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的提出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源于1931年10月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在上海发起的和平会议。这次会议就外交政策达成妥协：一、实行统一外交，对外交涉由南京中央负责，广州不办外交；二、如果日军来攻，应该抵抗，用武力来对付它，不要不抵抗；三、不主张对日宣战；四、不主张退出国联^[1]。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囿于“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政策，坚持“不抵抗主义”,结果丧师失地，国难深重，全国抗日潮流高涨，“不抵抗主义”遭到猛烈抨击，走入死胡同，国民党内部对日政策发生纷争。11月初锦州、天津事件后，国民党当局指导思想开始从“不抵抗”向“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过渡。以戴季陶为委员长的特种外交委员会11月间向国民党中政会提出《处理时局之根本方针》的报告，就对日政策提出三项建议：“第一，中国无论如何，决不先对日宣战；第二，须尽力维持各国对我之好感；第三，须尽力顾虑实际利害，但至万不得已时，虽在军事上为民意而牺牲，亦所不恤，惟必须筹划取得真实之牺牲代价。”^[2]蒋介石和国民党中政会完全同意这个建议。
12月初，汪精卫对外界发表谈话称：“至于应付目前外交办法，兄弟以为有八个字‘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这次日本的举动，正如强盗明火打劫一般，我们如果遇着强盗入室，唯一的方法，便是一面向他迎头痛击，一面鸣笛报警，协同捉拿。”^[3]
锦州失陷后，孙科内阁外长陈友仁主张对日宣战。这一对日外交新政策显然不符合暂时下野的蒋介石的心思。1932年1月11日，蒋介石在奉化武岭学校发表《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的演讲，提出“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的对日方针。他说：“我国外交方略尚未用尽，国力自卫，毫未充实，反与日本首先绝交与宣战，而实与日本以恣行无忌口实，不仅自失其国联盟约、非战公约与九国公约之权利……而且与中国以破坏公约、破坏和平之责任，如此中国诚陷于万劫不复之地。”^[4]“不绝交、不宣战”是针对抵抗而言的，即在不绝交、不宣战的前提下进行有限度的、局部的抵抗；“不讲和、不订约”是针对交涉而言的，即在不讲和、不订约的前提下，与日本进行交涉，寻求妥协。
18日，蒋介石和汪精卫在杭州会谈，否定了孙科、陈友仁的外交政策，同意汪精卫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主张。晚上，蒋介石招待汪精卫和孙科就餐，即席表示：“余不入京，则政府必贸然与日本绝交，绝无通盘计划，妄逞一时血气，孤注一掷，国必亡灭。”^[5]他离杭赴京前对新闻记者说：“余无特殊之主张，汪先生之主张即为余主张。”^[6]
“日僧事件”后，蒋介石谈到对日方针时说：“若国际之约束无效，交涉之结果不利，日本帝国主义复怙恶不悛，非完成其侵略压迫之野心不止，则我亦惟本不屈服之决心，始终不与之妥协，而且朝野一致，作最大努力之抵抗。”^[7]
23日下午，蒋介石、汪精卫、孙科在南京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日方案。晚上，孙科、何应钦、朱培德等在励志社商谈应付目前外交问题。对日应否绝交问题，国民政府政要连日交换意见，均趋慎重，汪、蒋一致主张“先行安内，方可攘外”。24日，陈友仁因其对日绝交主张未蒙国民党中央采纳，向孙科提出辞职。同日，蒋介石、汪精卫等在励志社举行中政会特委会，讨论对日绝交问题，主张仍采妥协政策。会议认为陈友仁外交政策，基于隔阂国情，徒为孤注一掷，故决定不采用，对陈提出的辞职不予挽留。28日，汪精卫在国民党中政会上作报告，全面申述外交问题的原则。“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正式成为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同日，中政会决定接受孙科辞去行政院长职务，以汪精卫继任。
“一二八”事变前夕，南京当局确定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为处理上海问题的指导思想。
蒋介石虽然在“九一八”事变时实行对日不抵抗政策，但若日本在中国最大的工商业都市和全国经济中心，也是国民政府财政和税收的主要来源地，并且毗邻首都南京的上海发动战争，南京当局是不会不对日抵抗的，否则，一旦日本扼死其经济命脉和占领其心脏部位，蒋介石的统治根基将会丧失。因此，日军如在淞沪滋事，中国必予抵抗。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初，南京国民政府就有此决心。“九一八”事变后，鉴于日军在中国各处挑衅，国民政府判断日本有可能“以兵力与日侨自由行动，利用各种手段，捣乱长江，破坏我之金融基础，而置首都于兵力威吓之下，希图造成从前江宁条约的形势”^[8],决定如果日军在上海发动进攻，即予回击。1931年9月22日，熊式辉参谋长向蒋介石请求对策谓：“淞沪为通商巨埠，日舰驻泊甚多，交涉万一不能迅速解决，日方扩大行动，对我要塞、兵工厂及重要各机关实行威胁或袭击时，我陆海军究如何行动？”蒋答复说：“应正当防范，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9]10月6日，日舰大举来沪，且有即日在华界登陆的报道。蒋介石指示上海市长张群：“日本军队如果至华界挑衅，我军警应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10]1932年1月23日记者采访接替张群的新任上海市长吴铁城，问：“如果日人不顾一切而大举骚扰，则市长之意以为如何？”吴答：“此事中央政府早有命令，如果有人侵入内地领土，决采正常防卫。”^[11]24日，记者在南京中央党部问汪精卫：“如暴日不顾国际公理，万一有占领上海之企图，将取若何态度？”^[12]汪表示当然抵抗。
但南京当局又担心抵抗弄不好会引发中日间的全面战争，破坏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政策。因此，在淞沪战争爆发前，南京当局考虑只要日本在上海的挑衅不超过武力侵占上海，不进逼首都南京的限度，在上海即使妥协退让，也要尽量避免冲突。
1月22日，蒋介石、汪精卫在南京召集孙科、何应钦等商讨内外方针，吴铁城向会议报告日人在沪暴乱情况，蒋仍坚持“先安内后攘外”的主张^[13]。23日，蒋、汪和孙科再次商讨对日政策，“蒋、汪两氏咸主先行安内，方可攘外”。会议决定命令吴铁城制止民众抗日，“由军政部长何应钦将第十九路军于五日内调离上海，派宪兵第六团接防”^[14]。同日下午，吴铁城同蔡廷锴、戴戟讨论，认为若不接受村井的第四项要求，日海军陆战队必然有所行动，决定如果陆战队侵入华界，准备予以抵抗，并致电国民政府请求对策。行政院长孙科与汪精卫、蒋介石立即详商应付上海事件的办法，结果“佥主我方应以保全上海经济中心为前提，对日方要求只有采取和缓态度，应即召集各界婉为解说，万不能发生冲突，致使沪市受暴力夺取。至不得已时，可设法使反日运动表面冷静，或使秘密化，不用任何团体名义，俾无所借口”^[15]。国民党中央先后派张静江等一批大员到沪，向上海市政府传达旨意：应以和缓手段避免冲突，让上海得以保全。
在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三令五申下，上海市当局“本中央保全上海经济中心，隐忍避免冲突之原则，筹思缓和应付之办法”。25日晚，吴铁城邀集上海各界谈话，“莫不要求保全地方，请由市政府、市党部明令将各界抗日会严加取缔，一面由民众团体响应自动解散，然后据以答复日领，则中央及地方双方均能顾及”^[16]。考虑国民党中央及上海地方各界的要求，上海市政府决定完全满足村井21日提出的要求。
27日下午，吴铁城同何应钦、司法院代院长居正、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叶楚伧、前上海市长张群等人在市政府商量对策，决定避免冲突，接受村井所提全部要求。南京当局对此表示首肯。当晚11时，上海市政府密令公安局、社会局会同各区所取消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及其分会。28日，国民政府向上海市政府传达命令：“一切抗日团体，概行取消。”^[17]上海市政府遵命取消了各抗日团体。下午1时45分吴铁城复文村井，表示全盘接受其4项要求。
南京当局为缓和事态，派非战斗部队宪兵第六团接替十九路军在闸北的防务，以缓冲其间，希望中日两军不发生冲突。该团27日晚8时在南京上车，28日正午抵达真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