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席记　孙犁

真是一方水养一方人。我从南几县走过来，在蠡县、高阳，到处是纺线、织布。每逢集日，寒冷的早晨，大街上还冷冷清清的时候，那线子市里已经挤满了妇女。她们怀抱着一集纺好的线子，从家里赶来，霜雪粘在她们的头发上。她们挤在那里，急急卖出自己的线子，买回棉花；赚下的钱，再买些吃食零用，就又匆匆忙忙回家去了。回家路上的太阳才融化了她们头上的霜雪。

到端村，集日那天，我先到了席市上。这和高、蠡一带的线子市，真是异曲同工。妇女们从家里把席一捆捆背来，并排放下，她们对于卖出成品，也是那么急迫，甚至有很多老太太，在乞求似的招唤着席贩子：“看我这个来呀，你过来呀！”

她们是急于卖出席，再到苇市去买苇。这样，今天她就可解好苇，甚至轧出眉子，好赶制下集的席，时间就是衣食，劳动是紧张的，她们的热情的希望永远在劳动里旋转着。

在集市里充满热情的叫喊、争论。而解苇、轧眉子，则多在清晨和月夜进行。在这里，几乎每个妇女都参加了劳动。那些女孩子们，相貌端庄地坐在门前，从事劳作。

这里的房子这样低、挤、残破。但从里面走出来的妇女、孩子们却生得那么俊，穿得也很干净。普遍的终日的劳作，是这里妇女可亲爱的特点。她们穿得那么讲究，在门前推送着沉重的石砘子。她们的花鞋残破，因为她们要经常在苇子上来回践踏，要在泥水里走路。

她们，本质上是贫苦的人。也许她们劳动是希望着一件花布褂，但她们是这样辛勤的劳动人民的后代。

在一爿烧毁了典当铺的广场上，围坐着十几个女孩子，她们坐在席上，垫着一小块棉褥。她们晒着太阳，编着歌儿唱着。她们只十二三岁，每人每天可以织一领丈席。劳动原来就是集体的，集体劳动才有乐趣，才有效率，女孩子们纺线愿意在一起，织席也愿意在一起。问到她们的生活，她们说现在是享福的日子。

生活史上的大创伤是敌人在炮楼“戳”着的时候，提起来，她们就黯然失色，连说也不能提了，不能提了。那个时候，是“掘地梨”的时候，是端村街上一天就要饿死十几条人命的时候。

敌人决堤放了水，两年没收成，抓夫杀人，男人也求生不得。敌人统制了苇席，低价强收，站在家里等着，织成就抢去，不管你死活。

一个女孩子说：“织成一个席，还不能点火做饭！”还要在冰凌里，用两只手去挖地梨。

她们说：“敌人如果再呆一年，端村街上就没有人了！”那天，一个放鸭子的也对我说：“敌人如果再呆一年，白洋淀就没有鸭子了！”

她们是绝处逢生，对敌人的仇恨长在。对民主政府扶植苇席业，也分外感激。公家商店高价收买席子，并代她们开辟销路，她们的收获很大。

生活上的最大变化，还是去年分得苇田。过去，端村街上，只有几家地主有苇。他们可以高价卖苇，贱价收席，践踏着人民的劳动。每逢春天，穷人流血流汗帮地主去上泥，因此他家的苇才长得那么高。可是到了年关，穷人过不去，二百户穷人，到地主家哀告，过了好半天，才看见在钱板上端出短短的两截铜子来。她们常常提说这件事！她们对地主的剥削的仇恨长在。这样，对于今天的光景，就特别珍重。

————一九四六年

孙犁擅长描写河北白洋淀的水上风光，勾勒白洋淀一带的女子形象。这篇《织席记》，以近乎速写的笔调，记叙了白洋淀织席女子的劳动场面和今昔对比，以小见大，反映了时代和社会的沧桑变化。

作者要写的是织席，但是偏偏从他处着笔，先从南几县的线子市写起，写女子们怀抱着棉线，从四面八方的乡村匆匆赶来，急急地出售，买回棉花，又匆匆而归。作者描写了一个细节：“霜雪粘在她们的头发上”，然而直到回家的路上，“太阳才融化了她们头上的霜雪”。这个小小的、不易被人察觉的细节，充分显示了乡村女子的辛苦和艰难。

写线子市上的女子，为的是给织席女子作铺垫。作者来到端村，这里的席市的情景，和上文写到的线子市，“真是异曲同工”。作者用寥寥数笔勾勒出了乡村集市的风情，表现出织席女子们急于卖席的急迫心情。因为她们只有迅速卖出席子，才能再到苇市买苇，当天回家解苇，甚至轧出眉子，赶制好下集的席子，维持简单的再生产，挣得生活所需。织席女子的艰辛由此可见一斑。

文章采用了类似电影中的快切手法，只用了两个过渡句，就从席市的场景迅速转换到织席的场面：“在集市里充满热情的叫喊、争论。而解苇、轧眉子，则多在清晨和月夜进行。”

在这里，“几乎每个妇女都参加了劳动”。终日的劳作，并没有销蚀女子们的俊俏和干净，没有磨去她们劳动的热情和乐观的天性。她们没有过高的奢求，“也许她们劳动是希望一件花褂子”。

作者描写了一个动人的织席场面：在广场上，“围坐着十几个女孩子，她们坐在席上，垫着一小块棉褥。她们晒着太阳，编着歌儿唱着。她们只十二三岁，每人每天可以织一领丈席……”女孩子们并不以此为苦，反而说“现在是享福的时候”。

写这样的劳动场面是为了和下文提到的不久前的岁月作对比。那时，日本侵略者正蹂躏着白洋淀周围的村庄，“是端村上一天就要饿死十几条人命的时候”。敌人决堤放水，导致两年绝收；敌人统制了苇席，低价抢收，“不管你死活”。

抗战胜利了，织席女子们“绝处逢生”。解放区的民主政府扶植苇席生产，使织席女子们“收获很大”。政府还将苇田分给穷人，使人们有了“生活上的最大变化”。这样，彻底打破了少数几家地主对生产资料的垄断，不再使他们能“高价卖苇，低价收席”，穷人彻底翻了身。

这篇文章取材虽小，但开掘颇深。就像一滴水也能反映太阳的光辉，作者凭着敏锐的眼光，从寻常的苇席中，从织席女们的平凡劳动中，发现了并不寻常的时代巨变和社会进步，给那个新旧交错的时代保存了一幅珍贵的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