子未答完，衣裳已经湿透。考试结束，走到督学的面前，双脚跪下，请督学宣读优劣。在督学试中，考生所受的待遇叫人不寒而栗。
至于到了乡试，也就是省城的考试，搜查的地方还紧，而且搜查的名目特别多，督学试与之比较，真是小巫见大巫。每个考生都是在高度的紧张和恐惧中，完成自己的考试的。所以即使侥幸者都不堪回首。
所以艾南英回首其科场生涯，当有人问他为什么放弃科举，不以自己的才识报效国家时他则回答说：“虽然我非常勤苦，但我经受不住那种恐吓和非人的束缚。不如永远做个书生，老死乡里罢了。”明代正统四年，只有二十三岁的施槃，以“红云紫雾三千里，黄卷青灯十二时”的诗句，告别了送行的朋友，前往北京参加会试，一举夺得头名状元，轰动朝野。但是一连的几场考试，累垮了他的身体，只能喝着一碗碗的苦药，体味中状元的喜悦。但这样的品尝也没有过多久，就因病死去。南宋的一个状元更加不幸，出了考场就病倒不起，当状元喜报送到家门的时候，他家里却在震天动地的号啕大哭，原来他已经在三天之前命归黄泉。过去，人们说他们命薄，其实，是“三更灯火五更鸡”,“二月杏花八月桂”的科举制度推残了他们的身体和精神。
在科场中，一个人一生有好些年要在如此非人的境况中历尽艰辛，它使读书人的身体和心灵都受到极大的摧残和扭曲，使人们的教育观念发生严重的畸形和变态。遭受这种折磨的人，一旦从“媳妇”熬成了“婆婆”,其变本加厉的心态是可想而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