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叶

因为看红叶，特地跑到绍兴去。上海是春天连蝴蝶也不肯光降的，秋天除了墓地里的法国梧桐呈着枯黄以外，红叶这一样东西从未入梦，更何论实景了。
绍兴是水乡，但与别处的水乡又不同。因为原来是鉴湖，以后长出水田来，所以几百里广袤以内，还留着大湖的痕迹。在这大湖中，船舶是可以行驶无阻的，几乎没有一定的河道，只要不弄错方向，舟行真是左右逢源。
在这样交叉的河道的两旁，我们鉴赏着绍兴的红叶。红叶是各地不同的，我与春苔、以刚两位谈论着：绍兴的是桕叶，红叶丛中夹着白色的桕实，有的叶只红半片，余下的半片还是黄绿，加上桕实的白色，是红绿白三色相映了；杭州的是枫叶，是全树通红的，并没有果实等等来冲淡它，除了最高处的经不起严寒变成了灰红色以外；北京人最讲究看红叶，这时我想起老友林宰平先生来了，我们的看红叶完全是他提起兴趣来的，也赖他的指示，知道北京人所谓看红叶完全是看的柿叶。柿叶虽然没有象绍兴桕树那般绿白的衬色，也没有象杭州枫叶那般满树的鲜红，但柿树也有它的特色，就是有与柿叶差不多颜色的柿子陪伴着，使鉴赏者的心中除了感到秋冬的肃杀以外，还感到下一代的柿树将更繁荣的希望。
这时候我不知怎的，突然发生一种悲哀的预感，觉得我们的眼福渐渐缩小了。这不是很明显的事么，我们今年就没有看到京西的红叶？北京的柿子是着名的，虽在大雪的天气，整车的红柿子还推着沿街叫卖，柿子上盖着一层薄雪，因为老年人说吃了可以戒煤毒的，所以大家不怕冻的坦然吃着。而在上海是，要想买一个好好的柿子也得不到。橘子与苹果，是有 “生基斯德” 的，我们不愁没得吃。生基斯德如果不运橘子苹果来，我们一定没有橘子苹果吃了，柿子就是个好例。十几年前，一到这个时候，不是广东的柑子，福州的蜜橘，浙江的黄岩橘，都要上市了吗？ 生基斯德一到，这些东西完全销声匿迹了。而柿子更脆弱，简直不等生基斯德到，早已吓得魂不附体，不敢跨入洋场一步了。
于是我们大家在绍兴吃柿子。我预料，果子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也许是有一脉相通的。上海现在已经没有柿子的足迹，绍兴的领域也许只是十年五年的事了，再过五十年，一定只有深山荒谷里还找得着，与台湾的 “番席” 一样，必有汉人挑了担子从深山荒谷出来，一担柿子换一盒火柴回去，而这担柿子一入洋场，便放进玻璃柜里，上面写着大字广告道： “华柿： 新从深山荒谷得来，曾耗去子弹三万粒，步马枪各五千杆，本店店员采办队，尚有十八人负伤住院未愈，除略取医药费外，特别廉价出售，以飨各界士女，每个洋五十元正” 云。
岂但柿子的命运如此，衣食住各项的命运无一不如此。你到上海木器铺里去问，他们有没有一件木器，是用完全中国的木料，中国的油漆，中国的铁链做的？ 当然没有的。木料是从斐列滨、日本运来，漆是一擦便掉的，中国的锁钥无人中意，也只好改用洋锁了。最使你听了惊异的是，如果你一旦驾鹤仙游了，棺材也非斐列滨日本的木材不办，龙游寿木的来源据说早经断绝了。举个最近的例，我们这个《贡献》杂志的书皮上不是有一条棉线么，在上海各处大小杂货铺里搜求了两三天，竟得不到一根中国的棉线，结果还是用J.P.Coats的。
趁时看看中国的红叶，大概不久也要没有得看了。

(1927年12月15日《贡献》旬刊第2期)

赏析 本文有感于在上海吃不到柿子，而想到“广东的柑子，福州的蜜橘，浙江的黄岩橘”等国产鲜美水果，由于帝国主义在中国倾销水果而都销声匿迹了；不但水果，而且日常用的一切，从木器家具、棺材、钥匙与锁，到装订杂志的棉线，都被帝国主义垄断和霸占了中国广大的商品市场。他们利用这种垄断权，反过来巧取豪夺，吮血吸髓，扼住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与政治命脉。这无疑是一种尖锐的政治性主题，但文章基调却并不扼腕疾首和剑拔弩张，相反倒显得淡而悠闲：从作者一群人到绍兴看红叶写起，先写绍兴的湖光水色，次写绍兴的桕叶，杭州的枫叶，北京的柿叶等各种红叶间深浅浓淡的细微差别，再写北京城严冬挂着一层霜的柿子。但文章很快由抒写个人的闲情逸致转入对国家大事、民族命运的忧思。因为看红叶，由绍兴的桕叶而想到北京的柿叶，由柿叶而想到柿子，由柿子而想到在十里洋场的上海买不到柿子，由买不到国产水果而想到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命脉的垄断，这是一个旅游者随所见所闻自然而然产生的所思所感。旅游本来是寻求舒心惬意和解脱逍遥，但对于一个丧失主权的半殖民地的弱国子民来说，触景所生之情，不但不让人得着一丝悠闲，相反却使人陷入对民族命运的“悲哀的预感”与深深的忧虑之中。文章先写悠闲而继写沉痛，寄沉痛于悠闲而更见沉痛；同时使文章显得委婉有致，避免了单纯的直接议论常有的干枯僵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