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运动中“左”的倾向

王炳林在《党史通讯》1987年12期上撰文对“一二·九”学生运生的失误作了分析。他认为，半个世纪前的以学生运动为主体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对激发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促成全面抗战的局面，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这一爱国运动也曾出现过学生运动常见的小资产阶级过激式的“左”倾偏向，其具体表现为：
一是无限期罢课，打消耗战。在示威游行后，学生情绪高涨的情况下，以适当罢课来巩固运动的成果是必要的。但是，学生没有在罢课达到一定目的后乘胜收兵，反而两次做出了无限期罢课的决定。
二是下乡宣传中的偏激行为。在下乡宣传中，有些宣传口号过高，脱离实际。一些激进的学生只是热烈拥护苏联，容不得反对意见。
三是以“三·三一”游行为典型的冒险主义。1936年2月20日，国民党政府颁布《维持治安紧急办法》,在这种白色恐怖下，学生运动本应注意保存力量，避免硬碰。但北平学生1000余人却于3月31日在北平大三院礼堂举行大会，追悼惨死狱中的北平十七中学学生郭清，并举行了抬棺游行。结果，学生队伍被军警打散，被列入“黑名单”的一些学联干部和民先队负责人，在这次游行中被捕。
四是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首先对中间学生不够重视。忽视了中间学生的读书要求，甚至给想读书的学生扣上“反动”、“汉奸”等帽子。其次，在师生合作方面也有不足。运动初期，师生对立较为突出。教师对学生的行为稍有异议，便遭学生指责。再次、没有争取学校当局这个暂时的同盟者。
这些“左”的偏向，使“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意义和实际作用受到了一些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