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题十八首(其三)》 - 唐·司空图

[唐]司空图

交疏自古戒言深，肝胆徒倾致铄金。

不是史迁书与说，谁知孤负李陵心。

咏史抒怀，托史言理，是这首狂题诗的基本特点。诗人通过对历史教训的回顾，试图总结出一条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经验，这是本诗的立意所在。

诗歌的首句是全诗的主脑，它既是历史经验的概括，也是诗人自己的观点。由于作品旨在托史言理，所以起笔即以这种判断式的议论开篇。“自古”一语的使用，使作品一开始便切入历史，形成历史的纵深感，将理性判断建立在对历史的陈述之中，从而极大地增强了这一判断的说服力。当然，历史上对“交疏(即交浅)言深”的问题，人们看法并不一致。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人认为：“交浅而言深，是乱也”;另外则有人针锋相对，认为“交浅而言深，是忠也”(见《战国策·赵策四》)。然而，“乱”也好。“忠”也好，都毕竟是理论上的争辩，一旦接触现实，“交浅言深”所招致的往往都是灾祸，所以司空图对此毫不含糊地予以否定，并用一个“戒”字加以强调。从这里不难看出，严酷的历史与现实早已将诗人身上的书卷气和迂腐味一扫而光，使他看透了人际交往中的种种黑暗和险恶。正由于获得了这一经验和认识，所以作品接着以“肝胆徒倾致铄金”阐述交疏言深的危害性。“铄金”，犹言销金，是说众口所毁，能令金销熔，多用来比喻人言可畏。在旧社会，人心叵测，人言可畏，如果不是经过考验的真诚朋友，而对交浅者掬示肝胆之诚，倾吐肺腑之言，就很可能会导致“祸从口出”、“言多必失”的危险，徒然给自己增添麻烦，甚至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

诗歌在前两句理论概括的基础上，特别举出李陵的事情作为例证：“不是史迁书与说，谁知孤负李陵心。”意思是说，如果不是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为他指陈事情真相，谁还知道汉朝当权者亏负了李陵一片苦心呢！“史迁”即《史记》作者司马迁；“书与说”，以书信为之陈说；“孤负”，亏负。李陵投降匈奴和司马迁为之说情而受宫刑一事，已为人们所熟知，此处不赘。这里想简要介绍两点。第一，李陵初战告捷时，大臣们纷纷“奉觞上寿”，称赞汉武帝慧眼识英才，大拍马屁；可是，当李陵战败的消息传来时，他们非但无一人为之说话，反而个个大肆毁谤，落井下石，连其家属也一起被杀害。所以，李陵投降匈奴之后，在《答苏武书》中这样说过：“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负陵心区区之意。”第二，关于李陵率领士卒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英勇奋战的事实，《报任安书》中有较详细的叙述；关于李陵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投降匈奴的原因和动机，司马迁在该书中也有所推测，即所谓：“欲有所为”。从以上两点可知，司空图在这首诗中之所以搬出李陵的故事，主要是想证明李陵平时对汉武帝及其大臣们掬以赤诚肝胆，最后却落得众口铄金的结局，连自诉心迹的机会也没有。如果不是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陈述了事情的真相，甚至连后人也不知道朝廷亏负了李陵，可见人心惟危，岂可深言！

应该指出，丢开汉代统治集团内部的种种矛盾和斗争以及臣僚们相互之间的恩恩怨怨不谈，仅就李陵投降匈奴而言，这终究是一种不足取的行为，不应该加以歌颂和肯定。因此，司空图以李陵的故事作为自己的例证，也是失当的。然而，诗歌不是史论。诗人原不过是咏史抒怀，托史言理，借古喻今，至于对历史事件作何种理解，从什么角度予以借用，都是无关紧要的。诗人将自己的作品冠以一个“狂”字，便表明他原来就不准备正正经经地讨论历史。重要的是，诗人借此申述了一条处理人际交往的重要教训(即“交疏自古戒言深”)，而这一点，又恰恰是在尔虞我诈的阶级社会里必须十分注意的，它正从一个侧面揭露了旧社会的阴暗面。仅此已足。

这是一首哲理诗，因而表现出与司空图其他抒情诗截然不同的特征和风格。作品先以“交疏自古戒言深”提出中心观点，接着以“肝胆徒倾致铄金”，从交疏言深的危害性上作理论阐述，然后再举例论证，从而使短短的一首诗歌作品具备了现代论说文的典型特征。与此同时，它又显示了说理文观点鲜明、逻辑谨严和语言明快的风格。当然，诗歌的落脚点是为了表达作者对现实的不满和悲愤，所以它最终还是体现了作为诗歌作品咏史抒怀的艺术功能。